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场没必要的中国经济萧条
中国经济的冷酷现实
2015年年初，各种悲观的经济数据纷至沓来。中国2014年GDP增长率仅为7.4%，是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一年。全社会用电量仅略微增长；而铁路货运量则同比下降3.9%，同时CPI、PPI两项指数也创造了2009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更糟的是中国经济中竟然出现了负增长的省份，比如辽宁2015年前两个月工业增速下降4.5%。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这种衰退是必然的吗，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经济危机以来，欧美虚弱，本来是我们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只可惜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机遇。而在中国浪费发展机遇的时候，美国则慢慢地走出了危机，2014年美国第3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高达5%，第4季度也高达4.3%，美国经济已经创造了11年来的最高，成了经济最强年。目前美国失业率已下降至5.7%的历史低位。两相对比，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中国数据变得令人担忧不是从2014年开始的，而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我们可以看看以下事实：
·2011年，15万家中小企业破产。2010年，中国小企业的数量是406224家，而到了2011年，中国小企业只剩下256319家，而这大约15万家小企业都是在中国2011年下半年的货币紧缩中破产的。
·2012年，企业家出现破产跑路潮。到了2012年7月份的时候，财经评论家牛刀宣布了自己的统计数据，据他统计，全国跳楼、跑路的企业家已经达到560多人，而这只是公开报道的，那些未公开报道的估计得以千万计。高利贷疯狂，温州、神木、鄂尔多斯三大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全民破产；山东邹平民间高利贷泛滥30余人因债务纠纷被杀，这仅仅是酿成命案的，其他惨不忍睹的情形还有更多。
·2013年6月，中国钱荒更加蔓延，甚至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出现了短暂的支付危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高达30%，而平时1%都不到，这样的高利率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2013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刹住过头税”，同时国税总局也表示，虽然税收收入形势严峻，但要严查过头税行为。中国的企业税收为比例税，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税收自动减少，而地方政府又无权提高税率，因而只能今年征明年的税。
货币紧缩、经济减速最直接危害的是企业家，但最终危害的却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比通胀的危害更大。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过一个在垃圾堆拾荒的老人，她反映，这几年国家经济“紧”，废品都卖不上价，结果他们的收入减半。而这些人是中国最弱势的一族，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赚的也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一般年龄偏大，到了其他行业也很难找到工作。这位老人坦言，他们全家已经10多年没有团聚过，最小的孩子见了她连妈都不叫，他们这些人在经济好时，还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生计都成了问题。
甚至一些媒体公司也成为经济衰退的受害者。2014年，几大网络门户中的网易和搜狐都搬迁到了新的办公地址，而且网易的一些频道开始允许员工在家里办公，这一般可解读为企业遇到了经营困难。而一家中国最大财经网站的高管也向笔者透露，在2014年他们实行了大缩编，很多栏目都没有编辑负责。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一般被大家认为经营状况应该最好的某知名报业为例，大家就可以看出媒体行业的状况了，该报业从2010年就开始亏损，从2010年的亏损100多万元，扩大到现在的1亿多元，甚至亏损还在急速地扩大，一直亏到现在。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1326万元，净利润负109万元，2012年南方报业亏损1.23亿元。2013年一季度净亏损9485万元。而且笔者还看到一家比较知名的企业家杂志在微信群中寻找买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
本轮经济萧条的来源
这几年笔者受邀做经济报告时，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认为中国这轮经济萧条，是因为‘四万亿’，还是因为‘大紧缩’？”听报告的人往往都会认为是因为“四万亿”，这是媒体告诉他们的答案，但这却是个错误的答案，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时，中国经济何其繁荣，中国经济增长都达到两位数，中国汽车年产销量突破了2000万辆，中国百业兴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到处收购，中国的福利保障节节攀升，怎么可以说四万亿投资制造了中国经济的萧条呢？那中国经济的萧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货币紧缩的时候开始的。2011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进入货币紧缩周期，中国经济的萧条也开始了。而这次紧缩的严重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最高时存款准备金提高到了20%，与此同时，企业钱荒，银行钱荒，企业家跑路，商业领域高利贷横行。
