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再没有这样的爱情
——胡适与韦莲司
张爱玲曾说：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她就是这样一个傻女子，傻到知其不可而为之，放低自尊，心甘情愿只因这般温柔守候；她就是这样一个痴情种，痴到冷处偏佳而孤赏，辜负韶华只缘那份一厢落寞。她是他的思想舵手，他是她的心灵皈依。如此深情与执着的爱是一种难得的顾全，更是一种美丽的割舍，斯人已逝，再也没有这样的爱情。
一九六五年，台北南港胡适纪念馆收到了一批珍贵的胡适亲笔信件，包括信、电报、明信片等，总共近两百件，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
这批信件是一位美国老人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寄来的。这些年来，她始终温柔而忠诚地守护着它们，走过了岁月的风霜雨雪。
她，就是这些信件当年的收信人——克利福德·韦莲司。
她是与胡适心有灵犀的第一人，从爱上他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她是胡适思想的舵手，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都给了胡适深刻的启发；
胡适与发妻江冬秀结婚了，她送去了最真挚的祝福；
胡适的情人赴美读书了，她给了她极大的关照；
她拒绝了许多优秀的追求者，一生未嫁；
她毫不在乎家人、朋友反对的声音和叹惜的眼光，只要能够以自己的自由之身为他做些事情，就是她最大的快乐。
在她八十六年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她只做了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爱胡适，爱这个她平生唯一爱过的男人。
初相遇
一九一〇年，胡适通过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考试，同年九月来到美国纽约州绮色佳镇，成为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四年后的一个夏天，他在一位古生物学教授的家中认识了教授的女儿韦莲司。
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在艺术方面很有天分。她曾在耶鲁大学学过美术，又在英、法、意大利等过游学若干年。与胡适相识时，她已是美术界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了。甚至开始尝试雕塑和摄影创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绮色佳是美国东北部的一座小山城，依山临湖，风景秀美，宛如世外桃源。民国时期许多留学生情侣都在那里留下了一串串爱的足迹。比如林徽因与梁思成、冰心和吴文藻等等。当然，还有胡适与韦莲司。
美国许多家庭都有接待留学生的传统，韦莲司的父亲是教授，所以她家自然也不例外。胡适就是常来这里的学生之一。
当时胡适只有二十三岁左右，年轻英俊、文质彬彬，谈吐不凡。在他还未得到韦莲司的青睐时，就首先获得了韦莲司母亲的赞赏和疼爱。她将胡适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看待，每逢节日、假日，总是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客。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独处”事件提醒了胡适，并不是有了韦莲司母亲的喜爱，他就可以毫无障碍地与韦莲司在一起。
韦莲司在纽约学习美术，她有自己的公寓。一九一五年的一天，胡适在那里与韦莲司消磨了一个下午的时光。
然而，韦莲司的母亲得知此事后十分警觉，她立刻询问当时是否还有旁人在场。胡适回答说，他先到了韦莲司的公寓，后来又打电话请另一位朋友前来，与他们一起喝茶聊天。
韦莲司的母亲非常生气，既然那个朋友是后来才到的，那么在他来之前，胡适与韦莲司岂不是独处一室？这还了得！于是她马上写信给韦莲司，责怪她不守规矩，将她严厉地训斥一通。
其实，这是当时还较为保守的美国社会中，男女青年相处的必须准则。但凡年轻的男女在一起聊天、郊游时，旁边总要有一个中年已婚妇女同行，即便一时找不到“中年已婚”妇女，至少也要有第三人在场，以作监督之意。否则就是有伤风化，会遭人闲言闲语。
胡适在美留学多年，却极少与韦莲司单独在一起，边上总有韦莲司的母亲一丝不苟地“监视”着。而且，胡适本来就是已婚未聘之人，这一点韦莲司也清楚。
因此，尽管他们在长期频繁的接触中，彼此产生了好感，但也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让它朝着友谊的方向发展。
