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教育改革先驱——马相伯

魏扬波

也许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大意义或许不在于他完成了什么，而在于他为未来开创了什么。马相伯的一生，其思想与奋斗，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教育方面）可以被认为是先驱。他去世后很久，他的教育理念仍激励着其他人继续从事改革，完善中国教育制度。直到今天，其思想依然鼓舞着人们努力奋斗。

马相伯于1939年去世时，整100岁。在漫长的人生中，他历经了五朝皇帝，亲眼目睹许多重大而且往往是悲剧性的事件，其中包括最后一个王朝的覆亡，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及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马相伯决不是一个回避政治、远离社会、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个力图通过现代教育重建自己祖国的先锋，并成为激发后进的榜样。

“在中国，时机显然已经成熟，我们应当抓住机会。当竭尽全力教育教内外的青年人，联合教内外的力量共同努力。这比任何条约所产生的保证更有效一万倍。”这段话出自马相伯1912年写给教皇的信，显示出他生命中的三个动力源：忠诚的天主教徒，爱国者和教育家。

马相伯是将中国带入现代化时代的新型教育体制的早期设计者和推动者。他认为这个体制是政治和社会改革不可缺少的基础。天主教信仰与爱国热情增强了他对教育事业的专注。

磨砺岁月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不久，我的祖辈就归信了天主教。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也是信徒。”马相伯1840年4月17日出生在江苏丹徒县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明末时期，耶稣会在中国好些地方设立了天主教教区，丹徒县是其中之一。马相伯刚满月就受了洗，取教名若瑟。他父母谨遵天主教的教规抚养他长大。父亲是一介儒生，又是个有名的中医，同时经营染坊和米店。他把四个儿子都送到宗祠私塾学习儒家经典。相伯行三，5岁入塾，从此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穷其一生勤学不辍，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令同辈人钦羡不已。

但少年马相伯并不完全满足于这种传统教育。12岁那年，他到上海探望新近嫁给当地颇有名望的天主教朱氏家族的姐姐时，请求入读法国耶稣会新开办的圣依纳爵公学（Collège St. Ignace，后称徐汇公学——译注）。这是他在耶稣会西式教育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到1870年被祝圣为神父时，他已通晓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并对西方文学有深厚的鉴赏力。同时他也精通几门其他的西方学科，比如数学、心理学，以及一些新兴的社会科学，还有伦理学、音乐、哲学和神学等。正是在这些年间，马相伯与他导师中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成为莫逆之交。晁德莅鼓励他深入研究中国经典，效法利玛窦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当马相伯发现利玛窦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理解得如此深透，以至于在《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中能够自如地用中文阐释天主教教义时，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那么，马相伯是否自那时起即感受到呼召，去从事利玛窦未竟之业？对此他从未提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到30岁时，他已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这成为他探索与实施一种新型教育体制的资源，这种新型教育体制，将结合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将中国带进现代化时代。

马相伯祝圣神父两年后，受任为圣依纳爵公学校长，由此开始尝试他设想已久的新型教育。他一方面照着导师晁德莅的做法，要求学生在学习西方学科之前先要谙熟中国经典；另一方面，他努力使西学能够更容易为中国学生理解和接受。他开始着手一项翻译欧洲科学书籍的计划，撰文比较中西方对不同科学领域分别作出的贡献，并写出一部《数理大全》（Compendium of Mathematics）。但马相伯所做这一切并未得到上级的认可。他被调离岗位，并且他的论著也一再被拒绝出版。耶稣会同仁的这种态度使他越来越觉得受挫。

在见习期间，马相伯多次体验到存在于天主教价值观和他从耶稣会学到的民主思想，与耶稣会内某些上级那种居高临下、有时甚至是歧视性的态度之间的差距。但他坚持下来，期盼在祝圣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然而，这再度受到的屈辱，加上被上级斥责未能遵循安贫誓约，深深地伤害了马相伯。这时，马相伯的两个兄弟劝他说，既然他的才能在耶稣会得不到赏识，不如转用到中国政府推行的现代化事业上。

