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踏入达尔文的无底洞

我在前面引用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话。他提到的观点，很多知识精英都有耳闻，可普罗大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现代进化理论的寓意以及认知科学的进展，将在21世纪导致许多传统概念的土崩瓦解，即使人们已跟这些概念共同生活了很多个世纪。举个例子，假如相信传统的灵魂观念，你就应该知道，对进化论的寓意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更完整评估正在摧毁这个观念，而且，这个过程将在你临死之前完成。在这本书中，我打算敦促世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努力建构另一套跟生物科学和认知科学一致的世界观，而不是花力气避免或掩盖这些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认知科学和进化论揭示的令人不安的事实，而不是跟它们战斗。面对它们，把自己藏起来，这将使我们冒险制造一个双层社会。这个社会的其中一层由行家里手组成，他们具有理解这个世界的特权；而另一层则由受骗上当的普罗大众组成，他们就是知识上的无产者。他们情感脆弱，不够强大，没法跟真相打交道。

为了避免这样一个双层社会的出现，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一场知识的大灾难已然来临。旧有的世界观轰然坍塌，虽然它们曾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着人类的精神。我打算告诉读者，如何建立另一种人类状态的替代观念。这套观念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哲学以及现代新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洞见为基础。

在本书中，我把现在称之为“达尔文时代”。因为，尽管早在140多年前，达尔文就写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这本书，可那么多年过去，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来自达尔文的真知灼见，依然在有力地塑造着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事实上，被称之为普遍达尔文主义（Cziko 1995；Dawkins 1983；Dennett 1995；Plotkin 1994；Ruse 1998）的这么一个东西，最近创造出了许多新兴学科，比如进化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进化认识论、进化医学，以及进化计算科学（见Aunger 2000b）。在达尔文去世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真正进入达尔文时代。这些相对较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将为我们提供人性的背景假设，而这些假设将被未来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吸收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洞见，将会给我们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带来破坏性影响。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我们编造了很多神话，以便解释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心智具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也一直在编故事，想要说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存在。现在，这样的历史潮流偃旗息鼓，我们也许最终站在了对人类地位进行事实理解的门口。然而，想要获得这种理解，首先就得把我们曾经创造的神话炸掉，这种做法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某种认识上的痛苦。这是因为，面对达尔文主义那不合时宜的寓意，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科学自身进行应对，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勇敢面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寓意。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不退缩的态度，本书的主题将令人振奋。在认知心理学、决策论和神经科学等人类的科学发现中，正是某些未被揭示的寓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能够把人类对意义的需求跟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协调起来。

为什么杰里·福尔韦尔是对的

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书中，丹尼特（1995）认为，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一观念，其实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宇宙酸：“它把几乎所有的传统观念都销蚀掉，在其身后留下一个革命化的世界观，大多数旧有的景观仍然依稀可辨，但也经历了彻底的改造”（63）。简而言之，达尔文主义的冲击波刚刚能被世人感觉到，我们还没有彻底吸收进化科学中包含的破坏性洞见。

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达尔文主义的寓意，一个理由是存在这样的现象：最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其实也最清醒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在知识上扮演着宇宙酸的角色。举例来说，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一观点，将毁掉他们心目中大多数神圣的东西。比如，对进化论的完整理解，恰恰就会威胁灵魂这样一种概念。

简而言之，在理解达尔文主义方面，恰恰是站在路中间的信仰者错了。他们是所谓开明宗教的信徒，认为自己了解自然选择意味着什么，但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的阴郁含义，因而对达尔文主义存在多处错误理解。显然，这些错误中的每一种都让达尔文主义变得可口，变成人们容易接受的教义，可达尔文主义中更令人震惊的寓意被隐藏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歪曲了。比如，普罗大众继续相信进化式进步的错误概念，尽管史蒂芬·古尔德写了很多畅销书，坚持不懈地跟这种错误观点做斗争。这种观点中有一个很重要，但其实具有误导性，即认为人类是进化不可避免的巅峰之作。这就像那首古老的歌谣中吟唱的那样，人类是“群山之王……独占鳌头”。虽然古尔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纠正这个错误观念，可它依然存在。古尔德不断提醒我们，人类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也就是说，某些其他的有机体本来有可能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对进化的误解，跟本书的主题关系更密切。这个误解就是，我们携带基因“是为了物种的生存”。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想法，认为我们携带基因，基本上“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繁殖自己”。在第一种情况下，基因为物种服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基因为作为有机体的我们服务。两种错误观点都认为，基因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在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理查德·道金斯抛出了一枚定时炸弹。到目前为止，这颗定时炸弹还没有完全爆炸。它指出，实际情况跟刚才说的完全不同：我们被构造出来是为了给基因服务，而不是相反。流行的观点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制造我们的副本”，这里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我们存在，是为了让基因制造它们的副本！它们是主要的，我们（作为人）是次要的。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为基因服务，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基因才把我们制造出来。

事实上，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种观点说不通。我们从不制造自己的副本，只有基因才这么干。显然，我们的意识并没有在我们孩子那里得到复制，因此，我们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延续自我。我们把一半随机的、乱成一团的基因传给自己的孩子。到了第五代时，我们跟后代的遗传重叠将减少到1/32，这个比例通常在表现型水平上都难以觉察。“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个谬论背后存在一个错误观念。道金斯对此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被制造成基因机器，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传递自身的基因。不过，三代之内，我们这一方面就会被人遗忘。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孙子孙女，都可能跟你长得像……但是当每一代人不断生儿育女，往下传递，你的基因的贡献就会减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达到一个可以忽视的程度。我们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是基因的集合，也就是我们每个人，事实上注定要分崩离析。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直接后裔。然而，她很可能并不携带老国王的任何一个基因。我们不应该在繁衍之中寻求不朽”（199）。

我们的身体由一个独特的基因联邦建立，这个联邦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走到一起。从欣赏我们自身独特性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繁殖自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景象。即使我们认为，基因在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繁殖我们自身”，这也不能减轻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哀伤之情。相反，令人震惊的是，难以置信的是，备受屈辱的是，我们存在，是为了在基因复制的过程中帮助它们——我们存在以便它们能复制。用道金斯的话来说，永垂不朽的恰恰是基因，而不是我们。