可是，感情从来都不是理性的思考所能控制和驾驭的。只要它选定了一片沃土，那是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胡适与韦莲司之间的情感就在倾慕与矜持中缓缓发展着。
有一年的感恩节，胡适照例来到韦莲司家吃饭，但这天韦莲司却有事提前回了纽约。于是这年的感恩节，胡适便过得无滋无味。当晚回去后便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倾诉怅念之情：
“今天，我在你家吃了感恩节晚餐，我们都很尽兴。可是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你无法和我们共度。”
“上周四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俟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我甚至连照片都没拍一张。”
“折柳送行”的寓意韦莲司早就听胡适讲过，这次她临行前，还将自己公寓窗前的柳树照片赠给了胡适，以作临别纪念。而胡适本想折一枝柳条来配合一下韦莲司的浪漫和诗意，结果也未能如愿。这令他感到十分遗憾。
胡适一向自恃才高，对朋友的选择标准也很高。一般人大多难入他的法眼，不过是些泛泛之交而已，真正令他引为知音的数量极少。韦莲司就是他的知音之一。
“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舵手来引领我。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你以外，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这个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赞美韦莲司的笔墨并不算少。他评价韦莲司“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还曾称赞韦莲司是引他思考、帮他把握前行方向的“舵手”。
对于思想和个性都很突出的胡适来说，能够将一名女子赞为是引领自己思想的舵手，真是十分难得！也足以看出韦莲司的思想深度及智慧确非常人所能及。
在这个时期，胡适与韦莲司之间的爱慕更多的是才华的相互吸引，是观念与思想的同步合拍，故而只是惺惺相惜，是知音而不是恋人。
伤别离
胡适与韦莲司过从甚密的消息很快飘摇千里传回了胡适的故乡，村夫农妇们纷纷在茶余饭后闲谈，说胡家的大学士出洋学习不回来了，还娶了一个洋妞做太太。
这可急坏了胡适的母亲。其实胡适早已在家信中提起过韦莲司，夸赞她的学识并感激她的帮助。可胡适的母亲却在邻居们的言语中以为儿子是动真格了，所以她连连托人写信，催胡适回家完婚。
比她更着急的，自然是胡适的未婚妻江冬秀了。
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两家有远亲关系。在她十三岁，胡适十二岁时，便由家人做主给他们订了亲。之后胡适便到上海读书去了，再后来又去了美国。江冬秀在家乡一等就是十几年。
若与韦莲司的才学、见识相比，江冬秀怎能望其项背。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大字不识几个。当时那种求新求变、打破旧习俗的风气里，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的“新青年”们纷纷抛弃了父母媒妁所定之妻，而与那些聪慧、勇敢的“新女性”们结为连理。
然而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力主自由、独立新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却依然顺从地恪守着父母之命，并没有悔婚另娶的念头。
原因之一是他的孝心。他深知母亲是为了他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因而不忍辜负慈母的心。这在他写给母亲及亲友的信中都可以看出来。胡母已多次将冬秀接到家中居住，对她的行事作风非常满意，认定她将来必会成为儿子的贤内助。
原因之二是胡适自己的婚姻观和责任感。他并不认为娶妻一定要娶一个才女，因为“吾见有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还由于他自己一向自视甚高，“若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为求耦之准则，则终身鳏居无疑”。
既然自己思想学问难以找到相匹配者，便不需要在此方面过高要求，只要自己的妻子温和贤淑，相夫教子就够了。况且悔婚之举固然会让自己得到满足，但却将痛苦全部加到了原来的妻子及其家人身上，在那个年代，一桩婚姻的取消影响的可是两个家庭的名誉和幸福。
