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草根浙商：随时而变，精明投资(1)

【商圈性格】

挑担走四方，卖货郎闯出“种子精神”

清乾隆年间，浙江义乌和金华一带，有这样一批卖货郎。

他们会在每天晨曦初露的时候挑起重重的扁担，手摇拨浪鼓，离开家门向远方走去。在这个鱼米之乡，并非每个人都想安然享受那份惬意。有些人独辟蹊径，投身商海，就像那些卖货郎。他们挚爱生意，熟悉买卖的手法和规则。

家门口的小溪还在潺潺流淌，停泊在岸边的乌篷船上是睡眼惺忪的渔夫，他时不时地拿起鱼斗在水里洗上几遍，眼睛盯着那些渐渐远去的卖货郎——这些两百多年前的浙商远去的背影。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浙江人经商已成为一种传统。据说，在一个叫慈溪的县级市，人口不足一百万，却有6%的人做起了老板。他们时常会用混着当地方言的普通话招揽客人，那样子分明有几分自己先民的摸样。

但家乡再好，也阻止不了浙江人走出去的信念。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早在二三十年代，我在欧洲求学的时候，就经常碰到温州青田一带的手工艺人和小商贩，背着黄杨木雕或者瓯绣之类从老家搭乘破轮驶出瓯江，飘扬过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谋生。”

在浙江人看来，闯荡就是生活的常态。心中的经商梦让他们奔走四方，要么拖家带口，要么只身前往。这些人就像轻盈的蒲公英，落到哪儿就在哪儿生根发芽，再来一阵风，就又飘向另一个地方。他们随时准备动身，为了一个潜在的商机背负行囊，远走他乡；也可以因为一个别人看来微不足道，自己却信心百倍的生意坚持己见不动摇。一切的选择不是源于盲目和冲动，而是来自深藏心底的经商智慧和精准的投资眼光。

在阿联酋迪拜，这个充满了异域风情的阿拉伯城市，不足150万的人口中，竟有1万5千名浙江商人。迪拜河东岸，无论是汽配市场、五金市场、鞋类市场还是礼品文具市场，都有着浙江人的身影。有一次，一位中国记者在汽配市场迷了路，看到一个东方面孔的女人向这边走来，他就迎了上去，一问才知：浙江人，在迪拜已做了3年的生意。

迪拜到浙江，已不能用千山万水来形容，但到那里经商的浙江人，据说，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

人们常说，浙江人眼里，什么都可以做成生意。生意不在于大小，只要它的潜力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便是这群人的商业哲学。纽扣、拉锁等被许多人看不上眼的小商品经过他们的妙手总能换来大笔财富。

浙江温州的桥头镇原来是个贫困的小乡镇，人均耕地不足3分。解放前大多数农家还吃不饱饭。但当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头禅“桥头生意郎，挑担走四方。”土地养不活，他们就走出去。叶尧林、叶尧青两兄弟就是最早走出去的那批人。兄弟俩看准了纽扣市场，就从外边买了一批回来，在镇上买，没想到只有一天的功夫，所有的纽扣的买完了，而其他的农家也争相仿效。

现如今，这块当初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生产纽扣的作坊已经达到4000家，每天有至少1400种纽扣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欧美，这个小镇也因此获得了“东方第一纽扣市场”的美称。这样的地方在浙江比比皆是，最出名的是浙江义乌，它因为其小商品集散中心的身份，被联合国关注。生意因小而能专一精细，浙商在一个商品小天地里打通了一条以小博大的经商路。

所有的经商智慧，都是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有人把这种精神称为“种子精神”。种子虽小，能量巨大。它能漂泊到各处，无论到了那里，都能生根发芽，留下自己的痕迹。

抱团：人脉即是商脉

在《可怕的温州人》一书中，著者有这样的一段描述：“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皮鞋或者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温商是浙商的缩影，他们身上的秉性也是浙商的特点，这种秉性就是抱团。

抱团自古以来就是浙江商人的传统。他们重乡谊，重亲情，“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缺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在他们身上很少存在，而唇齿相依更能形容在外打拼的浙商的关系。

