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2)
酒具有宣泄和排解情绪的现实功能,酒有时候受到人们的钟爱,正是凭借自身具备的这一优势。特别是男人,“泪泗不轻弹,凄苦自深埋”,内心深处承载的压力和苦水,不能像女人那样用眼泪和哭闹来释放和倾诉,于是借酒浇愁,让心理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致情绪失控产生非理性的举动。于是,男人在人生旅途上有一个呼之能来,挥之即去的忠实朋友,那就是酒。酒是一种烈性的带有很强刺激性的饮料,注定是狂放粗粝、风格硬朗男人的尤物。酒成全了很多三国枭雄、水浒英豪的美名和佳话,似乎有了酒,英雄的形象就会更加饱满和生动,更加容易被人们津津乐道、千古传颂。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温酒斩华雄”、武松“醉打蒋门神”等评书名段被说书艺人一说再说,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样,喝酒主体的性别差异就渐渐浓厚起来,豪饮成为男人的专利,倘若逼迫弱柳扶风、娇喘微微的女子强喝牛饮,不是残酷无情,便是大煞风景。女子饮酒也往往被看作是不雅或有失风化。当然也有例外,不是所有女子饮酒都有伤大雅,女子喝酒也有喝出千古绝“醉”的,有两个幸运而光彩炫目的人物,那就是杨玉环和史湘云。说幸运是因为她们没有因为醉酒而落下一个轻佻浮浪的名声,说光彩炫目是因为她们用行为艺术展现和渲染了自身的美,为中国文学艺术长廊增添了两个色彩绚烂、魅力四射的人物形象。《贵妃醉酒》描写的是杨玉环醉酒后面若桃花、娇艳慵懒的媚态,是美女特有的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史湘云醉卧芍药烟》展现的是史湘云醉酒之后身卧石凳、头枕花瓣,蜂飞蝶舞、落英缤纷而全然不知的憨态,她完全与大观园的天地万物、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宛若一位至真至纯的仙子,这个率真无邪、美善光鲜的形象,是青春、洒脱、自由、欢乐的化身,在铜臭和功名构筑的贾府,偶尔看到这一可掬可亲的形象,着实让人羡赏和惊喜。
酒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喝酒不知什么时候成为他们的风尚、情趣和价值认同。“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似乎本末倒置,不得要领。一个作诗的人,不以诗作留名,却以喝酒立万,足见文人对酒的倚重和酷爱。这种风气以致影响到封建王朝覆灭以后的知识分子,潦倒书生孔乙己,被人打折了腿还连蹭带爬地到咸亨酒店来沽酒,即便只有茴香豆下菜,依然要标榜自己的文人身份。酒曾经给这些文人无尽的灵感、才情和风雅,也正是如此,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中多了脍炙人口、堪称佳作的“酒诗”。诗人们在酒中寄托了无限的情感和思绪,例如王维《渭城曲》中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营造出一种边关饯行故人别离的伤感情调;李白《将进酒》中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和曹操《短歌行》中的“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充满对似水流年、韶华易逝的感喟;李白《客中行》中的“兰陵美酒郁金香”和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向往;李白《月下独酌》中的“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写诗人醉在酒中,自得其乐,写尽醉酒的乐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看似恬淡闲适的归隐生活却溢满陶渊明一酒壶的山水琴瑟松菊风露,让人感悟他那高山流水般奔流不息、日夜有声的心迹和情愫。
酒对诗意境的营造是独到和精妙的,往往着一酒字,尽得风流。李白《月下独酌》中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说诗人有了喝酒的雅兴,却无人作陪,只好与月亮对饮,却忽然发现陪酒的还有自己的影子,于是喜出望外,喝酒的兴致更浓了。诗人、月亮、影子相映成趣,渲染出温婉唯美、情趣盎然的意境。“漫天大雪,黄泥小屋,三五老友,一壶热酒”,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有老友和热酒的小屋却是热气腾腾,色彩对视觉的冲击,强烈对比形成的张力,给人印象深刻,一组物象的简单罗列,却温情脉脉、温馨无比,返璞归真、融入自然的精神诉求跃然纸上。现代诗人余光中则将人饮酒后的精神世界刻画得极为细腻,“酒落豪肠,七分化为月光,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张便是半个盛唐……”区区酒水竟会幻化出柔美、侠义、豪气等诸多精神元素,小小酒杯承载的不仅仅是侠骨柔肠、琴心剑胆,还有快意江湖、纵论天下的气魄与豪情!