因此，胡适在家信中频频向母亲保证，自己智识因为学业的缘故才迟迟没有回国，并不是在国外另娶了妻子。此外，他对江冬秀也是关怀有加，不但要求家里给她放足，还常常写信写诗给她。
不过，尽管他信守婚约，尽管他在理智上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得很好，但依然无法阻止情感上与韦莲司因志趣相合而擦出火花，依然无法对那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妻产生真正的爱情。他一再将归期推迟，尽可能多与韦莲司相处些时日，还曾对她说过自己心中对这段婚姻的真实感受：
“我不能说我是欣喜地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是带着怦怦然的好奇心，去迎接这个大实验的日子——人生的实验！”
在这一阶段，他为韦莲司所写的诗词，便是他们相知相惜的最好证明：
满庭芳
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
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思，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适终于回到了上海。两星期后，他乘船返乡。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适与江冬秀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尽管是包办婚姻，但婚后夫妻二人倒也称得上是生活和美，相敬如宾，看起来胡适“人生的实验”得到了一个比较美满的结果。一个月后，胡适给韦莲司写信讲述自己的新婚：
“我结婚已经7个多星期了，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往后能相处得很好。”
胡适兴致勃勃地描述着自己的婚礼和新娘，却未曾想到这样的信将会带给韦莲司怎样的痛楚。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的交往中确有一些朦胧的暧昧，但更多的还是追求心灵的交会。
可是自从胡适离开后，韦莲司的思念就像漫涨的潮水一样与日俱增，她开始警醒地意识到，自己也许真的爱上了他。等到她收到胡适报告新婚之乐的信后，她才不得不确认自己的感情，居然已经爱他爱得那样深了。
不过这种情感变化的灼痛，韦莲司并未对胡适说过，直到十年之后，她才在自己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了一封未寄出的信，吐露了当年的苦楚：
“我今天重读旧信，读到那封宣布你即将结婚的信，又再次地让我体会到，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割舍。我想，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跟你结婚的念头。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了婚了。因此，你回国离我而去，我就整个的崩溃了。”
婚后的胡适，一面沉浸在恬谧的夫妻生活中，一面忙着发起推广白话文运动。情感与事业双丰收的胡适如沐春风，心情格外舒畅。但他和韦莲司的通信渐渐少了。直到一年之后，他才兴奋而骄傲地写信向她报告自己回国后的成绩，告诉她白话文运动已经成为了事实，并且运动进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北京所有重要的报刊几乎都在用白话文来发表作品了。
这之后的四五年间，他们的联系时断时续。胡适的母亲去世了，这令他万分悲痛；他和江冬秀的儿女们接连出生，又带给他许多安慰。不过，即使他工作再繁忙，家事再杂芜，心情再阴郁，他都从未忘记过在每年的四月十七日给韦莲司写一封信，或拍一个电报，或寄一张明信片，因为这一天是韦莲司的生日。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的前几天，韦莲司照例又收到了胡适祝贺她生日的信。这次是一封长信，还附有两张照片。从照片中，韦莲司第一次见到了江冬秀和他们的孩子。
韦莲司仔细端详着这幸福的一家人，胡适脸上洋溢着一贯从容的绅士的微笑，江冬秀看上去是那么朴素而善良，三个孩子都很可爱，特别是女儿素斐，格外招人喜欢。
不知韦莲司看到这张照片之后是怎样的心情。
也许会很感慨——想当初胡适在美国还未见过她时，便有些落寞和失望地告诉韦莲司，自己的未婚妻读书不多，在文学上、思想上都无法与她深入地交流。而如今他们却相敬相爱，生儿育女，夫妻情深。
也许会有一些醋意——胡适在与江冬秀结婚前，最先拨动他情感之弦的就是韦莲司。然而当时两人却都没有勇气和信心再向前最多走一步。
也许她会坦然认命——自己与胡适结合的可能本来就微乎其微，上天让善持家的江冬秀来照料他，或许才是最好的安排。