2009年，当40万浙江人扎根四川的时候，当地人发出这样的惊叹：浙江人又要把四川的市场搞得风生水起了。据当地政府说，在四川做生意的浙江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在眼镜、服装、汽配等行业处于垄断地位。而经营这三个行业的浙江人，又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不是自己的亲戚就是自己的朋友，即使是关系相对疏远的远亲，也有可能做到一起做一笔生意，或者直接合伙经营。

“出来打拼，真的感觉不容易，所以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

说这话的就是扎根四川的40万浙江商人中的普通一员。他做的是汽配生意，在他所在的那个汽配中心，共有六七十个来自老家的老乡。这些老乡的生意，与他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他是家乡第一个在成都创业成功的人的缘故，自己就成了家乡人的一个标杆。为了带动更多的人致富，他把能带的人几乎都带了出来：弟弟、外甥、外甥女。而这些人在自己发展壮大后，又学着他的样子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了出来。

与竞争相比，浙江人大概更喜欢合作，尤其是跟自己的家里人。相熟的人扎堆在一起，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有消息就在第一时间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其实，他们不是不竞争，而是抱团在一起竞争。不然就不会有南京的“温州村”和北京的“浙江村”。一个人是一粒沙，一群人就是一个拳，而把很多个拳头聚拢在一起，就成了这个百年商帮勇往直前的原动力。

浙江人的“群居”包含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人脉即是商脉。

有人曾说过：“如果两个四川人坐在一起，他们会悠闲地聊一些家常。如果两个浙江人坐在一起，他们会分秒必争地谈生意。要么谈如何把握市场，要么谈如何不被市场淘汰。”

许多生意就是这么聊出来的。如果浙商喜欢离群寡居，他们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捕捉最利于自己的那条信息吗？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在浙江人的头脑里，生意并不只是钱，它是一张网，而人情就是门路之一。他们在自己的生意做大后，将三亲六戚招来，建立的不仅仅是这个村那个村，实际上在规划自己的“领地”，这个领地会随着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的扩大而不断延伸，关系越广，生意自然好做。

这不禁令人想起百年前那群摇着拨浪鼓的卖货郎，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不是形单影只，而是成群结队，簇拥而行。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不是这个群体推崇的，他们宁愿最开始贫穷不堪，但只要大家在一起，薪火就会相传。

那首他们出门便会唱起的民谣大概已经没人会唱了，但每当他们的后人出门在外，聚拢在一起的时候，一样的乡语，鱼水的乡情，就组成了一首绵延不断的民谣，在浙商群体里流传。而“有钱大家赚，信息共分享”，或许就是它最直白的体现。

一个草根群体的华丽转身

自古，经商在中国被称为贫贱的职业，从“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就可看出，“商”最不被重视。他虽然没被归入乞丐、戏子之类的“下九流”，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低，很多人也以谈商、经商为耻。但在浙江人看来，经商没有什么羞耻看言，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因为不在乎，所以敢于承担和尝试、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会经常看见一个个挑着扁担的小商贩，他们或是修鞋匠，或是杂货小贩，一口别人听不懂却有些耳熟的叫卖声，让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细想一会儿之后才明白：“噢，这大概就是从浙江来的买卖人吧。”口里说着买卖人，心里对他们还是有些许不敬：擦一双鞋能挣几毛钱？最穷的人都不会干，他们却干。

身上的苦可以忍，心上的苦却难以排解。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已经习惯了“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的浙江人只能选择忍下去。草根最开始往往都是不受重视，而那个阶段，也往往是他们的原始资本拔地而起的时期。

曾经有这样一份名单：鲁冠球——打铁匠；徐文荣——农民；南存辉——修鞋匠；胡成中——裁缝；楼忠福——建筑工人。对于他们的名字有些人可能还感到陌生，对于他们曾经的职业，每个人都耳熟能详。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被人重视，也是别人眼中的苦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创业成功的人，哪个不是先苦后甜？而现在，这些别人眼中曾经苦力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他们的身上依然留着草根的血液。

“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有人曾如此评价浙商。两个极端，却反应了出了同一个秉性：浙商的出身，大多贫苦，这注定了他们是小人物，而有志气、能吃苦的小人物同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1991年回家之前，一个叫王均瑶的人和一帮温州老乡合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由于路途遥远，从出发地都温州要1000多公里，车又比较慢，王均瑶就随口说了一句：“这车子太慢了。”朋友听了，也随口回了一句：“那你坐飞机回去好了，飞机快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的王均瑶也仅是个小老板，但朋友的一句话，让他起了做飞机生意的野心。8个月后，他就经过各种努力，成功的包下了长沙飞温州的航线，而这也开了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的先河。之后，他又做起了牛奶生意，他的志向是让中国有钱人都喝上自己公司的奶。总部最开始在温州，后来搬到上海。