从政生涯

从少年时代开始，马相伯和弟弟马建忠就深受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气氛的影响。1854年至1864年的十年间，南京掌握在太平军手中，上海到处是难民。马氏兄弟作为上海青年知识分子圈内人士，设法阻止国家快速走向瓦解。马建忠加入到越来越多的议政学者行列中，谏言政府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采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马相伯起初以为他可以以一个耶稣会会士的身份，为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然而，当意识到耶稣会已成为他实现理想的障碍时，他便于1876年离开了耶稣会神职。

马相伯的哥哥马建勋与商界和政界联系广泛，弟弟马建忠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僚，凭借他们的影响力，马相伯不愁找不到工作。他从此开始了在商界的事业和在洋务运动中的外交生涯，长达20年之久。由于他精通中国经典，又具有西方科学的广博知识，且通晓多种语言，故深得各方之赏识。但他从未提升到很高的位置，这可能与他没有正式学位（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以及先前的天主教背景有关。

他首先成为山东省布政使（主管行政和财务）的助手，接着在日本神户短期担任过中国总领事。然后，他又被李鸿章招为幕僚。李鸿章时为北洋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委以马相伯多种责任，其中包括做广州和台湾现代化企业的顾问。总而言之，马相伯有许多好主张，然而被他上司采纳的并不多。比如，他曾建议另一洋务派领军人物张之洞从香港岛殖民地对面的九龙修一条铁路直达广州，将九龙辟为商埠，但这个提案完全被忽视。马相伯也先后做过中国驻朝鲜外交官、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谈判代表，并被派往美国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筹款。

在最后这项使命中，马相伯成功地获得总价值5亿两白银的贷款支持。但令他沮丧的是，李鸿章发电报给他，竟要他拒绝所提供的这笔贷款援助。实际上，这是因李鸿章在处理安南（清代对越南的称谓）问题上，于1885年与法国签署停战协议而招致尖锐批评的一个间接结果。美国一行徒劳无功，马相伯决定前往西欧。他先后游历伦敦、巴黎和罗马，走访了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索邦学院，重新燃起促进中国教育改革的愿望。他深信西方的成功与繁荣归因于欧美大学卓越的教育制度。他特别注意到英、法高等教育重视古典语言和文化，而美国大学则侧重科学，他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进一步形成自己的愿景：中国新型的高等教育应当是这两个方面的整合。

1887年从欧洲回国之后，马相伯对清政府将中国带进现代化国家之列的能力逐渐失去信心。随着中国惨败于日本，以及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李鸿章因此而降职，马相伯决定完全退出政界。

这个决定一部分是与折磨他多年的个人精神危机有关。19世纪80年代，马相伯在山东与王玛丽结婚，生一子马君远和一女马宗文。表面上看来，他的事业和人生都很美满，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对离开天主教会感到不安。1886年，在罗马觐见教皇利奥十三世，标志着他对自己人生考问的开始：在人生中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1894年，身怀第三胎的妻子去山东探亲时，因船难而身亡。次年，他十分依恋的母亲也去世了。母亲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离开神职之举。这些事情的发生使马相伯深受震动，于是他离开北京回到上海，隐退一个月之久，反思生命的意义。结果他决定，待两个孩子稍微长大，便重返以前的宗教生活。对政治的失望，使他更容易跨出这一步。

1898年，马相伯将子女送到天主教学校就读。他为自己先前所违反的天主教教会认为十分严重的罪行忏悔，并许诺重新开始独身生活。此后，耶稣会欢迎他回归，然而没有准允恢复他的神职。马相伯在天主教一所孤儿院里过着独身生活，享有在知识领域探索的自由。那时他没有意识到返回教会、返回上海乃标志着他人生第三个重要阶段的开始，这也是他未来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所建树的开始。

对洋务派和早期革命党人的影响

1896年，上海租界再次成为中国年轻的异议人士和洋务派的避难所。他们谴责朝廷的软弱无能，其中最直言不讳者当属23岁的举人、具有杰出文学才干的政论家梁启超。他创办《时务报》周刊，倡导政治改革，仅几个月发行量即超过一万份。