但不管韦莲司心中有如何想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她对胡适深沉而纯粹的爱情。这种爱不仅满满地给了胡适，现在也开始逐渐分给了他的亲人。
在给胡适回信时，韦莲司别出心裁地采了几片薄荷花叶放进信封中，并满怀爱意地写道：“经过长途的传递，我不知道你女儿还会喜欢这个薄荷花叶的芬芳吗？”
鹃啼血
胡适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中流砥柱，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胡适文存》《尝试集》等著作已再版多次，一时间洛阳纸贵。
他曾在信中既自豪又冷静地对韦莲司说：
“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我似乎是一觉醒过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我很清楚，以我这样年纪的人暴得大名的危险。我为自己立了一个生活的原则：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而不是靠着名声过日子。”
与胡适的声名鹊起相比，韦莲司已沉默到近乎蛰居了。
就在胡适回国后第二年，韦莲司的父亲去世了，这对她打击很大，他们父女的感情一向非常好。她曾在信中哀伤地对胡适说：“原本我不想告诉你，但只有你能明白失去父亲对我的意义。即使这世界遍地黄金，父亲只是一块岩石，但随着岩石的断裂，黄金也已随他而去了，所剩下的只有那金色的回光而已。”
又过了两年，韦莲司那多病的姐姐也仙去了。接连失去至爱的亲人，让韦莲司心痛到死。悲恸中的她再也无心拿起画笔，去描绘世界的美好了，她的天空也已经被阴云笼罩。
她离开了纽约，不再继续求学、创作，而是回到绮色佳，终日陪伴她那同样伤心欲绝的母亲。
韦莲司出身望族，家境优裕。她的祖父是银行家，还曾做过纽约州的议员，去世后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韦莲司的父亲曾在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收入也非常丰厚。所以，尽管相依为命的韦莲司母女只能靠出租房屋为生，但依然可以衣食无忧。
起初，韦莲司还在家中作画，但渐渐地，她便不再动笔了，也慢慢淡出了画坛。一九二四年，她成了康奈尔大学兽医系图书馆的管理员，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往日的艺术锋芒早已黯淡下去了。
胡适功成名就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韦莲司耳中，令她不由得自惭形秽，同时，她对胡适也越来越崇拜了。她真心为了他的成功而欣喜，因为他的快乐而同样感到快乐。
“我原以为需要多年辛苦耕耘的事业，你居然在一年内就做到了！你这三年来的创造、努力以及看来已经水到渠成的成果，是我一辈子所听说过最令人鼓舞和振奋的。某些事物就形同无价之宝，对我而言，其中之一，就是我知道你所具有的卓越的道德情操和智慧！”
一九二六年十月，胡适前往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最后的会议，他已定于同年年底或次年年初访美，便提前写信给韦莲司告知行程，期待能够再次见到韦莲司和她的母亲。
收到来信的韦莲司母女十分开心，当年胡适就常常到她们家中吃饭、留宿，与她们全家人都相处得非常好，如同亲人一般。况且如今的胡适不论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都是名誉震天，韦莲司母女也十分迫切地想看一看昔日那个青涩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一番变化。
就要见到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了，韦莲司心中除了激动之外，还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与忐忑。
世事起伏变幻，当年的韦莲司还是艺坛新秀，潜力无限；胡适也正是风华正茂，崭露头角。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韦莲司已经四十出头，胡适也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而且无论学识还是地位，韦莲司远远逊于胡适，他们思想上的交流和深度，再也不能旗鼓相当，平起平坐了。
想到这些，韦莲司无不忧郁而惭愧地说：“我开始写了好几封信给你，但不是写了几行以后就打断，就是觉得不知所云、愚蠢。我老了，头发也花白了……”
胡适读到她这几句话后也十分伤感，他很快写信安慰她：“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你且等着，我们再一起散步，一起聊天，我们再重过年轻的日子！”