中国这次货币紧缩的力度有多大？我们可以用数据进行分析：中国目前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2.84万亿元，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派生货币”。根据央行的数据，相当于真金白银的基础货币的数量只有32万亿元。2014年12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17.37万亿元，即使按照存款准备金18%计算，被冻结货币也有20.2万亿元，这占到基础货币32万亿元的63%。也就是中国有63%的货币躺在央行睡大觉，根本没有处于流通的状态，相当于没有发行，这才是中国这几年一直钱荒的根源。大部分货币都被央行锁了起来，企业和商业银行当然没有钱可用，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发展呢！
在民间投资不振的情况下，使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不得不推出“微刺激”。与此同时，严酷的货币政策依然没能放松，民间投资接棒的机会微乎其微，中国经济政策的周期彻底被打乱。其实中国到底有没有超发货币，那舆论所宣扬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否真的存在呢？其实根本不存在。
首先，在中国融资难非常厉害，在全社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鼓噪货币超发不仅是荒唐的，更是可笑的。货币是流动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通过消费、投资、借款、结款等形式出现，在中国融资难是非常明显的。真正的货币宽松下，不可能出现融资难，因为小企业可以向大企业借钱；而大企业向银行借钱，然后再加利息借给小企业，这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民间一直是这么做的。那为什么突然小企业借不到钱了呢？因为大企业也借不到钱了。大河流水小河满，现在是大河也没水了。
其次，中国的通胀并不高，中国在2011年通胀最高，但更多是基于翘尾因素，“翘尾因素”的意思是如果前一年通胀非常低，第二年通胀就会显得比较高，相反如果前一年通胀比较高，第二年就显得比较低，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通胀数据都来自统计局发布的同比数据，也就是后一年与前一年的比较。因为“翘尾因素”影响下的统计数据，媒体掉入了“统计陷阱”，2012年中国的通胀就非常低，大部分月份都是2点多，即使考虑“翘尾因素”，也是非常温和的。
中国的M2是GDP的多少倍才合适
这几年媒体炒作货币超发，其最主要论据就是M2与GDP的比较，特别是拿这一数据与美国进行比较，可惜这些比较者根本就不懂货币的含义与运转方式。其实中国的M2与美国的M2完全代表不同的含义，而且即使含义相同，中国的M2也应该远远高于美国，因为中国的M2代表的是中国几千年的财富积累，而美国的M2只代表其两三百年的财富积累，中国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古董进入市场交易都要相应进行货币投放的。比如，中国6000多年前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现在还在市场上交易，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仍然不断被送往古玩市场，另外还有大量的古旧家具、名人字画、瓷器等，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其总价值如果合计起来，估计要相当于几十个GDP。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存放在国家及各省市的博物馆中，没有进入市场交易，但在美国、欧洲这些东西都要少得多，中国M2是中国文明古国的特点所决定的。
不仅这些，其他收藏也会占用货币。比如，四川挖出一根乌木，市场上卖出几百万元的价格，中央银行都要对应投放百万元左右的货币，中国几千年文明积攒了太多的财富，这些都要对应货币投放，这些都是M2的构成，其实在中国M2是GDP的5倍、10倍都不奇怪，毕竟GDP只代表一年的财富创造能力，而M2则对应的是几千年的财富积累。
除了财富积累不同，其实美国的M2/GDP比重小于中国的原因更多是统计口径的问题：美国的M2/GDP目前大约0.8~0.9，中国为1.8~1.9，日本为2.4左右。美国的M2口径比中国小：中国的M2含流动中现金（M0）、本外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包含了货币及准货币。相当于人民银行公布的本外币存款总额口径，误差只有2%左右。美国的M2只含M0、活期存款、旅行支票存款等，不包括准货币，不含政府单位存款，不含大额定期存款，不含外资银行存款，也不含机构货币基金，因此两者差距非常大，再加上大额存款，要知道居民存款还是定期的比较多。
按中国的统计口径，美国的M2/GDP比重大约1.6，略低于中国。但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300多万亿美元，如资产抵押证券化产品，连美联储、财政部也将之作为货币存储、使用，这些产品可以抵押、计价、存储、交易，充当货币功能。中国目前这类衍生产品不到1万亿元，如果加上这些“准货币”产品，美国的实际广义货币占GDP比重，是中国的几十倍。
