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选举二(3)
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愚贤，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时亮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举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可静念吾言。吾兼正六为吏部郎，三为尚书，铨衡所宜，颇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溥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剸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礼法难权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当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
及辛雄为尚书右丞，转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得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具，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
及孝庄帝初，诏求德行、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后六年乃叙。
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初，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后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后，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于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
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二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后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干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表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周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余转，通计后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于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余郡守，不在举限。」
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国君专之。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唯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干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诏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则自署，府官则命于朝廷。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自后魏末、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多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归在省司。牛弘尝问刘炫曰：「按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吏百倍于前，判官减即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虑覆理，锻炼若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之。
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初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愬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曰：「异乎！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固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始建进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大业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于此。自今以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因授文官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