一九二七年春天，胡适结束了数月来的会议和在英国、美国各地的巡回演讲，终于回到了离开整整十年的绮色佳。
绮色佳对于胡适，就好像是第二故乡一样，韦莲司母女就是久别的亲人。十年未见，韦莲司依然那么温婉，那么泰然，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她的母亲也依然如往日般亲切爽快。
胡适这次在绮色佳逗留的时日很少，只有不到十天，与韦莲司相见也总有她的母亲在场，因此两人并未有任何表露感情的机会。
但就是这样短暂而礼貌的相聚，也足以令韦莲司那岩浆一般的爱情猛烈地喷发出来。十几年的隐忍克制，终于在见到胡适的那一刻全面溃堤了。
胡适离开后，韦莲司那包裹着滚烫挚情的信便一封又一封地寄到胡适手中。她终于决定丢开所有的羞赧和自卑，将自己的感情原原本本地传递给他。
“我有另外一面，因为羞耻，因为害羞，而一直不让你看到。然而，那一面的我，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现在却理直气壮地呼之欲出。突然间，我觉得我得承认她的存在！”
“我用我的生命对你说：‘相亲相爱，至死不渝’，其实你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我。”
相亲相爱，至死不渝。这是西方婚礼上，新娘和新郎的誓词。韦莲司说出了这句话，她心中那火热又羞涩的情感也就展现无疑了。
收到这些信后的胡适是怎样的心情，谁也无法得知。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他十分珍惜与韦莲司的这份真情（不一定是爱情），在他还未离开美国时就有好几封信和明信片寄到绮色佳。
“这张明信片到达绮色佳时，我已到了太平洋岸。然而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
“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要你知道，你给予我的是何等丰富，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
胡适回国后，国内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战事吃紧。他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此后四年里都没再给韦莲司写过信，直到一九三一年韦莲司生日的前夕，他才写了一封长信向她致歉并祝贺生日。
其实，即使胡适不解释不致歉也没有关系，因为韦莲司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生过气。她一向都是站在一个很低很偏僻的角落里，将自己放到最渺小，又将胡适放到最高大，然后她便怀着几分羞愧和歉疚，轻声向他诉说着自己的爱恋。
同样，当两年后胡适再度访美时，由于行程紧，事情多，他与韦莲司事先约定的日期几次推迟。他感到很抱歉，但韦莲司依然像以前一样，不仅毫无埋怨，反而为他的爽约行为找了一个又一个理由：
“即使你已经打了电报说要来，如果你发现最好还是不来，我会理解的。我虽然看起来没有我实际年龄那样老，但我已经老到知道我该感谢我所曾经拥有过得快乐的时光，而不去做无谓的祈盼。”
“写信并不容易。回去以后，就不要刻意写信。与其写信给我，不如在你心里找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一段快乐的净土，用这种方法来休息。我会理解的，一直都是理解的。想办法找任何能让你神清气爽的事物！”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就如同专为韦莲司而写的一样，再贴切不过了。
可是韦莲司那些善解人意的心语，看起来十分理性、宽容，但谁又能体会到她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忍受了多大的苦痛和悲哀呢！谁又能明白她做出这些隐忍和牺牲时，心中那巨大的凄楚和无奈呢！
面对几乎难以实现的心愿和冷酷的事实，韦莲司只能幽幽地问她的心上人一句：“永远不再见面，是不是比见了以后又要分别好？”
韦莲司这份恒久不变的痴情，胡适又何尝不为之感动、不倍加珍视呢？况且他原本对韦莲司就是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钦佩和眷恋的，只是有碍于种种限制才不得以保持距离，以礼相待的。
而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了，胡适的母亲已经含笑九泉，韦莲司的母亲也已飞升极乐，远在中国的江冬秀与胡适早已被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熏染的没有了激情。所有的障碍都在时间的淘洗下渐渐消失了，两个自由的有情人，终于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成了眷属。