梁启超仰慕马相伯的学识，向他请教基础拉丁文。这私人辅导课只持续几个月便因梁启超迁往长沙而中断。但在这位57岁老先生的小书房里，梁启超学到的却不仅仅是西方古典语言的入门课。两人花了不少时间共同探讨教育改革，以及如何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之方略。从这初次的接触开始，他们建立了持续终身的友谊，并且在许多项目中共同合作。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请求耶稣会允许马相伯指导一所翻译局的工作，让中国年轻学者在局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将西方著作之精华翻译或编译成中文。可惜同年9月“维新运动”失败，这个计划也就搁置起来了。但是由此开始，梁启超、马相伯已经将注意力重新集中于意义深远的中国教育改革。

三年后，马相伯初次与著名学者蔡元培相见。蔡元培是出自中国传统教育的精英，其资历无可挑剔：身为进士，15年来一直是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是为科考制度设置标准的机构。蔡元培与马相伯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坚信教育改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朝廷统治者废除了康有为的改革方案，蔡元培愤然辞职，以示抗议。1901年，他到上海南洋公学（Nanyang Institute）任教，很快就与比他年长27岁的马相伯结为好友。这是另一个关乎民族大业的终身友谊的开始。

蔡元培非常钦佩这位精通中西方教育的耶稣会老师，并十分看重他开明的教育观。和梁启超一样，蔡元培请马相伯教他拉丁文。不久，他将自己的24位学生全部带来，一同受教于这位大师。仅数月之内，教学内容又增设了法语、数学和哲学等课程。

蔡元培与上海地区许多反清人士来往频繁，并且结交革命党人。对此马相伯并不反对，尽管自少年时起，他内里一直是个温和的改革派。两人都对朝廷彻底失望，因此可以推测这是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似乎一致认为，除非改朝换代以及实施新的教育体制，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将遥遥无期。

1902年上海发生的事，证明了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9月，南洋公学保守的行政部门和教职员，与日益激进的学生团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已达白热化。“墨水瓶事件”爆发，该事件系因三个学生被指控蓄意讥讽地清空了一位教师的墨水瓶，被校方开除，从而引发了一场大抗议。结果，大约二百余名学生和三位同情学生的教授（包括蔡元培）愤然走出校门。蔡元培随即开办“爱国学社”为激进的学生提供场所，供他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为推翻满清王朝而努力。

马相伯这时也开办了一所文科高等院校予以支持。这是一所为新型教育设置标准的高校，以实现他们建立“一所能与西方高等教育并驾齐驱的新型中国学术院校”的共同理想。蔡元培建议那些已经在马相伯特设课程班里上课的学生，到这所学校注册。蔡、马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分工合作非常契合。蔡元培为革命事业从事政治活动多年之后，才转到教育改革上。在这同一时期，马相伯默默地支持革命，将他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发展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教育事业上。

上海的耶稣会意识到马相伯所做之事大有发展前景，故热心地为他提供几位教授和教学设备。他们在评估风险后，做出如是决定。虽然这些耶稣会士仍然对这位前神父自由、开放的教育方法存有疑问，但还是从他的提案里看到一个独特的机会——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在上海创办一所高等院校的机会。他们急于尽快开办这样一所高校的原因有两点：其一，这所学校会成为收入来源，法国政府自1898年反对教会势力兴起后对教会的补贴日减；其二，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一种途径，来抗衡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与日俱增的影响。

愿景实现：震旦学院

为了表示这所新型学院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马相伯命名它为“震旦学院”。古文“震”字常用以指东方，而“旦”字则表示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在马相伯看来，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国光明前景的开始，犹如东方的晨光，预告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为了体现这所学院是中西方教育模式的结合体，马相伯依照中文“黎明”的意思，也给学院起了个贴切的西洋名字，法文是“奥罗尔”（L’Aurore），英文则是“奥罗拉”（Aurora）。