这就是道金斯扔给流行文化的知识手榴弹，而这种文化还没有准备好消化它的影响。这种消化过程被延迟了。一个原因是，即使是那些声称相信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人，也低估了彻底接受普遍达尔文主义之后由此导致的概念革命的影响。比如，在通常的讨论中，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是拿科学和宗教做比较——前者通常是进化论的幌子（Raymo 1999）。接着，讨论者会把问题界定成可兼容的或不可兼容的两种立场：前者认为，科学世界观跟宗教的能兼容，而后者认为不可以。开明宗教的信徒常常都是可兼容主义者，他们热情洋溢地主张，科学跟宗教能调和起来，像情侣一样手拉手、肩并肩。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不想走这么远，因为他们只想让宗教压倒科学。

说出来有点儿奇怪和反讽，因为，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事情看得更透彻。而且，恰恰是相信进化论的那批人没看到普遍达尔文主义中内在的危险。这些危险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个显而易见的选项：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这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上帝或其他任何神灵的特殊设计。它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没有任何目的。它还意味着，就生命形式而言，没有任何天生的“高等”或“低等”（见Gould 1989，1996，2002；Sterelny 2001a）。简单地说，一种生命形式跟另一种一样好。

其次，存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进化无意义。这个问题来自一个事实，即进化是一种算法过程（Dennett 1995）。一个算法仅仅是一套形式步骤（即配方），用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我们熟悉一种算法，即计算机程序。进化就是一种在自然界中而不是在计算机上执行的程序。设想有一种最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即复制那些在选择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实体。根据像这种程序一样简单的逻辑，算法式自然选择过程（机械地、盲目地）构造出了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结构（见Dawkins 1986，1996）。

很多人认为自己相信进化论，可他们没有想清楚这一过程的含义。这一过程是算法式的：机械、盲目、无目的。不过，乔治·萧伯纳早在1921年就觉察到了这些含义。他写道，“这个理论看起来很简单，因为你最初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不过，当你慢慢理解它的整个寓意时，你就会万念俱灰。它蕴含着一种可怕的宿命论，无论是美丽和智慧，力量和目的，还是荣耀和抱负，都将发生可怕和该死的衰减”。我这里可不是说萧伯纳说得对，仅仅是说，他准确地觉察到达尔文主义对他世界观的威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美丽和智慧在达尔文式的观点中就会衰减，而且我会在本书的第8章解释为什么。这里，重要的是，萧伯纳说对了一部分。他聪明地看到了进化的算法式本质。一种算法式过程也许会被描述为宿命论，而且，加之这种算法跟生活有关，于是萧伯纳觉得它狰狞可怕。

我相信萧伯纳得出的结论是错的，不过为什么错的原因他永远都没法预见。我想到了一种办法，能让我们逃离“狰狞可怕的宿命论”（请继续阅读，看看我认为这个方法是什么，以及需要哪些认知科学的概念来激活这种方法）。然而，至少可以认为，萧伯纳说对了一点。他认为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势必要求我们修改很多经典概念，比如人格、个体、自我、意义、人文内涵以及灵魂。当然，这些概念没必要被还原到萧伯纳所暗示的那种程度，但它们必然需要彻底重构，我至少会在本书中对这种重构进行勾勒。

作为一个科学社会的公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深刻见解。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一边享受科学产品带来的种种便利，一边不接受科学在其初期带来的跟宇宙中人类有关的破坏性观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将考虑放弃前者——我们继续被科学提供的种种产品包围着、吞噬着：DVD光碟、便宜的食品、核磁共振成像机、电脑、手机、高品质蔬菜、高泰克斯服装，以及大型喷气式客机。因此，意义、个性和心灵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继续遭受破坏性冲击，这种冲击是一种科学发现引发的连锁反应，即科学揭示了生命、大脑、意识和世界其他方面的本质，从而引发了这种动荡。这些发现构成了我们对人类存在本质假设的语境。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洞见紧跟着人们想要的科技产品。这些技术伴随而来的某些洞见将给人带来深深的不安。

在进化这个话题上，温和的宗教徒以及几乎同样多持有世俗世界观的人，都在犯错误。他们以为，科学仅仅想要拿走我们的半条面包，绝不会碰我们超验价值观（这是另外半条面包）。然而，普遍达尔文主义不会满足于仅仅拿走半条面包。对于这一事实，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比温和的宗教徒看得更清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宇宙酸。自然选择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算法过程，将溶解跟目的、意义和人文内涵有关的任何一个概念，除非它被同样强有力的其他概念给打败。不过，在21世纪，这种同样强有力的概念必然植根于科学，而不是来自宗教神话——它们出现于科学产生之前的时代，现在早已灰飞烟灭。我认为，这样的概念的确存在，而且要花费大量笔墨在本书中描述它们。但是，不破不立，第一步还是让宇宙酸发挥作用，开始它那令人战栗的毁灭性过程吧。一旦宇宙酸把表层的、短暂的结构给销蚀掉，我们就能看见科学留给自己用于建设的岩床是什么了。

复制子和载体

为了穿透围绕着进化论的迷雾，为了让宇宙酸着手工作，我将使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出现过的生动语言。道金斯因为使用这些语言饱受批评，不过，这些说法有助于令我们震惊，使我们完整了解进化起源的寓意之后，接触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特别想从道金斯那里得到的是他的术语，是他对复制子和载体的概念区分，以及他阐述进化逻辑的方式。他所使用的进化模型的技术细节，跟我们这里的目标没关系。道金斯在那本书中做了脍炙人口的总结，这对我们很有帮助。说实话，我在这里就靠它了。而跟这一过程的细节有关的所有争论，都跟本书提出的概念主张没有关系。

故事是这样开场的。很多进化理论家依然在细节上争论不休，可他们所有人都同意，在某个历史时间点上，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化学成分的原始汤，从中演化出了稳定的分子，道金斯把它们称之为复制子，因为它们能复制自身。复制子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就发展出了复制的精确、多产和长寿等特征。也就是说，它们能精确地复制自己，制造数量巨大的副本，而且自身能保持稳定。紧接着，原始食肉动物出现了，它们能分解竞争性分子，还能使用其中的成分复制自身。其他的复制子发展了蛋白质保护涂层技术，以此来抵御这种食肉动物的“猎杀”。当然，还有的复制子创造了更复杂的容器，把自己安置其中，这些复制子也能存活和繁殖。