胡适这几次回到绮色佳，都仿佛是蜻蜓点水，只小住几天便匆匆走了。可就是这少之又少的会面已经足以让韦莲司感到惊喜和最大的安慰了。胡适才刚离开，太平洋的清新海风便轻卷着韦莲司的思念紧随而来。
“远方的闪电、飘缈的雷声，这样的日子，洞见。
开始下雨了，我心中无家可归的鸟懒洋洋地飞旋着。
我兀自站着，手里握着你的白袍，凉凉、空空的；
我手指渴切地想要抚触你柔嫩的肌肤，暖暖、亲亲的。
让我用我的唇触碰着你的唇的记忆，来抚平过去一些伤心话所带来的创伤。”
韦莲司在认识胡适之前曾有过一个男朋友，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在胡适离开美国的这十几年里，也不乏优秀男士向韦莲司求婚。然而，她却从未答应过任何人。
胡适在韦莲司心中已经牢牢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还有什么人能够乘虚而入呢？韦莲司对胡适的崇拜已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胡适的能力、才华、风度早已成为韦莲司衡量世上一切男人的标准，并且在她心中，从未有过也绝不可能有人超越这个标准。韦莲司淡出艺坛已经多年，但那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家的天性却难以磨灭。她并不像寻常女子一样，只要能有一个平淡温暖的家，过着安稳富足的生活就能够满足。她要的是一个绚烂如烟花般的生命，和一份刻骨的美丽的爱情，即使这爱情会令她身心剧痛，她也心甘情愿地在这剧痛中绽出哀凄的微笑，她觉得只有这种痛，才能让她体悟到真爱，以及那浸入灵魂的安详。
她所追求的爱与痛，只有胡适一个人才能够给她，只有胡适才能让她整个人都散发出明亮而奇异的光芒。
胡适离开绮色佳的次日，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温柔而诗意地说：
“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常留我心。昨晚我们看到的夜景是多么具有象征的意义啊！那美轮美奂的圆满的新月，亮光装点了远方的云朵，雨过天晴以后，新月又一步步往更圆满的方向迈进。”
韦莲司则被这等待已久又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幸福冲击得简直要昏倒了：
“胡适！我爱你！我不会为了我活着而感到骄傲，我怎么能为之傲而呢？我真的受宠若惊，你居然会爱上我！但有时候，你的爱就像阳光普照下的空气一样，围绕我的所想所思。”
来生缘
有一种女人，在爱情里只是受益者，她们并无兴趣去挖掘身边的男人有着怎样的思想、情怀，只要他能好好地供养她，宠着她，呵护着她，就够了。这样的女人可是说是幸福的。
而有另外一种女人，她们所愿意托付终生的男人，必须是有着足够强大的力量和磁场吸引她们的目光。如果一个男人引不起她们惊异的崇敬，那么爱情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如果她们找到了心目中的“上帝”，她们就会变得像一簇燃烧的烈火，甘心牺牲自己的一切，只为带给他光亮和热量。这样的女人，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幸福的，是愚蠢的，是固执的。而她们自己，则骄傲地立于云端，冷视着俗尘中的闲言碎语。
韦莲司就是后一种女人。自从她与胡适有过肌肤之亲以后，便更加死心塌地了。她好像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胡适对她的亏欠，却总是怀着无限感恩，将他偶尔对她的一点好处放大到极限。
她也更矛盾了。以前她只是希望可以默默地为他做些事情，而现在，她也很想成为他永久的伴侣，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做他的贤内助及秘书——以韦莲司的聪慧、才学和度量，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她也深深知道她与胡适的关系是不能公开的。他是那么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物，走到哪里都如众星捧月一般。倘若因为和她的私情被公众闻知，那对他的声誉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也许胡适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吧，——他是那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所以才未对韦莲司的热望做出任何明确的答复。不过，完全不必担心韦莲司会因此而憎恨胡适，她甚至连一丁点怨念都没有。毫无所求地爱胡适似乎已经成为了她感情的一种惯性，她已这样爱了十几年，又怎能因为一个心愿没有得到满足而生气呢？她给胡适的信中，那些含着泪光的字句，是那么坚强，那么深情，又那么让人心疼呢：