该校章程刊登在上海《翻译世界》杂志1902年12月这一期上。章程开宗明义公告学院旨在培养翻译人才。这似乎狭窄的目标实际上是马相伯现代化中国之愿景的基石。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那么依赖于获取西方知识，故此他相信最迫切的需要是培养能够将西方重要的书籍准确地翻译成中文的语言学家。自19世纪60年代新学之风兴起以来，翻译局非常时兴，但马相伯心目中的震旦学院决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局而已。对他，以及对少数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蔡元培和严复等人来说，翻译西方书籍比带进新技术和现代科学更有意义。因它们将向中国展开新的世界观、新的理念，以及新的价值观。不过，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马相伯最为执著地相信，要使中国现代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势在必行。

马相伯倡导的现代化教育理念，比许多同代人放胆想象的更为深刻，更具改革性。此等教育理念在上海那些年轻的洋务派和革命者中间赢得了许多听众。马相伯常常论及他的教育理念，或许他早期的一位学生回忆他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其意：“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者，请归我。”

马相伯起初希望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开办大学，但1903年后，他的观念发生改变。他看到中国更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学院，这种学院如果不能领先于其他大学，至少应当与大学的发展同步，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其进深教育将专注于翻译西方书籍，以应实现中国现代化之所需，以及编订中国大学所需要的理科与文科的教科书。

此教育方法的核心有两个模式：一是可以追溯到唐代中国观念中的“书院”；一是法国观念中庄严的“学院”（académies）。马相伯在1886至1887年访问法国期间，就对这些学术团体特别感兴趣。“学院”不像大学那样被设定好的教程所束缚，它专注于更高的目标，鼓励求知欲，激发独立研究，并奖励学术研究。这些学术中心使他想起中国传统的学堂，中国学者在那里可以觅得奋发之境，从事研究和思想交流。这正是马相伯理想中的震旦的模式：一个既适合中国学术传统，又适合当前中国处境的西式院校。该校中文名字采用“学院”，既避免了时下外国人办学所乐于采用的“大学”一词，也避免了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旧时代的“书院”一词。

马相伯倾向于招收那些已经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并且在国学上已经得到认可的成熟的学生。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基于这些学生具有的三个重要品质：

1.掌握经典著作和精湛的语言技能，将更能够优雅、准确地翻译；

2.博览中文书籍，熟知天下大事，将有助于选择中国最需要的西方著作，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3.必须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应对密集课程和从事大量的独立研究。

1903年3月1日，春节过后不久，震旦学院就开始上课了，注册学生共有24名。开学典礼早在2月27日即已举行。激进派报纸《江苏日报》以《教育界的变革》为题，予以长篇报导。梁启超也针对这一重要事件撰文，登载于他的《新民丛报》上。他既赞扬了奠基人的学识，也褒扬了卓越的教育方案。马相伯在震旦开学前只是选择性地登过一些广告，万没想到这么受人欢迎，但这并不阻碍他原有的目标（保持最高的学术水平）。一年后，在106名学生的名册上，有8名国家级学者和20名省级学者。

学院提供两年制课程，要求学生深入研习拉丁文，并且专修一门欧洲语言——法语、英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所有的语言课都强调阅读古典或现代西方文学名著。学生毕业的要求之一就是能将这些原著流利地翻译成中文。通过在教授指导下独立的学习，学生要在文学领域之外扩展他们的专长。他们有两种选择：选文科，要求学生专注翻译所有哲学分支学科的著作，同时也要学习翻译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法等领域的著作；选理科，学生则着重于学习翻译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著作。

尽管马相伯依赖耶稣会提供教学设备和师资，但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规定，在震旦学院，有关宗教教义的探讨不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虽然马相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直到晚年，他仍然乐于强调文科理科并重，连同其反对开设宗教课或传教的政策，构成了震旦学院的三项基本办学方针。

