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2、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谟，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於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於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曰：案：《临川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云：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讬，必尽其材，变置设施，必务其当，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於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彊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於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於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案：《临川集》此下有云：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於方今。）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於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案：《临川集》此下有云：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於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横彊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重赏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於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非不见任”。） 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於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於庸人。农民坏於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於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尝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尝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於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於百年，虽人事，亦天助也。盖屡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逊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由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於是为上略陈施设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讫不复录所对以进。（《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应旂《通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统类》作壬寅日，与《纪事本末》及各本均异。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友。三人更游扬人，名始盛。帝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及为太子庶人，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至是始造朝入对。）

3、除集禧观使富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案：《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诸书，《宋史》及各本均不载，或即上壬寅之言也。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赐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座，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座？’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帟幕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於前，则事体轻重，议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义。”判太常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臣窃谓侍从之臣，见於天子者赐之坐，有司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於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从，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跪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十朝纲要》：庚申，诏从判太常龚鼎臣议，令经筵立讲。）

1、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壬申朔。） 庚辰，（《长编》卷二百零八：治平三年八月十五日己酉，蔡抗陈乞国子监轮举教授。原注：熙宁元年五月庚辰日有诏。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五月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教授。据《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五月九日，有司言：“两汉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补诸侯王傅。今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宜命两制举纯朴行谊年五十以上者。”又云：置大宗正司记室一人，典笺奏；讲书、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讲授，兼领小学之事。自熙宁初置丞，省记室、讲授员，增给以禄。） 同知谏院吴充（案：《宋史·吴充传》：熙宁元年，知制诰。神宗谕以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谏院。） 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桮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资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殁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纪事本末》卷七十。案：太平治迹统类载吴充是奏。又云：诏令中书及韩绛同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与议。安石以顾为善。然是时安石未执政，制置三司条例司尚未设，此恐年月有误。《纪事本末》此上明书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2、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虏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诏遣使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诇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姓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於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绐我。”檄宥州诘夏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案：薛宗道，即《涑水纪闻》所云夏国之臣薛老峰也。议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详见二年十月丙申。） 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藉或授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受诏，如逵所言。（《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郭逵传》：逵诇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牒告将斩之於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虏，情得，执献之。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韩绛主种谔计图横山，与逵议出兵。逵曰：“谔，狂生耳，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误大事。”绛怒，以为沮挠，奏召逵还。）

3、丙申，枢密院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九：“拣”作“择”。少壮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案：《文献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王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两府共议，或以为令一月一番，或以为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辨之甚力。义勇旧制，见《宋史·兵志》五云：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正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弓箭手、砦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又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义勇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河东路义勇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初，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艺精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别教阅，及数外艺优者亦籍之，俟有阙则补。从之。）

4、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常；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不等，许义勇陈乞。”（《纪事本末》卷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