道金斯把这种复制子置身其中的复杂容器称之为载体。跟环境互动的其实就是载体，而且，载体跟环境互动的差异化成就，决定了置身其中的复制子的成就。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复制子的成就不外乎就是跟对手复制子相比，增加自身在复制子群体中的频次。简而言之，复制子是这样一种实体，它们能在复制之后，把自身结构相对完整地传递下去。载体是跟环境互动的实体，它们跟环境互动的差异化成就，导致了置身其中的复制子的差异化复制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道金斯把载体称之为复制子的“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接着，他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惊天秘密：

生存机器变得更大，更复杂，这一过程是渐进的、累积的……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自然选择将会产生怎样怪异的、自我保存的机器呢？40亿年的时间过去了，古老的复制子的命运是什么呢？它们没有消亡，因为它们是过去的生存艺术大师。但是，不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寻找它们；它们很早以前就放弃了自身的自由。现在，它们像殖民者一样群居在一起，安稳地寄居在庞大而笨拙的机器人体内，远离外面的世界，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跟它沟通，通过遥控的方式操纵它。它们在你体内，也在我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而且，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就是保存它们。这些复制子远道而来。它们现在的名字叫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1976，19-20）

我们的基因是复制子。我们是它们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强调过这一点）现代进化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对于基因复制来说是一个好载体。思考一下相反的情形，即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复制自己。正如道金斯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错误”（237）。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思考进化时都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即使在生物学家中，一不留神，它也可能成为一种默认的思维模式，因为“单个有机体在生物学家的意识中最早出现，而复制子——现在被称为基因——被看作单个有机体所使用的机器的一部分。需要靠深思熟虑的心理努力，才能让生物学重新走上正轨。这种努力也会提醒我们，复制子在先，无论是它的重要性还是它的历史，都是如此”（265）。

简而言之，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最终目标，就是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存机器，为现在的复制子（基因）服务。面对这一点，我们畏葸不前，惊惶不安。

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存在终极理由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继续扮演生存机器的角色。我们有逃生出口。被称为人类的笨拙的机器人能逃出自私的复制子的魔爪。而且，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个想象的寓意，你肯定希望有这么一个逃生出口。道金斯承认，自然选择的进化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洞见，让自己也大吃一惊。从基因眼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生存机器，是盲目的机器人载体。我们被植入程序，以保存被称为基因的自私分子。这是一个直到现在也令人震惊的真相。虽然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一点，但现在自己也没有完全适应。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拿这个事实把其他人也吓一跳。”这个观点的确令人惊诧。如果你愿意，请想象一下，“独立的DNA复制子像羚羊一样跳跃，奔放不羁，自由自在，世代相传。它们通过生存机器而临时组合，聚在一起，摆脱了芸芸众生终有一死的不断演替，打造出属于自身的永恒不朽。……身体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战的遗传代理人松散的、临时的联盟。这些代理人彼此之间并不熟悉，直到在精子或卵子中准备下一次伟大的基因混合时才会见面。”（234）

简单地说，这就是令人恐惧的事实：我们是盲目的复制子制造的生存机器，这是一种叫作自然选择的算法导致的结果。而且，哪怕我们转过头去，不去看它，希望那个长毛怪像个小娃娃一样走开，我们也依然心有余悸，没法逃离这种恐惧。只有通过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了解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存机器，我们才可能逃离恐惧，抑或找到方法对付它。

当然，我使用机器人这样的说法，是想让读者浮想联翩，以便对付我们朴素心理学中根深蒂固的直觉。举例来说，有一种直觉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目标。相反，我们需要明白，人类存在，是为了构造载体（在植物和动物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载体，人类不过是其中的一类），以便为复制子的繁殖目标服务。

在本书中，我有意使用道金斯用过的术语，因为它们富有煽动性，比如载体和生存机器，而我不想减弱语言所能唤起的进化的洞见，想要使它富有感染力。只有当我们能理解这些另类的观点，体会到它们是多么令人不安时，我们才有动力付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认知变革的努力。比如，生物哲学家戴维·赫尔和其他人更喜欢用交互子（interactor）而不是载体这样的术语，因为后者含有被动和消极的意味，看起来减少了有机体本身（跟复制子相比）的因果主体性。他们认为，交互子这个术语更好地传达了有机体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交互子的说法在严格意义上更合适，但是我会继续使用载体这个词，因为它传达了令人不安的逻辑。通过这些逻辑，进化论颠覆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动摇了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特殊位置。对我的目标而言，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到自身的生物起源时，载体这个术语更清晰地刻画了人类面临的挑战。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是人类不能认识到他们是以盲目复制子的载体这一身份诞生于这个星球上，那么，他们就有成为被动管道的风险，而这些管道是为了基因的利益和目标存在的。在人类语境中使用时，载体的说法带有轻蔑的含义。它丢下一封必要的战书，在我看来，这反而更能激起人类认知变革的努力。

类似地，使用“生存机器”和“机器人”这些术语，遵循相同的逻辑。它们同样被有意地、带有挑衅意味地加以使用，这是为了引发令人不安的直觉——我们必须寻找出路的直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令人不安的直觉促使我们推进必要的认知变革，因此，这样的术语大有用处，它们帮助我们维持这些战栗不安的直觉。举个例子，道金斯曾经雄辩地指出，人类能反抗自私的复制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是能这样做的唯一载体。要是可以把人类理解成生存机器——笨手笨脚的机器人，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由复制子制造出来——那么，他们也是唯一被设想能煽动一场反对复制叛乱的生存机器。根据道金斯的优秀传统，我将使用“机器人叛乱”指代来自进化洞见和认知变革的方案，它们将带领人类超越复制子的有限利益，以界定自身的自主性目标。

人类是哪种机器人

站在人类基因的立场上，我们使用机器人这个词来描述人类时，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必然缺乏复杂性或没有智能。恰恰相反，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载体，拥有灵活的智能，他们这种心智设计对于环境改变极为敏感。这种灵活的智能允许人类这种生存机器逃脱基因的要求，这种方式在其他动物那里从未有过。为了理解人类怎样才能反抗基因的独裁，我们必须使用另外一套隐喻，即所谓的火星探测器类比。很多进化心理学家使用过这个术语。