马相伯反映在教学法上的一个学术观念当归功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即主张学生应当学会独立思考。他认为，那些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应当屈从于类似多数大学和翻译中心里的那种密集强化班。上课不外乎介绍基本原理和规则，也就是被他称之为“理论”的每一学科的核心。一等到理论基础建立起来，马相伯就自视为导师，引导学生将理论应用在更为复杂的研究课题中，直到他们能够继续独立完成。

在震旦学院，马相伯总是展示出一种个人的、不拘礼节的教学风格。他的个人取向和他的教学方法自然使师生关系亲密。学生们也很珍惜这样的关系。马相伯就像传统“书院”的师尊，学生是其年轻门生，聚其膝下向他求教。虽然课程不同，但均保留了那种传统的、在十分融洽的小组里向老师学习的方式。这种浓厚的“家庭精神”被看做是震旦的特色。

马相伯认为，震旦毕业生的特点应当具有概念性分析的技能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进一步激励学生，学校每星期天都安排一个集会，会上由一名学生按事先指定的题目——通常是时事——发表演说。然后与会者对演讲内容发表或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要以雄辩提出各自论点。这种公开的辩论会很受学生欢迎。

如此看来，震旦远非只是中、法两种教育制度的结合。马相伯在其中加进了其他的特色，使其更具独创性。震旦与洋务派和革命派皆有深厚的关系，这也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由于激进媒体的义务宣传，震旦收到了许多年轻自由主义者的入学申请，他们都在寻求一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课程上，比其他大多数现有院校都不那么僵化的学校。对马相伯来说，只要不妨碍学习进度，学生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都无关紧要。所以，他不担心招收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学者，而且他确信这些人日后在中国政治改革和现代化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他的学生中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当属于右任。当时于右任因冒杀头危险出版了一本诗集，尖锐抨击政府而受到通缉。马相伯明知此事，但仍以化名招收了他。

除了每周讨论时事外，震旦学院的另外两个特征也使其颇似一所革命学校：一是每周三次军训；另一是学生积极参与行政管理工作。然而，这些特征并非马相伯刻意仿效其他院校，而是真实反映出他整个现代化救国的教育理念：

1.辩论时事有助于学生将书本所学的东西应用于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

2.进行军事训练，可使在校学生作好准备，将来要为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牺牲。

3.分担行政之责可教导学生自治，预备他们在更大的社会中，将同样的民主价值观应用在更重要的任务上。

如此，马相伯没有将学院的日常行政工作交给耶稣会的教师，而是委派给学生。每个学期，学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事以及由谁来负责。到1905年3月，除了行政主管和会计二职仍由项微尘和郑子渔分别连任，最初的24位学生将所有的职务都担任了一遍。项微尘和郑子渔可说是震旦的共同创始人，因为他们协助马相伯一起创办学校，并一直是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在这种非同寻常、充满活力的氛围中，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引起某些耶稣会士的关注。这些耶稣会士是早期震旦的见证人，诚如他们回忆中所述：

（我们）记得这班学子彬彬有礼，勤奋好学，意气风发。他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年长的负责执行纪律。他们那时已经采用一些议会制方式，现在（1928年）在中国学校中很流行。他们讨论、投票、贴出学校各项规定，但常常不遵守。

然而，其他一些耶稣会士对马相伯的办学方式与风格越发感到不安，甚至认为学校风气一团糟。1904年9月初，他们强加给马相伯一位新的副院长兼教务长——南从周神父（Father Fran ois Perrin）。此人对如何办好震旦持有相当不同的见解。他想建立一所纯粹的法国式“大学”，要求领导具有权威，有明确的学习课程，学生整齐一致、听话。南从周责备马相伯缺乏强有力的权威，指责学生的自治组织干涉学校的办学方向，并分散学生的学习精力。他还认为学校课程设置太好高骛远。南从周强烈反对震旦学生参与反政府活动，怪罪马相伯将校园作为革命分子的避风港。他认为学校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害，弥补的方法为招收更年轻、更具可塑性、少有政治头脑的学生。