“我一到上海，就像一粒沙子掉到了一堆石头里，太微不足道了。在温州闭眼都认识路的我，上了上海高架桥总下不来。”

做的再大，他也还是民间资本。对于诺大的上海来说，还是一粒沙。他没有忘记自己早些年睡地板啃冷馒头的日子，这些，就是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源泉。

苦出身不等于有苦命运，年纪轻轻就外出打拼的浙江商人，凭借自己的勤奋、隐忍、敢于拼搏的精神，在一条原本坎坷的经商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康庄前程。或许，无论过了多久，他们也无法改变自己草根的背景，但有一天，当他们功成名就之时回身望去，那些曾经的坎坷和艰辛，早已退去了曾经的艰涩，而成为浙商身上令人铭记的勋章。

【商海智慧】

商海破浪，小船驶出“稳”船王

他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他的发迹始于一艘已经跑了三十年的旧船：20年的时间成为拥有200搜巨轮，2000万吨位的世界级船王。他联手李嘉诚“导演”震惊世界的“九龙仓之战”。

这就是包玉刚，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以稳健著称于世的“东方船王”。

1978年，60岁的“舵手”包玉刚决定给自己的事业掉转一下“船头”，率领他的“海上王朝”进军陆地，他的这一选择，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踏上陆地，就嗅到了硝烟的味道。

20世纪七十年代，全球爆发石油危机，航运业却迎来自己的辉煌期，多少人都想在油桶里捞上一把，包玉刚的船队就搭上了顺风车。船队的订单络绎不绝，拉出去的是石油，拉回来的仿佛是一船一船的黄金。

但这个在海上鏖战了近五十年的老船王却没有被眼前的景象迷住双眼，他分明察觉到了一股涌动于繁荣背后的大萧条的气息。此时，包玉刚的幕后财团汇丰银行恰恰更换了老板，新老板上台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给包玉刚逐渐“断粮”。

形势有些紧急，这个久经沙场的老舵手却没有丝毫慌乱，他开始在心中慢慢布局。他先是有条不紊的减少船只，再紧紧地盯着他关注的领域。九龙仓码头，这个无数人觊觎的黄金领地进入了包玉刚的视野。作为香港最大的码头，谁掌管了它，谁就握有了香港绝大多数海上运输和存储业务。这是块谁都不会轻易放过的“肥肉”，但得到它，谈何容易？

在当时，九龙仓的拥有者是英国财团怡和。怡和在香港侵淫了近百年，资本雄厚，根深蒂固，想跟它对抗绝非易事。此刻的包玉刚，站在香江岸头极目远眺，这位对海有着很厚感情的船王绝不会想到今天会在香江横刀立马，与国际财团巨头针锋相对。

60年前的宁波小镇上，包玉刚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包兆会是个市井小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每一分钱都浸满汗水。家离海不远，包玉刚经常去看海，看船。命运似乎有某种笃定，一定就是一生。包玉刚在13岁的时候到上海读了一个船舶学校，抗日的时候被迫中断，又去银行里当小职员。1949年初和父亲携带打拼数年的来到香港，自此踏上航海业的征程。在1949年到1978年间，包玉刚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在一条破船上成长为享誉世界的船王。此中艰辛常人难以理解。

而远在香港，有一个人也正强势崛起，那就是比他小十岁的李嘉诚。李嘉诚通过苦心经营，跻身华人首富，一样的艰苦，一样的令人瞩目。一边是船王包玉刚，一边是首富李嘉诚，两人都不会想到如今同会于香江湖畔，一起阻击西洋财团。

1978年7月的一天，李包两人密会于香港中环文化阁一间隐蔽的房间。谈话的主题直奔九龙仓。

在那次密会中，李嘉诚打算将手中持有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必须帮他在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的股票。包玉刚意在九龙仓，李嘉诚意在和记黄埔，两大巨头各有所指，共同的目的却是对抗盘踞九龙仓的英国财团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