中国的M2主要由存款增加构成，也是由国民收入增加所致。中国的M2/GDP比重高，也是中国富裕的象征，不应该妖魔化，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总体比美国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储蓄率极高，自2006年开始，连续7年超过50%，其中2009年最高为52.6%，2012年为50.5%。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而言非常低，即使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储蓄率有了显著提高之后，2013年总储蓄率也只有17.8%。中国的经济总量虽小于美国，但国民储蓄总量却已经超过美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就是全社会融资的过程，其中间接融资即通过银行体系完成的部分，就需要存款的媒介，而存款的增加在统计上就体现为M2的增加。类似的，在其他储蓄率较高的国家，M2/GDP比例也较高。
美国的M2反映的是在美国经济体中的货币流通量与存世量，即基本在美国的银行金融系统中周转的货币流通量和存世量。而实际的美元流通量和存世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周转的美元的数量，该数额远大于美国统计的M2。因为美国的货币——美元大部分都在美国之外流通。有关“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已超过美国的货币发行总量”的舆论，是为了迷惑不懂国际金融货币秘密的社会大众，为了转移各国紧盯滥发美元和美元债券的视线。
其实M2与GDP进行比较本身也不科学，因为M2是一个存量概念，而GDP是一个流量概念，用一个时点的存量和一个时期的流量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的比值，并无意义。进一步，如果观察近20年来我国的历史数据，M2/GDP与通胀压力相关性并不大。例如1993年到1995年，我国CPI涨幅连续超过10%，但M2/GDP基本稳定在100%左右。1998年到2002年，我国M2/GDP比值大幅攀升，物价方面却面临通缩形势。所以，根据M2/GDP比值来判断货币超发与否或预测通胀压力，是概念运用不当。
M2总量超过GDP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M2高于GDP，并不表明货币超发，也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M2低于GDP也不表明货币少发，更不表明会产生通缩。根据世界银行的价格数据分析，平均来看，与那些M2/GDP比例低于1的国家相比，M2/GDP比例高于1的国家的CPI反而更低一些。
所以，尽管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具有一定关系，但M2/GDP根本不是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的有效指标，大家过度沉迷于这个指标，是对于流动性问题的错误理解。而一些知名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阐释和“货币严重超发”的说法，比较容易导致公众对于物价认识的情绪性爆发，进而把其他原因导致的通胀，笼统地归咎于央行的货币操作。
这种似是而非的情绪性发作，很容易误导决策层和整个社会对于货币问题的判断，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政治压力，从而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左右摇摆，进而导致我国金融系统操作的节奏紊乱。历史经验证明，一旦全社会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出现重大误判，不但会导致货币政策频频误操作，更会严重危害实体经济，中国2011年的企业家跳楼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货币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一词最初来源于一个故事：一只蝴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小黄花上扇动了一下翅膀，于是东京掀起风暴，电闪雷鸣。蝴蝶效应虽然是严谨的科学词汇，但是现实中人们更喜欢将其看成笑谈，因为这中间太多的扑朔迷离，根本无从验证。而在金融领域，由货币派生所导致的蝴蝶效应却是真实存在的，其间也有着直接的逻辑联系，并且可以直接进行验证。
要理解经济学中的货币，大家一定要正确区分两个最基础的词汇：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基础货币是真正的“钱”，广义货币是“可使用的钱”。基础货币计算的是货币的真实价值，广义货币计算的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比如你有1万元，你现在不用，借给朋友用，而朋友也不马上用，又借给了另外的朋友用，而另外的朋友又以同样的理由借出去，如果这1万元被这样借了三次的话，那在广义货币上也就成了4万元，也就是四个人都拥有这1万的使用权，但前提是他们使用的时间段不同。也就是1万元的狭义货币创造了4万元的广义货币。这是货币在现实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可惜中国大部分财经媒体人或财经评论人并不确切地了解这里面的货币知识。
货币领域的蝴蝶效应主要是发生在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少量基础货币的多次循环使用可以派生出大量的广义货币。而基础货币的微量变化，也可以引发广义货币的大幅变化，这就与蝴蝶效应类似，因此笔者称之为货币的蝴蝶效应。
到了现代，任何国家都早已经不允许银行无限次放贷，已经设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比如，存款准备金为20%，在存款准备金的制约下，银行收到1万元的存款时，第一次借贷只能贷出8000元，第二次借贷只能贷出6400元，第三次借贷只能贷出5120元，这样就避免了风险。
货币乘数的蝴蝶效应
在现实中，一个单位的基础货币能反复借贷多少次呢，这就是货币乘数。在美国高峰时是12次，中国是5次，美国狭义货币可以放大为12倍的广义货币，中国的狭义货币可以放大为5倍的广义货币。但货币乘数不完全等于借钱次数，因为现在各银行都有存款准备金，因此实际的借钱次数要远大于货币乘数，考虑到存款准备金的影响，美国货币乘数为12倍，其实这笔钱在现实中被反复借贷了几十次，中国的货币乘数为5倍，说明一笔钱也至少被反复借贷七八次。也就是说在中国，一个人的钱可以解决七八个人的用钱问题，在美国，一个人的钱可以解决几十个人的用钱问题。虽然这些倍数不算大，但也可以算作微量的蝴蝶效应了。