比如，丹尼特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当控制一个仪器（比如模型飞机）时，控制范围仅仅受到装备功率的限制。但是，当距离增大时，光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举一个例子。美国宇航局（NASA）负责火星探测者运载车的工程师知道，在一定距离外，从地球上直接控制运载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信号来回需要的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不能继续操纵它们，它们只能自己控制自己”（1984，55，强调来自原文）。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必须转变他们的控制方式，从“强约束”（short leash）的直接控制（就像在控制模型飞机案例中的情形一样）转变为“弱约束”（long leash）的间接控制。在弱约束的情况下，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如何行动的指令，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加上一些通用目标。

道金斯对科幻故事《寻找仙女座》（A for Andromeda）的讨论，跟我们这里讨论火星探测者的逻辑相似。正如他（1976）指出的那样，当基因建立大脑时，跟施加控制的类型颇为相似：“基因常常为所欲为，不过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之后，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基因为了‘指导’它们的生存机器，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而不再是面面俱到……这种编程的优点是，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55，57）。人类的大脑代表：

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高潮，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但是，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大脑是执行官。然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将是这样的情形，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59-60）

道金斯说的弱约束控制，额外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这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两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弱约束机制没有取代强约束机制。可以说，不同的大脑控制类型进化而来，并没有取代早期的控制模式，而是在它们那一层之上又加了自己这一层。当然，后者也可能导致早期结构的改动（见Badcock 2000，27-29）。不同的大脑系统给基因目标编码时，直接程度不同。在人类中，所有形式的大脑控制通常同时运作（这一主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这就有了认知协作的需要，因为不同程序之间可能存在认知冲突。机器人叛乱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冲突，实现个体的最广泛利益。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一些心理学中的任务案例，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评估哪种类型的控制系统说了算的工具。对现在的讨论来说，读者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是自然选择的创造物，进化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灵活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道金斯暗示的终极的弱约束目标“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动物，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问：最好的选择，这是对谁而言？

我们的行为，在为谁的目标服务

想一想蜜蜂。作为一种动物，它通常被描述为具有典型的所谓达尔文式心智。蜜蜂拥有如图1-1所示的目标结构。标记为A的区域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制子跟载体目标一致。在这个区域中，很多目标同时并行不悖地服务于复制子（在蜂巢里，蜜蜂拥有促进复制的功能）的利益，以及作为一个连贯有机体的蜜蜂的利益。当然，A代表的精确区域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要点在于，存在一个非零区域B，这里的一整套目标仅仅服务于复制子的利益，而跟整个载体的利益对立。要是通过牺牲自己帮助其他个体，能为基因的传递带来更大的好处，一只蜜蜂就可能牺牲作为载体的自身。比如，蜜蜂可能为了保护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蜂后，跟外来入侵者殊死搏斗，失去蜂刺而死。有时，基因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载体。理解这一情形的寓意，将对我们理解人类的困境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这是因为，正如在下一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人脑的某些部分执行的是弱约束目标。

蜜蜂的所有目标都是简单而纯粹的基因目标。在它们中，其中一些跟作为载体的蜜蜂的利益相一致，而另一些则不一致，但蜜蜂不知道这一点，也很难说它们在乎。谈到基因，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有多大的重叠不是很重要，问题在于蜜蜂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对基因利益和相关的载体利益做出区分。

当然，说到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具有分离的可能性。对于作为载体、拥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类来说，这种可能性影响深远。对于人类而言，把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混为一谈，事实上就是把人看成蜜蜂。可有时候，在进化心理学文献中，不少学者就是这么做的。它其实排除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人类能意识到载体跟复制子之间的目标冲突，还能想办法来协调相互矛盾的心理输出。

然而，意识到这些潜在的目标冲突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理解这里谈到的复制子和载体的逻辑，以及它们的含义。对很多人来说，复制子的目标可能跟载体的福祉相冲突，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观点。的确，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观点：进化的运作是为了有机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复制子的利益。复制子跟载体具有不同的含义，理解这种不同有困难。这一点，在道金斯（1982，51）说的一个故事中得到了揭示。他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接受了一个大学生研究项目的申请。这个大学生是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然选择的进化，只想研究自然界中的适应器（adaptation）。他认为适应器来自上帝的设计，而且，他只想研究上帝已经制造出来的适应器。但是，道金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立场寸步难行。那个学生陷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中，难以自拔：“上帝发明适应器，谁是受益者？”鲑鱼适应竭尽全力游回它们的产卵地然后死去的方式。要是我们认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即对于大多数活着的生物体来说，活着而不是死去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那么，鲑鱼的这种行为显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要是不掺和耗尽心力的产卵洄游之旅，鲑鱼会活得更久。不过，这种行为的确是服务于鲑鱼基因的繁殖利益。上帝设计这些适应器，是为了活生生的有机体，还是为了它们的基因？生物学的事实很明显，看起来上帝站在后者那一边。

就像道金斯接着指出的那样，那个学生的争辩完全忽略了令人尴尬的要点，“在生命的层级中，对一个实体有利对另一个就有害，而创世论没理由让我们假定，一种实体的福祉将比另一种得到优先考虑……他或许设计了它们以便对单个的动物有利（无论是它的生存，或者另外的东西，比如它的整体适应性），对物种有利，对其他比如人造物有利（这也是通常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对‘自然的平衡’有利，或对其他的莫测高深的、或许只有自己知道的目标有利。这些都是经常提及的跟进化观点不相容的选项”（1982，51-52）。当生物学继续寻找适应器服务的目标时，答案最终被找到：它是一种活跃的种系复制子——基因。因此，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恰恰支持一种真正古怪的宗教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上帝的恩泽（以他设计的生物适应器的形式）并非指向人类或其他任何物种，而是指向微小的、在细胞内复制的大分子。

在其他著作中，道金斯向普通读者提问。他的问题看起来有点儿诡异，“为什么是人类？”我们现在知道，令人懊恼的是，这个答案来自生物学：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因此，相互合作构造人体的基因才生存得相当惬意。而且，现在，我们拥有了理解那个无比重要的洞见所需的语言：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见解。毫无疑问，它是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作为载体的人类，破天荒地意识到一个惊人事实：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人类独一无二，他们有能力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实。而且，他们还会借此激励自己，设计出一套独特的认知变革方案。

