第15章 实事求是(3)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并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最早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他在信中从哲学上对当时红四军党内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一些错误观点的存在只是“历史的结穴”，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同年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为了反对党和红军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命题，并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这篇文章作为毛泽东最早的思想方法论著作，概括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针对一些人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联系实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级指示。他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要完成革命的任务，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若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盲目乐观，固守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以为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本本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既定的策略办法和措施，可以保证永久的胜利，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及其变化提出新的策略和办法，这样的思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他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注重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高呼要“反对本本主义”，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最早的专门讲思想方法的著作，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批判主观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教条主义，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5年12月，他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同时揭露了这一错误的哲学根源，批判了王明等人轻视中国革命经验、脱离中国具体国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错误。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军事斗争的经验，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阐述了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16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延安讲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讲以实践为基础的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根本规律，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我们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他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是讲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认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彻底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重点研究和解决思想方法问题。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反对“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

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和讲演，向全党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他说，主观主义的学风，“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态度和思想路线，“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是从中国实际和实践需要出发的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就是党性的表现。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学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毛泽东建议“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赋予了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这种唯物而辩证的阐释之后，“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新的科学概括。1941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从毛泽东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篇讲演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重点是反对作为“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的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普及。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使全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一致。同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党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曲折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面临的国内外、党内外形势出发，领导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奠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和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9月，党的八大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正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向自然界开战、由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全党同志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努力用新的观点方法对待新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迅速到来，由于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和经验不够，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在新的形势下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和损失。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局面，从1960年底开始，党和毛泽东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号召并带领干部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思和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工作之所以发生混乱，从思想方法而言，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因而强调实事求是，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回顾前段的工作情况并做自我批评，他指出，我们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情况明，就是要做调查研究。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最近几年来，调查研究做得少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不摸底了。他号召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来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但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由于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等现象日益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也日益严重，从1966年至1976年，发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历史性灾难，教训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