当酒渐渐走下神坛,走出宫廷,走出士族阶层,摆上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时,酒的神圣、尊贵、风雅也就变得通俗和流行了。老友相逢,好“酒”不见,小酌几杯,把自个整一微醺,也不失一份快意与洒脱。
2007年8月于吴忠
知命者不怨天——四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曾说过:“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天则无志。”意为,把自己认识清楚的人就不会轻易抱怨别人,能够充分认知命理,并敢于改造命运,善于掌控命运的人是不会抱怨上苍的。如果一味抱怨命运,就会失去立志进取的精神和气魄。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了凡四训》中,明代学人袁学海先生以自传体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其长期不断行善积德,最终改变命运的故事。袁学海是明朝万历年间人,家住江南吴江。年少之时,家境清贫,习医谋食。有一次行到慈云寺内,遇到一位姓孔的长须老者。老者相貌不凡,飘飘欲仙,精于“皇极数”算命之术。于是袁先生请他回家,先以家人的八字请他算,果然灵验如神,又以自己的八字请他详批终身。孔术士一点也不含糊,算定袁先生次年县考得第十四名,府考得七十一名,提学考得第九名,又算定某某年考取廪生,某年考取贡士,而且算定袁先生不能登科第,只可做三年小官,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终于正寝,且无子嗣。到了第二年,孔术士所算袁先生的三个考试结果全部应验。又过了二十年之久,孔术士所算的种种吉凶又完全应验。因此,袁先生深信人生进退祸福,都是命中定数,丝毫不可勉强。从此不做任何妄想,一切任由命运安排。
后来因事前往南京栖霞山中,遇到一位高僧云谷禅师,为袁先生阐述了“命由己造,福自我求”的改命原理,并且鼓励袁先生不要做“任由命运摆布”的凡夫俗子。经过了云谷禅师的开导,袁先生大有所悟,下定决心创造自己新的命运,并取“了却凡俗”之意,将“学海”之名改为“了凡”。于是他深刻反省,将往日自己之罪过尽情发露,以至诚之心,一一忏悔。然后立誓先行三千善事,求登科第,并将自己所行的善恶之事,每日记录下来。不到两年,虽然三千善事未满,但已经中到举人,以前孔术士算定的命数已经不灵了。但因袁先生未能严谨自持,所行善事,有时将功抵过,故此历经十年才完成三千善事,而袁先生也已经由举人中到进士,官任直隶宝坻县令之职。他已深深领悟到勤积善德之益处,于是又立誓许三千善行,以求子嗣,果然之后生下一子。其妻袁夫人也非常贤淑,尽力助夫行善,或施济贫病,或买物放生。袁先生日日与人为善,广施仁政,后来继续行善不辍,而至万善,未有求而寿至七十四岁高龄。他的儿子袁天启也中到进士,官授广东省高要县令之职。这就是袁了凡先生勇于反省自己的过错,长期不停地勤行善德,将原来天“注定”的命运完全改变的圣绩。
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卡耐基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80%要靠人际关系和社交智慧。中国也素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了凡四训》中,袁先生严格按照“立命——改过——积善——谦德”的要求去修行,首先建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和推崇的“五伦关系”,即“父慈子孝、兄悌弟恭、君仁臣忠、夫义妇德、朋诚友信”。即便是现代伦理道德,也不外乎父子、兄弟、夫妻、上级下属、朋友同事这五种人际关系。袁先生身体力行构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庭和睦、邻里亲善、群众基础扎实、领导也喜欢,为自己“及科第”、“得功名”铺平了道路。试想,有谁不喜欢一个常躬身自省、克己助人、乐善好施、广结善缘的人呢?又有谁会轻易拒绝一个知书达理、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呢?据现代科学研究,良好的人际交往不仅有助于事业发展,还是人格发展、身心健康、获取安全感和人生幸福感、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成功、名誉和地位。我国著名的医学、心理学专家丁攒教授曾指出,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的各种病症起初往往是由于心理失调带来的神经紊乱所致,这也就不难揭示袁了凡先生长寿和子嗣绵延的秘诀所在了。
《了凡四训》一书教诫后人认识命运真相、改变命运轨迹,断恶修善、积德累功、修身立命,独到而无虚华,深奥而不迷信,充满清新、朴素、向上的气息。香港中华道德学会赞美此书“不被命运所缚,自强不息,改造命运”的精神为社会大众找到了奋斗的动力、光明的前景,称此书是创造幸福的宝典。《了凡四训》在近现代也备受曾国藩、稻盛和夫等大家名流的推崇,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人生智慧之书。