1905年春季学期，就在马相伯因病不在场的时候，南从周废除了学生自治组织，并削减课程。学生们曾试图寻找一个折衷的办法，但协商无门，最后只好投票表决，以130票对2票决定离开震旦。在医院病房中，马相伯流泪告诉学生：他没有背弃，也决不会背弃他们。为此，他痛心地辞去了震旦学院院长的职位（日后校友称此学院为第一震旦）。于是，他与学生们另觅新址，开办了一所新校，起名“复旦”，深含“光复震旦”之意。

复旦大学和函夏考文苑奠基人

马相伯于1905年秋开办新学校时，其校名清楚地显明他的意愿：要继续努力他在震旦所要达到的目标。但他心目中的教育方案却始终没能付诸实施，因为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政治。

马相伯决定用自己的才能帮助梁启超的宪政运动，该运动旨在将专制制度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当这一运动在长江沿岸几个省份蓬勃开展之时，马相伯很快卷入其中，奔赴各地演讲。虽然此类活动为他筹措到复旦的资金，但遗憾的是，也占去了他树立理想的学校风气以及设置理想课程的时间。当他意识到这点时，要扭转趋势为时已晚。于是，一年后，他还未能落实已设想好的教育方案就辞职了。

复旦大学的师资，除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教务长李登辉之外，其他多属平凡之辈。课程设置很随意。过去在震旦学习语言课，是将语言作为引介西方文化的工具；而在复旦学习语言却仅仅为了装备知识，以便将来能够进入外国公司工作或去国外大学深造。

虽然马相伯仍与复旦大学保持联系，甚至再度短期出任校长，但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参与宪政改革的准备工作上。因对封闭保守的朝廷完全失去信心，马相伯投身于1911年的国民革命事业。他甚至短期担任江苏省代理省长和南京市市长。袁世凯1912年3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召马相伯进京任资深顾问。于是马相伯再度迁居首都。

民国建政后不久，马相伯向三位颇有影响力的友人提出建议，要成立一所中国国家人文科学研究院（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取名为“函夏考文苑”。第一个词“函夏”是“中国”一词的古文；第二个词“考文苑”意指“研究最高学问之处”。他们共同制订出一项计划，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国国家科学院的启发。根据马相伯的意思，函夏考文苑的职责是建立和监督学术标准——其他所有院校都必须遵循的学术标准。40名苑士则根据他们在文、理科各方面的学识加以遴选。1912年末，马相伯以民国总统资深顾问的身份，推动该项计划得到政府批准，并获得资金的保证。

如果将马相伯所写关于建立震旦和复旦的文章，与关于创设函夏考文苑的文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后者的內容更注重于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持守。在马相伯看来，新学院的使命不只是推介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新知，其作用也在于促进对国家存亡不可或缺的道德风范的转变。这所学院的一个重要任务，应当是出版和发行书籍，鼓励个人以及社会追求道德价值。马相伯写道：“道德风尚是我们国家的灵魂”，“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水准不只是看其知识的积累，还要体现出人民的道德标准”。

但是，当1913年冬，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其称帝野心时，马相伯和其他创始人拒绝将考文苑放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该项办学计划，因缺少其他可供选择的资金来源，而不得不宣告流产。马相伯遂辞去职务，回到上海。袁世凯1916年过世，之后的10年，时局仍然动荡不安，该办学计划也无法恢复。

此外，那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似乎并不理解函夏考文苑的创意，仅仅把它看做是翰林院的翻版，或看做是世纪之交洋务派的帝国大学。仅10年后的1928年，马相伯的朋友蔡元培使这项计划起死回生。蔡元培在国外学习、游历后回国，当时已是著名的北京大学校长。他赋予考文苑新生命，名之为“中央研究院”。

追求梦想：从复旦到辅仁

1907至1913年间，随着理性和灵性上的成熟，加上政治经验，马相伯更加坚定地相信：教育、民族主义和道德价值之间有着共生的关系。虽然仍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却已经意识到，那种缺少精神价值的民族主义不会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此时，“天主教精神”已成为他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发展教育事业的道德柱石。或许马相伯离开复旦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到复旦，甚至之前的震旦，都是定位在使之走入死胡同的纯世俗价值观上面。马相伯重新思考教育事业，认为该事业应当在道德、甚至在天主教处境里培育。这一思想在他创设函夏考文苑的计划里逐渐显出端倪，并且在他建立辅仁天主教大学的角色里达到高峰。