“对那么仁慈对待我的你，我为什么要提到可能会造成不快的话题呢？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只野鸟，你一定知道她所栖息的是另类的风。”
“你已经给我太多了！我不该再有任何要求。花开花落，也许来日还有蓓蕾花开时，谁知道呢？”
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溜走了，最后的一个梦想也破灭了。韦莲司的心渐渐在长日黯淡中恢复了往昔的安静。她不再祈求什么，也不再奢望什么，她心灵的河床上已经烙满了太多的伤痛，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像飞蛾般扑向爱情的火焰了。
韦莲司给胡适的许多信中，都出现了“鸟儿”这个意象。她总是将自己比作一只小鸟，一只永远安心住在笼子里的鸟，当然，这笼子是胡适编起来的。
她说，这只小鸟是很温驯的，也很解人意。你闲暇时可以逗它玩来解闷，你忙碌时把它丢在一边它也不会烦恼。你轻轻抚摸它的羽毛，它就会怀着感激回报你温情的目光。你不必担心疏于照顾会使它生病或死去，因为它的安宁永远是来自它自己柔软又强大的内心。
韦莲司愿做这样一只笼中鸟，她没有所求，没有所怨，没有烦恼与恨，只要偶尔得到主人的一点照料或是一次欣赏，都会获得发自内心的畅快欢喜。
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初次相遇的那段时光，彼此开心地畅谈，人生、文学、宗教、政治……就像两个十分亲厚的老朋友一样。
韦莲司关心胡适的健康，关心胡适心情的好坏，而胡适每当有什么不便对家人朋友讲的烦心事，就会向韦莲司倾诉。从她那里，他总是能得到柔风甘雨般的宽慰。就连涉足政界而面临的一些艰难抉择，韦莲司的想法和建议也常常会令他茅塞顿开。
韦莲司无疑是最相信、最理解、也最明白胡适的人，许多年过去了，她依然无愧于胡适称赞的“思想的舵手”。
她不仅无私地爱着他，而且也同样无私地爱着他的家人。
曾经，她采下了芬芳的薄荷花叶赠给胡适的女儿；后来，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到美国读书，也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她与江冬秀也相处得如同姐妹一般。
韦莲司是一个善良到只肯伤害自己的人。她从一九三三年前后开始，陆续将胡适写给她的信件一一用打字机打出来，再寄给他，以作资料留存。在打这些信时，韦莲司细心地将胡适对她表达相思的句子以及胡适在未婚时埋怨江冬秀没有文化、不能与他进行思想交流之类的句子都删掉了。因为她担心如果江冬秀看到了这些信，一定会非常伤心、难堪。
她曾多次邀请胡适与江冬秀到绮色佳度假，并很贴心地建议江冬秀可以请几位亲朋同来，以缓解在异国由于语言习俗不同而引起的不适。
当年他们在绮色佳的合影现在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很多，和暖的阳光下，三个人的脸上都溢满了从容、祥和而愉悦的微笑。韦莲司和江冬秀站在一起，手臂挽着手臂，显得格外亲切。
然而，照片上的画面越是和煦如春阳般温暖、美好，就越是引得人想要落泪。
不仅如此，就连胡适的情人曹诚英也得到过韦莲司尽心尽力的照顾。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身材瘦小，聪明泼辣，写得一手好诗词。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她就是伴娘之一。湖畔派著名诗人汪静之也曾痴狂地爱过她。
曹诚英大概是胡适一生所有的暧昧女友中最令他动心的，也是唯一一个让他产生离婚念头的女子。
据说，胡适提出离婚时，江冬秀二话不说，转身去厨房抄起菜刀，对胡适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面对如此悍妻，胡适只好投降了。
曹诚英是一个非常果敢决绝的女子，她爱胡适爱得天昏地暗，不能自拔，甚至还因无法与他结合而失望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
一九三四年，胡适打算送曹诚英到康奈尔大学读书，便托韦莲司多多照应她一些。
胡适原本只对韦莲司说曹诚英是他的表妹，可是没想到，满腹相思苦水无法倒出的曹诚英，竟对着韦莲司大大倾吐一番。韦莲司听了自然心如刀割，她已然认命地躲在幕后，只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婚姻之外的唯一知己。可曹诚英的出现却让这个小小的可怜的梦都化为了泡影。
不过，伤心归伤心，韦莲司依旧神色平静地听完了曹诚英的诉苦，柔声细语地安抚着她。并且在曹诚英的留学生活中，给了她极大的帮助，就连曹诚英居住过很长时间的公寓，都是韦莲司的房子。