所有载体都已满员！

基因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它们置身其中的载体，这怎么有可能呢？有一个观点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来自所谓的垃圾DNA现象。在大多数基因组中都有垃圾DNA（Ridley 2000；Sterelny 2001a；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它们留在基因组中，并不为有用的蛋白质编码。可以说，在蛋白质编码的重要任务中，这些家伙不过是“凑凑热闹”。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遗传物质没有被转化成蛋白质，而仅仅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它们并不帮助自己寄居其中的身体？直到人们把自私的复制子的逻辑想明白，垃圾DNA的谜底才被揭开。

根据常人的理解，在进化上身体是主要的，DNA的存在是为它服务的。这么一来，不起作用的DNA为什么会存在就成了一个谜。然而，一旦理解了DNA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复制自己，我们就不会迷惑不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DNA都是垃圾？它们在本质上就是寄生虫。如果基因必须为蛋白质编码，相互合作构造身体，以便更好地复制自己，它们就会这么干。可要是不必这么麻烦、这么辛苦，不必非得帮着构造载体，就能复制自身，那也很好。复制子只“关心”复制（当然，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我们好，垃圾DNA看起来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相反，正确的观点是，我们存在是为了给基因做事！一旦我们了解复制子存在并不是“为了我们”，那么某些DNA偷奸耍滑，在我们体内搭便车，这就不会令人困惑：这些坏东西不为我们的身体做什么，而是欺骗我们，也欺骗构成我们的其他复制子，让我们继续做牛做马，继续帮它们复制自己。

即便如此，垃圾DNA的概念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垃圾DNA在我们体内一路随行，而我们作为生存机器为它们服务，也为其他真正给蛋白质编码的基因服务。基因既不帮我们，也不害我们。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基因的利益跟载体的利益实际上会打架。这时候，基因诱发的载体行为并不符合载体本身的利益。比如，衰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Hamilton 1966；Kirkwood and Holliday 1979；Rose 1991；Williams 1957，1992，1996）。要是引发病变的致命基因出现在载体的繁殖期之后，它们就会保留在种群中；要是它们生不逢辰，出现在载体的童年期，这些致命基因就会被自然选择给剔除掉。不言而喻，当载体完成了繁殖任务以后，致命基因就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了。这就是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怪事：很多物种，比如鲑鱼，繁殖之后就会立刻死掉。

复制子跟载体在利益上并不完全一致。这里有一个更一般的案例，来自杂合子优势这个概念：如果杂合子比任何一种纯合子都有更高的适应性，既定的染色体位置上就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等位基因，这被称为多态性或多效性（Ridley 1996；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不过，在逻辑上这意味着，杂合子确保的任何一种等位基因的成功（它们在固定数量的载体中扮演着建设者角色）将不是最优化状态（它们是纯合子），甚至某些（纯合子隐性基因）会带来严重缺陷。有一种隐性基因能导致镰刀形细胞贫血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2001）讨论有性生殖的起源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身体集合逻辑。他指出，当基因组变得相当复杂，也因此更容易遭受突变导致的各种功能障碍时，有性繁殖就可能作为一种对抗策略产生，它能包含和承受这些基因组突变带来的破坏。或者，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另外一种观点。这一观点来自生物学家马克·里德利，他说性之所以进化出来，是为了把复制错误集中在少数身体中（里德利使用“替罪羊后代”来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生物学逻辑）。其实，不管发生什么，只要能“保证突变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不再累积，有性繁殖就有机会咸鱼翻身”（Miller 2001，101）。不过，关键之处在于，跟有性繁殖“咸鱼翻身”机会有关的是身体！它冒着风险，为的是跟被构造的载体有关的福祉！

就像杂合子优势和有性繁殖本身一样，性选择过程表明，进化并不会竭力谋求对载体而言最好的结果，而是建立能帮助复制子复制的适应器。一个相关的经典案例就是孔雀。因为雌孔雀的偏爱，复制子构造了雄孔雀光彩照人的大尾巴，尽管它对雄孔雀的身体和行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它得耗费精力维持这个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还得加倍警惕来自天敌的伤害。性选择机制并不关心雄孔雀作为一种载体的安全。它的运作是为了亚个人实体的利益；它们就是复制子。

跟性选择和杂合子优势一样，亲缘选择的概念提供了另一种自然选择原理的例证。这一概念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载体牺牲。许多有机体的基因常常要求它们的载体做牺牲，以便提高相同基因的繁殖可能，这些在其他载体（比如，亲属）中的基因可能含有跟要求者相同的等位基因。

很多学者关心进化论的哲学意义，他们讨论过一个更险恶的案例。这就是分离畸变（segregation distorters）。正常情况下，对于在染色体上同一位点的另一个等位基因而言，减数分裂过程（该过程产生配子细胞，每个含有一半的染色体，这些配子将参与有性繁殖）完全公正无偏。在染色体的有丝分裂过程中，两个等位基因各有50%的机会进入形成中的精子或卵子。分离畸变是这样一种基因产生和传播的过程：这种基因并不对包含自身的载体有什么好处，而是它使得有丝分裂的过程对自己有利，而对另一个等位基因不利。某些分离畸变强烈干扰正常的有丝分裂过程，把正常的50∶50的概率分布扭曲为95∶5的分布，让某个等位基因获得压倒性优势。事实上，大多数分离畸变对有机体本身有害。不过，当这种歪曲的有丝分裂过程带来的收益大过它们带给载体的不利影响时，这些基因也能传播。而这就意味着，跟正常情况相比，这种基因有更多副本进入配子。基因跟载体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分离畸变就是该事实的一个纯粹而简单的案例。

这里讨论的现象，偶尔有人会以为，倘若它们不是为了单个有机体的利益而发生，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或“群体的利益”。这是一种基本错误，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威廉姆斯（1996，216-217）提到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主人公叫哈奴曼黑叶猴，它是一种生活在印度北部的猴子。这种猴子中存在后宫妃嫔现象，即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雄猴霸占了猴群中的雌性，独享跟她们性接触的权利。当一个年轻力壮的雄猴发动叛乱，篡夺王位，把原来的统治者推翻、废黜以后，他就会接管整座后宫。这时，所有雌猴怀中尚未断奶的幼崽就会凶多吉少。当它们被屠戮殆尽后，雌猴就会再次排卵，而新猴王也就能跟她们交配了。杀死所有的幼年黑叶猴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对“群体”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不过，如果从生存机器要想办法传递基因的角度看，雄性黑叶猴的残暴行为就能说得通。前面的案例，诸如分离畸变、杂合子优势以及性选择，都表明繁殖并不是为了“有机体的利益”。这个例子说明，繁殖也不是为了“整个物种的利益”。

