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5、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备讲读，职在论思，首献言以助万一。陛下宜先诚意正心，推广圣孝，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难致也。愿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则其末可以无难。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勋劳，赐鲁以天子礼乐，使世世祀周公，以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报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归心。汉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亦葬以天子之礼；帝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报以非常之礼。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庙社稷，有大德於亿兆人民，於陛下之恩，与天地无极，岂人臣之比哉！然则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章献明肃之於仁宗，慈圣光献之於英宗，鞠养扶持，勤劳艰难，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丰之末，神宗寝疾病，不能出号令，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毫朆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廷之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既殁，然后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后徐王得入。进退群臣，必随天下之望，不以己意为喜怨赏罚，故至公无私之德，虽匹夫匹妇之口，亦能道之。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岂有他哉？凡为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当其劳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献明肃时，亲党多侥幸滥恩，仁宗既亲万机，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无怨。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切拒绝，内外肃然，盖以朝廷不可无纪纲，故身当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来，惟以德泽结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无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圣性宽裕，不忍拒人，内降滥恩，其后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故虽德泽深厚，结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
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於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儆群慝，则帖然无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语，不正其罪，则恐奸言邪说，继进不已。万一追报之礼小有不至，则於太皇太后圣德无损而於陛下孝道有亏，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爱戴，思慕无穷。陛下若听小人谗说，或追报有所不至，或轻改其政事，岂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离於下，则天变见於上，陛下虽欲为善以救之，改过以补之，亦无及矣。夫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馀何足观焉！夫小人之情，非为朝廷之计，亦非为先帝之事，皆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 今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欲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纪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闻陛下，自太皇太后寝疾，朝夕不离左右，躬亲药膳，夜不解带，忧瘁泣涕，形於颜色。自遭变故以来，哀慕毁瘠，中外具闻，丧服之礼，务从至隆，又复诏发扬太皇太后圣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极也。至亲之际，无所閒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闻以小人众多，恐置陛下於有过之地也。如臣等所言，虽万万无之，然不敢不虑於未然。或有纤芥流闻於外，则臣等上负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惟陛下深留圣思。取进止。贴黄：臣等伏见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者，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马光先言之。其后，建议者上误英宗追尊濮庙，举朝皆以为不可。朝廷虽尽逐台谏而言者不息，英宗终不能夺众论，圣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从众言，遂擢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进言，臣等固未知其有无，然不敢不预，言者亦虑朝廷既有其端，则忠正之士必争论不已，不唯上挠圣怀，亦使天下闻而不平。人心一离，不可复收，陛下他日追悔无及，臣等忧惧危慄，实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轼先约祖禹上章论列，轼章已就，见祖禹章曰：“公之文，经世之文。轼於朝廷文字失於过当，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窃愿附名，於‘臣’下加一‘等’字。”毕沅《通鉴》云：戊申，并臣七上表请听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乃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云云同。又案：《编年备要》云：祖禹怀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云：臣窃惟太祖受天眷命，刬革五代之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创业之君，起於细微，身历艰难，亲履勤劳，先有功及民，然后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历艰难，不履勤劳，无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於治安，祸乱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1、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2、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3、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畏为礼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法制，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4、庚子。（《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案：原文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