兴办一所天主教大学，并非马相伯最初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是在他几个朋友的敦促下逐渐形成的想法。马相伯鼓励英敛之通过研读利玛窦和其他明朝耶稣会士的著作来研究基督教，结果英敛之1895年29岁时归信天主教，此后他们成为多年的朋友。英敛之是天津著名报纸《大公报》的创刊人和编辑，他热切希望展现基督教的正面形象。他也极力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且是一个民主思想的倡导者。

马相伯和英敛之都是比利时宣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使天主教中国化，以至于“天主教精神”能够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的柱石之一。到1911年，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一个现代化的强大中国的产生，当赖其教育制度而定，该制度应当回应时代的需要；而一所提供天主教教育环境与精神的中国大学应当是其中一部分。

1912年，当马相伯心中仍在筹划考文苑之时，他和英敛之致函教皇庇护十世，请求其批准在北京创办一所中国天主教大学。在诉求中，这两位学者哀叹早期中国耶稣会的学术传统已经丢失。天主教宣教士所办的大多是小学，放弃了利玛窦自上而下的宣教方式，让位给了基督教新教宣教士。中国急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才，而基督教新教宣教士正在他们的大学里培养这种人才。过去是天主教会开始“创一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这封信中没有提到耶稣会士在上海所办的震旦大学，因为在他们眼里，其教学方式及其与法国政府的紧密关系，已经将震旦变成一所在中国土地上的法国大学。

尽管这封写给教皇的信从未得到答复，两位学者还是开始为新学校做准备。英敛之搬到北京，开办了一所研究中心，称之为“辅仁社”（Furen Society）。其模式与早先的震旦学院相仿，但附加一特别目的，即培养天主教青年人才。该社家庭气氛浓厚，课程要求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早期中国耶稣会士的著作。入门课程保持最小量，学生们要在其所选的专业方面做深入的研究。

虽然马相伯1913年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但他与英敛之的这个小社团仍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与辅仁的学生合著了几本书，论中国早期耶稣会和蒙元时期的中国基督教。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理想在美国本笃会的支持下得以实现。1925年，辅仁大学终于在北京开学了。

次年，在一份马相伯所写（可能是其最后一份）关于天主教教育的文件中，这位老学者委婉地批评了上海的耶稣会士。他赞扬本笃会办学，校址设在中国土地上，没有为外国人所控制或为外国利益培养人才。在同一份公文里，他也概述了他所推荐的学习计划。神学和哲学是核心科目，然后是文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和历史，最后是工程学和矿冶学。他认为，此类教育规划“将会创造出一个中、西文化相遇的氛围；将会确保建设现代中国的精神基础”。但到1939年马相伯去世时，此规划在北京辅仁大学仍远未实现。

持久的精神财富

也许可以说，马相伯是一个有愿景但从未实现的人。作为天主教徒，他脱离神职，而且与耶稣会士和教会的关系总体来说一向不很平顺。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为救国而生发的改革理念被人忽视、滥用或拒绝；而且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于1939年避难他邦，殁于越南。作为教育家，他没有看到任何努力的最终成果。

然而事实上，马相伯在这三方面都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只是他所憧憬的东西，需要时间来达成。

马相伯的改革愿景在那扰攘动乱的时代似乎遥不可及，但它促成了三所高等院校的创立，这三所高校至今仍然存在。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大意义或许不在于他完成了什么，而在于他为未来开创了什么。马相伯的一生，其思想与奋斗，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教育方面）可以被认为是先驱。他去世后很久，他的教育理念仍激励着其他人继续从事改革，完善中国教育制度。直到今天，其思想依然鼓舞着人们努力奋斗。

鸣谢

节选自魏扬波《马相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香港宗教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论文编号：9，崇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2002），感谢版权方允许在这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