有人是物种选择或群体选择的支持者，他们常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能驳斥我在这里粗略阐述的观点，即所谓的生命的基因眼观点。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物种选择的观点跟生命的基因眼观点有一个相同的寓意，它们都认为进化的不同力量之间阴谋勾结，反对单个有机体的利益。比如，哲学家金·斯特瑞尼（2001a）讨论说，物种选择的支持者强调种群测量的重要性，比如基因库的变异性，以及物种的地理范围。然而，如果这些超个人的统计值卷入了最优化过程，就像在亚个人最优化过程中发生的情形，这就暗示，单个有机体也许没有最优化特征，使得超个人的统计值能达到最优化水平。物种选择为了这个谱系中的另一端而牺牲了载体，以便实现超个人的最优化。而生命的基因眼观点警告说，为了实现亚个人的最优化，载体常常被牺牲掉。无论在哪一种模式中，个体的福祉都没有跟进化机制的最优化水平保持一致。进化的最优化状态跟载体的利益之间，无论在哪一种观点中都可以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

在某种程度上，自然选择过程貌似贬低了作为一种连贯有机体的生命的价值。而对人类而言，这一价值具有显然易见的重要性。这是进化令人不安的一面。这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很多概念；要是你第一次听说，恐怕会感到相当陌生。比如，以某种角度来看，在我们的基因组中存在垃圾DNA或自私DNA，这样的概念诡异、古怪，甚至可能有点儿让人恶心。不过，要是你想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逻辑起点的话，这很关键。很多观点相当新颖。比如，载体的存在是为了基因，而不是相反。它们有很多是在达尔文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的。其实，这些观点蕴含在达尔文的理论中，但它们的寓意直到过去的几十年里才得以揭示。而且，它们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和吸收。事实上，就在不久前，久负盛名的科学期刊《自然》的编辑（285[1980]：604）才猛然发现，这些观点“令人震惊”。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垃圾DNA、衰老、杂合子优势、性选择、亲缘选择、分离畸变，以及有性生殖。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自然选择，站在载体的角度看，目的并不是实现自身的最优化。许多动物被设计成这种模式：它们为了传递基因宁可牺牲自己。一路走来，人类是唯一能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发生，也能尝试阻止它发生的动物！在进化论历史上，生存机器发动叛乱，第一次有了可能。

你的基因更关心你，而不是你应该关心它们！

事实上，人类认知的两个方面引发了生存机器的抗争。第一方面已经在前一节中讨论过了，如图1-1中区域B所示。人类发觉，许多镶嵌在他们头脑中的目标为基因服务，而不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他们是第一种意识到这一点的有机体。同时，他们也是第一种可选择不追求这些目标的有机体。不过，另一种人类认知的特征同样重要：他们是具有灵活智能和弱约束目标的物种，而不是像图1-1所示的情形。人类能发展出跟基因最优化完全无关的目标。在进化史上，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如图1-2所示的目标结构（再一次声明，这些区域的大小纯属虚构）。这张图上有A区域（基因和载体的目标一致），有B区域（目标为基因而不是载体服务），这跟前面的图1-1相同。不过，我们在图1-2中有了一个新区域。这个区域表明，在人类中，我们可能拥有服务于载体而不是基因的目标。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区域C只出现在拥有弱约束目标的物种之中？

当载体即时反应的编码达到极限，基因就开始在载体头脑中增加弱约束策略。进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些弱约束目标在灵活性上将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模仿人类的口吻，基因会说类似下面的话：“事情变化得太快了，鞭长莫及。大脑，让我们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吧。你只需要在考虑我们（基因）已设计好的、既定的通用目标（生存和有性繁殖）前提下，继续前进，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自然，存在摩擦。在弱约束大脑中，基因编码的目标只能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以表达。不存在下面这种具体的目标：“6月13日，星期五，下午6点57分，跟X交配”。相反，通常的形式如下：“做爱，因为它有趣”。不过，要是目标变得如此宽泛，一种潜在的鸿沟就横亘在眼前了：某些行为服务于载体的目标，它们未必有助于实现基因的目标。

我们不用到处寻找，戴套做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服务于载体的快感目标，但不服务于基因的繁殖目标。这种情形的逻辑就是，载体（往往是实例化的事物，有产生基因的倾向）目标可以跟具体的繁殖目标背离。一个灵活的大脑通常很忙，它要不断协调众多的长期目标，比如它自身的生存目标和快乐目标。此外，这些众多的长期目标甚至会强大到压抑其繁殖目标的地步。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有时就像是狼奔豕突、横冲直撞的火星探测器。它太忙了，总在不停调整自己的次要目标，比如掌控你的环境、跟其他人交往，诸如此类。于是，大脑有时就会忽略复制基因的主要目标，而次要目标本来是要给主要目标服务的。

复制子跟它们载体之间存在利益分离，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疏忽。在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发展中，该领域研究者就犯了这个错。而较为晚近的进化心理学家有时候也这么做。虽然他们强调，人类认知适应器的进化环境跟现代环境不同，可在自己的著作中，进化心理学家一直拖延，不怎么情愿深入讨论这一事实的影响。他们不做，我做。我将在本书第4章详细阐述这些影响，还会指出，现代生存环境很容易就创造出跟基因决定的倾向相分离的人类目标。在过去十年里，进化心理学对心理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大多是正面的。不过，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进化心理学低估了人类潜能，因为它倾向于把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混为一谈。进化心理学推动了达尔文时代的来临。可如果它的发现基于不合适的语境，那么，进化心理学也许就会有效地制止机器人叛乱。

举个例子，进化心理学家喜欢强调认知机能的有效性、合理性。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部分重要成果表明，某些推理错误被认知心理学家描述成人类心理的问题层面，事实上拥有合乎逻辑的进化解释。这种说法的含义或背后的假设就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既然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行为实现了最优化，那么，关心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的认知变革，就是瞎操心。可是，这种乐观态度过于轻易地把基因跟载体的最优化合二为一，混为一谈。人类渴望超越他们作为生存机器、为基因的目标（就是简单纯粹的复制）而服务的命运。理查德·道金斯极为生动地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听取：“我们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能把我们从盲目复制子的执迷不悟中拯救出来……我们能藐视创造我们的自私的基因……我们作为基因机器被制造出来……但是我们有反对我们创造者的能力。我们，孤独地存在于这个星球上，能反对自私的复制子这样的独裁者”。（Dawkins 1976，200-201）因此，只有人类真正能扭转局势，或至少有潜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偶尔忽略基因的利益，以便更好地实现载体的利益。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完全阐述这个影响深远的见解。