关于自己与胡适的关系，聪明的韦莲司并未告诉曹诚英，她向来都是一个很谨慎的人，生怕因为自己的存在而给胡适造成名誉上的损害。况且，她已从不算太久的相处中看出了曹诚英的刚烈性格，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话，对于胡适，对于她，对于韦莲司自己都将是一场灾难。
曹诚英回国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和韦莲司的友谊，对韦莲司的关照感激不已。她还曾愧疚地对胡适说，回国后因国难而颠沛流离，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韦莲司，但想要写信却又一时不知该如何落笔。
时光悄无声息地流走了，胡适和韦莲司都已成了垂暮之年的老人。可他们的情谊却在岁月的磨洗中变得越来越醇厚了。
胡适依然会在每年的四月十七日送上生日的祝福；
韦莲司依然会在断断续续的信中关心着他的健康和他家人的安好；
韦莲司与江冬秀也依然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常常互赠一些小礼物，偶尔见面时，两位老人有一言没一语地拉着家常，日子温暖而又悠长。
当胡适一家准备离开美国到台湾定居时，韦莲司请银匠精心打制了一套银餐具，并在上面刻上了“冬秀”二字。
镌上“冬秀”而不是“胡适”，韦莲司的细心和良苦用心可见一斑，恐怕也只有她才会选择如此贴心的刻法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胡适给韦莲司写信，报告了自己最近生病住院的状况，并送上迟到的“生日快乐”。他在结尾说“不久我会再写信给你。”
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祝贺她下一个生日了。
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胡适在台北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当时，韦莲司已经卖掉了绮色佳的房子，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安度晚年。她听到噩耗后的悲痛恐怕是任何人都难以描绘的。
她挣扎着，拖着残如风烛的身体，留着泪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胡夫人，多年来，你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窠在枝头。这棵大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哺育了千千万万饥饿的心灵；而这些果实将被永久地保存下来。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几年后，为了给新建成的台北胡适纪念馆补充更多的材料，也为了方便后人研究，更为了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韦莲司将她与胡适相识以来的所有信件、照片等珍贵实物，都寄给了江冬秀，并由她转交到胡适纪念馆。
她还从自己毕生的积蓄中取出一大部分捐赠给“中央研究院”，作为出版、翻译胡适著作的资金。
当江冬秀感念万分地请韦莲司作一小传时，韦莲司还是那样谦逊地说：“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件人之外，我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
胡适去世后第十年，八十六岁的韦莲司也安祥地闭上了眼睛。
她在生命的长河中落寞地垂钓，却只钓起了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伤痛。然而她却用一颗最美丽最柔软的心，将所有的伤痕都点化成了灿烂的妆饰，给所爱的人带去了赏心悦目的美好，唯独留给自己一串又一串的苦泪。
她明明早已知道自己今生都无法与他结合，却依然爱得那么义无反顾，不惜赴汤蹈火！
她明明可以像其他女人一样，在丈夫的护爱下安然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却依然那样坚决地将自己整个的身心都献上了爱情的祭坛！
也许有人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最大的愚蠢，但世上总是有那许多“蠢人”为了真情挚爱而甘愿付出自己一生幸福的筹码。谁能感受到她们的哀痛？谁能懂得她们在深情与执着中所体悟到的生命真义？谁又能忍心说她们所得到的不是最深刻的幸福呢！
斯人已逝，那旷古绝今的爱恋也已慢慢退远了，或许这只会成为人们闲话桑麻的一段小小谈资。
然而，流年似水，岁月沧桑变幻，扰攘的人世间再也没有这样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