曾国藩也是一名善于改变命运的高手。小时候的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笨小孩,甚至还遭遇过梁上君子的奚落。他胸襟也不算大,和普通人一样,在人生中有过巨大的遗憾。但他的智慧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自我教育”。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最大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曾国藩能够做到深刻反思与反省,并以一个崇高的信仰来要求自己、检查自己,而这个崇高的信仰就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仁爱忠恕”的道德精神。他小时候资质平庸,读书进步很慢,但是他认识到自己驽钝,所以常常彻夜用功。他年轻时心胸不够开阔,可他在日记里反思得最多,后来也越来越能容人。梁启超认为,曾国藩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在反思、反省和学习中不断进步,并且这个过程终其一生都没停止。曾国藩不喜空谈,能够真正从实践中总结出人生中最质朴、最有用的经验与道理,然后毫不遮掩地用它来教育自己、教育家人、教育后人。所以,曾国藩才能一改他本应极其普通的人生,成为一代大儒圣哲,成为清代名臣,成为湘军的创立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成为受人景仰的教育家。
曾国藩深信“读书改变命运”。他认为读书也是一种修身立命的途径和方式,且对人生能起到三个关键作用。一是可以立志,可以培养人生信仰,从而发掘人生的意义,成就人生的价值。二是可以立身,读书可以拓展视野、掌握知识,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专业特长。有特长才可以立足于社会。三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智慧、情操与价值观。曾国藩对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读经典;二是一书不尽、不读新书;三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读书。一个人只有精神世界强大,才能在现实世界强大。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为曾国藩,与他以儒学作为毕生的信仰和理念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有一件事最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他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终其一生,不论再忙再累,仗打得再凶险,甚至凶险到要丧命的地步,他也把书带在身边。到了晚年还勤奋读书,最后把左眼都读瞎了,所以他曾戏称自己是书痴。他晚年总结人生的时候,曾经宽慰地对孩子们说,自己一生是“无一日不读书”!只要做到了这一件事,这样的人生就值得骄傲与自豪。
曾国藩立志要当一名勤勉清廉的好官。他认为人生当有八件根本,其中就有做人做官的品行要求:“事亲以得欢心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在当时清政府设置的六个部中,曾国藩有五个部的履职经历,间或兼任地方大员。在其任上,他鞠躬尽瘁、知人善任、重任堪当、锐意精进,为国家恢复经济、延揽人才、整顿纲纪和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做了许多贡献。后来,他又组建湘军、兴办洋务,造就一世功名伟业。特别是战乱平定后,曾国藩在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成就和班底当成私产还是国家公产的选择上,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主动裁撤湘军,转而去推进洋务运动,彰显了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和高瞻远瞩的胸襟气度。曾国藩被称为“贫穷的富豪”,其清廉的官名一直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他曾经对子孙说:我以当官发财为耻,以当官贫穷为荣,我将来留给你们的遗产中,要是有我做官挣来的钱,我死都不瞑目。
曾国藩也很有自省自律的精神和悔过改错的勇气。如果总结曾国藩的一生,“自省”这个词,真是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