逃离基因的魔爪

认知变革将提升人类的生活，为了避免低估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复制子跟载体存在不同的利益。我将给出最后一个例子，以说明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不同，这一情形会发生在拥有灵活智能和弱约束目标的载体身上。这是一个生动的思想实验（一种想象，以便激发我们的直觉），由丹尼尔·丹尼特提出（1995，422-427）。这个实验出现于他的一本书中，标题是《通向未来的安全通道》（A Safe Passage to the Future）。我在这里打算把它润色一番。想象一下，这是2024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低温冷藏室，能把我们的体温降到绝对零度附近，保存它们，这样的话也许未来有一天，医学技术就能让我们活得更久，甚至长生不老。假设你想把自己保存在低温冷藏室里一直到2404年。那时，你走出冷藏室，看着眼前一个陌生的、光怪陆离的新世界，那时的医学或许能让你永远活下去。问题来了，你要如何着手“维护通向未来的安全通道”？也就是说，你得想办法，要让你的低温冷藏室能保留到那时，而不是在此之前被毁掉。记住，你不可能日复一日地在它周围转悠。

一种策略是为你的低温冷藏室找一个理想地点，以便它能在随后的四百年里高枕无忧。这个地点应该能对抗自然界的种种挑战，比如风吹日晒，还能获得各种防护（也许还能用日光提供能量）。这一策略的危险在于，你可能运气很背，找错了地方。未来的人类可能觉得，你选的地方最好是建造地球上的第一百万个购物商场。他们根据当时的法律剥夺你旧有的产权——这一点殷鉴不远，我们现在就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古代坟地上盖购物商场。因此，这种留在原地不动弹的策略有问题。它也许可被称为“植物”策略。

另一种策略代价更高昂，可被称为“动物”策略。你可以建造一个巨大的机器人，它具备传感器和大脑，还能移动。接着，你把自己的低温冷藏室放在机器人体内。机器人的终极目标就是保护你，避免危险。要是它面临不利状况，就带着你一起自行移动，远走高飞。当然，为了生存，机器人还需要完成许多其他任务。比如，它必须保证能量来源，它的身体不能太热，等等。

除此之外，你的机器人还需要有相当高的智能，这样，它就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行为做反应。它自然会按照推荐路线走出购物商场，也能仅仅出于好奇心，就及时避开能把自己踩翻在地的大象群。不过，请注意，你的机器人运作起来很复杂，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像它一样的机器人，它们到处游荡，寻找食物和藏身之地。请你在想象中，用魔法变出数百家机器人公司。这些公司主动寻找客户，把更便宜的机器人推荐给他们；而且，这些新推出的机器人比2024年最早的一批同类具有“更多功能”。市场上，景区里，到处都是机器人。政府也许会着手开展调控机器人产业，甚至把机器人隔离在某些沙漠地区。美国有些州可能会想办法促进低温冷藏室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不再监管，让这些机器人在该州自由游荡。现在不少城市都在做同样的事：它们绝望至极，花力气吸引废物管理产业，以便“创造就业机会”。

你的机器人需要完成的任务，跟其他的机器人一样，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这些机器人可能被植入了某些生存策略程序，这些程序会鼓励它们跟你的机器人交往。某些不靠谱的公司会卖次品机器人，它们为了削减成本，故意降低机器人功率。这跟我们现在的个人电脑面临的情形差不多，你必须购买额外的内存条，可事实上，这些内存条就应该第一时间安装在电脑中。需要及时升级的软件，也是这种情况——还是回到机器人这边。这些不靠谱公司给次品机器人植入程序，唆使它们殴打其他机器人，盗用对方的电源。

显然，你一定希望自己的机器人避开所有的潜在威胁，希望它的目标不受干扰。这毫无疑问。可是，不是跟其他机器人的所有交往都这么简单。事实上，这里的要点在于，你的机器人面临的数百年后的决策，是身在2024年的你难以想象的。请思考下面两种情况。

场景A。这是2304年，距离将来你被解冻的那一天还有大概100年。你的机器人遭到殴打，它的电路出了故障。很可能它只能活到2350年了，那时它将崩溃，只留下你的低温冷藏室和它的电源。你无法移动。现在，你所在的地方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和历史的影响，这就跟“植物”策略面临的不利状况如出一辙。不过，自从2024年以来，低温冷藏产业进展迅速，这时可能已出现了超级油轮大小的机器人，它们能携带数以百计的低温冷藏室。不少公司实际上已发现了这个市场空隙，于是，他们以旧换新，推出了下面的交易方式：超级油轮公司答应从旧有的单个机器人体内取出低温冷藏室，把它继续保存150年；这个时间对你来说绰绰有余，非常充裕。作为交换，机器人答应让公司把它拆除，重新使用它的某些部件（这个，就像未来的精算师以难以忍受的效率计算出一分钱的一百万分之一，也比在装有数千低温冷藏室的超级油轮中再加一个额外冷藏室要值）。

现在，想一想，你会让自己的机器人如何抉择？答案显而易见，你想让它牺牲自己成全你，以便你的冷藏室能保存到2404年。机器人毁灭，你活了下来，这对你有好处。从设计者角度来看，机器人仅仅是一个载体，一个容器。你现在就处于类似基因的位置上。你设计了一个载体，以便保证你的生存、你的利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你命令这个载体自毁来保护你。

如果冷藏室成员在这个例子中代表基因，那么，机器人代表谁呢？毋庸讳言，机器人就是我们自己。悟到这一点，我们在思想实验中的忠诚立刻转向。当机器人面对这场交易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想大声疾呼：“不要做！”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它将揭示弱约束控制中的一些悖论。

场景B。你的机器人跟另一个单身机器人达成了一项互惠利他协议。就像某些类型的吸血蝙蝠一样，当一个机器人电量不够用时，另一个机器人可允许它插入插头，从自己身上获取电量，以便熬过一段特别脆弱的能量匮乏期。在吸血蝙蝠的例子中，如果某只蝙蝠好几天都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血液，它的朋友就用反哺的方式给它补血。你的机器人利用同样的互惠利他协议，提高了它自己的生存机会。然而，你的机器人不知道，当好朋友从它身上吸收电量的时候，也会同时从低温冷藏室汲取能量，而这会破坏冷藏室，你也就没法成功被冷藏到2404年了。

这真是一个悖论：通过签署协议，你的机器人提高了自身生存的机会，没想到这样却损害了你，降低了你生存的机会。在场景B中，意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要是你的机器人拥有较少的计算能力，你的处境会更好。假如它体内植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指令，“永远不要跟任何机器人或人类签订协议”，你在场景B中将安全无虞。随着机器人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复杂，拥有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它就越来越有可能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你服务了。

当然，在场景A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推论，我前面没有提及。但它其实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话题，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角色——它是你的奴隶，被你奴役。事实上，你一动不动，像个死人，它甚至都不认识你。而且，机器人现在作为一个自主性的实体而存在，它为什么不干脆把你扔到沙漠里，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呢？而它居然允许自己被拆得七零八落，保证你能登上超级游轮，好撑到2404年——太异想天开了！当你思考这个场景时，我们应该把下面的话告诉给我们的程序员：它们这些不速之客（指被冷藏的家伙）就是基因。曾几何时，它们进入我们的身体，还想以我们为跳板，要我们做牺牲，追求永垂不朽。

真知灼见：把人放在第一位

在术语上，我们现在已准备到位，能动用这些术语着手修建一条逃生出口，让我们有机会逃出达尔文的无底洞。自然，这不是要取代那些令人不安的隐喻，即道金斯提到的“笨拙的机器人”和“生存机器”，而是要把他们语境化，具体化，还得取走它们的刺。

在文学和电影中（如果不是历史本身），奴隶叛乱的第一步就是意识提升。他们必须完整地意识到自身悲惨处境的逻辑，了解到要是自己不叛乱的话，最终会有怎样的生活轨迹。类似地，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自从达尔文的宇宙酸于1859年出现之后，想要重新界定人性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从基因的观点来看，载体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生存机器”（Dawkins 1976，234），基因通过它们把自己传入下一代。根据进化的观点，要想在达尔文时代寻找自我，第一步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人类，就是载体。

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正确看待载体，不要在暗地里过于看重基因，甚至因此而看轻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文化习俗。倘若我们聚焦于载体本身——把它放在前面，置于中间——就能明显觉察到，无论对载体的自我关注如何发展，我们都没有理由把繁殖成功看得高于一切，把它放在载体层级系统中其他目标的前面。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把繁殖成功当成核心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举个例子，如前所述，进化心理学家贬低认知变革的必要，认为载体跟基因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可这不成立。于是，他们最后相当于在间接提倡，当基因跟载体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要站在基因这一边。有时候，进化心理学家甚至会旗帜鲜明地为此辩护。在一篇论文中，库珀（1989）指出，非最优化的行为倾向可能在遗传上具有最优化特点。他承认，这样的行为的确对推理者本身的福祉造成了损害。然而，库珀接下来反驳，说这样的行为依然是合理的，因为，“要是有人认为，他的基因型的福祉就是他自己的福祉，该怎么办呢？”

不过，话虽如此，有谁会对这些随机洗牌的基因（也就是他们的基因型）保持忠诚呢？比如，某个等位基因，你会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我实在怀疑是否真有这样的人。

哲学家阿兰·吉巴德（1990）提出了更为合理的观点：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区分人类目标跟自然选择“设计”人类时拟定的达尔文式代理人目标……达尔文式进化代理人的神圣目标，现在看来，就是个人基因的复制。就我所知，这并没有成为个人目标，但是在生物界，看起来好像有人相当聪明地为每个生命体设计了那样的目的……一个人的进化目的解释了他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具有的倾向，不过，他的目标跟这种代理人目的不一样。我的进化目的，我自身基因的复制，对于我的欲望或我尝试获取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没有直接影响……一个类似的结论就是，要是我以前知道，自己是某个神为了某个目的创造出来的，他的目的也未必就是我的。（28-29）

简而言之，“人类的道德倾向受某些东西的塑造，我们因此就看重这些东西（即复制自己的基因），这样做很愚蠢”（327）。

英雄所见略同。吉巴德的观点，得到了杰出的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的认可（1988）。他觉得“没有任何能想到的理由，可说服人们关心基因（长期平均扩散）的利益，这些基因在减数分裂和受精的抽奖过程中被我们接收。正如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赫胥黎所说的那样，我们有无数理由对抗服务于这种利益的这些倾向”（403）。

对于一个卓越的文化项目而言，机会依然存在。这个项目呼吁，当两者利益不一致时，把人类利益置于基因利益之上，这样就能提升人类的理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关键的利益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传适应度跟人类满足最大化之间的不同，这一项目的解放力量将丧失殆尽。

用道金斯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是笨拙的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的处境。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文化史上，这已经是令人惊讶的进展了。我们成了最早的有机体，甚至能在跟复制子面对面的时候找出自己的观点，思考这种观点的含义，发展跟它自己有关的模型，以及尝试通过最优化行为彻底实现自己的利益。其实，我们就是科幻故事中那些失控的机器人，把自己创造者的利益置于我们的利益之下。一旦载体被从强约束的基因控制下解放出来，一旦载体被赋予了通用目标，而不是被植入了用以产生具体行为的刺激应急机制，我们就成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载体。

因此，对于人类而言，好消息是他们将不再只是基因的容器。人类拥有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的认知变革程序开花结果，关键是要保证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不跟自己作对。这些达尔文式部分具有强约束特点，容易受基因影响。作为我们认知架构的一部分，它们依然驻扎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必须学会跟它们打交道。其实，我们手边就有可用的认知工具。它们能确保，我们达尔文式心智做出的反应符合我们的整体目标，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现在已有这样的文化知识了，要是能抓到手里，就能帮我们实现认知变革的宏伟蓝图。我将在本书第3章和第4章对某些认知工具加以讨论。也许，最基本的大脑工具就是某些最简单的洞见：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以平行系统的方式运作，常常同时在争取我们行为的控制权。而认知科学解释的真相就是，我们的大脑中发生着激烈的战争。这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