然而广义货币的放大，可不只通过银行一个渠道，还有债务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所以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M2，它还可以变成M3、M4等。总之变化越多，货币的蝴蝶效应越大，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蝴蝶效应导致的。然而在杠杆如此之长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多少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乘数的大小，货币乘数只要增加一两倍就远比印刷货币更有效。
也就是说现实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广义货币，而不是狭义货币，印刷再多的基础货币也可能对经济毫无作用，关键是要看这些基础货币能否被有效放大为广义货币，被用于现实的经济交易，而基础货币可以放大成多大规模的广义货币则取决于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一直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为总理明白这背后的货币派生逻辑。
消费习惯的蝴蝶效应
不同的消费习惯也可以引发货币的蝴蝶效应，主要体现为现金消费和信用卡消费的区别，中国人喜欢现金消费，如果假设货币乘数为5倍的话，那么当我们从银行取出1万元作为零用钱的时候，银行的放贷能力就被降低了5万元，同理你存入银行1万元的时候，银行的放贷能力也会增加5万元，而5万元的短期贷款就可以拯救一个资金周转不灵的小微企业，如果没有这5万元，这个小微企业就可能破产，这就是金融货币的蝴蝶效应。一个居民的消费习惯就关系到一个小微企业的存亡，每个居民少在手里存放一些现金，中国企业就可以贷到更多的资金。因为现金是狭义货币，企业贷款是广义货币。
如果用卡消费的话，钱放在卡里，卡上的钱归银行所有，你不用的时候银行就可以用来放贷。货币放在银行卡里和放在口袋里区别很大，因为银行不仅是帮你保管，还用你的钱进行经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全部喜欢现金消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全部喜欢用卡消费，两种方式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就是极大的，喜欢用现金消费的国家的央行就要发行非常多的货币才可以保障社会需求，而喜欢用卡消费的国家则不需要发行那么多的货币。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敢将钱放银行，或是放家里，或是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都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因为无论是你口袋里的钱还是贪官藏起来的钱，都是基础货币，是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的使用价值是按广义货币来放大的，金钱使用习惯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钱币破损的蝴蝶效应
同时，货币破损也会导致通货紧缩，我们现在用的是纸币，虽然这些造币用纸的质量比较好，但也并不经用，一张纸币从印刷出来到成为破损的劣币，其使用周期一般也就几年的时间，很难超过10年，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1元纸币到了21世纪初都成了文物，价格翻了几百倍，说明这些纸币绝大部分都破损了，只还有少量存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印刷了很多的货币，但绝大部分都不存在了，真正流通的也就是近10年走出印刷厂的货币，以前印刷的都损坏了，而发达国家则不同，发达国家居民都生活在城市，居民习惯使用信用卡，平时几乎不接触纸币，因此几乎不存在破损。这就导致货币乘数比较大，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基础货币。
人民币外流的蝴蝶效应
现在中国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导致人民币外流出去的多，回流回来的少。而货币缺少回流渠道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造成通货紧缩，因为流出的都是基础货币。如果按照货币乘数进行放大，那将是非常大的量。
中国外流的货币即使停留在离岸中心，也等于没回流。比如，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货币通缩，一方面是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所致。目前境外人民币肯定超过2万亿元。这至少影响国内银行的放贷规模8万亿元以上。这个规模足可以拯救两次金融危机了，其影响足以让中国金融体系伤筋动骨。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外国人越来越喜欢人民币，加上中国这些年人民币走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导致国内企业家无钱可用。所以从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现了很多企业家跳楼、企业破产的现象，当前虽然在投资刺激下，中国经济又开始回稳，但是如果认识不到根本问题出现在货币的外流上，那根本问题解决不了。
广义货币背后的四大统计陷阱
“货币超发”是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个词，但这是典型利用“统计陷阱”制造的一条假新闻，而且这些假新闻早就被专业人士批判过多次了。然而媒体总是利用公众对广义货币概念的不清晰，巧妙地将广义货币当成基础货币，然后利用广义货币数据制造出一个“货币超发”的虚假结论。
而媒体为了使这个错误事实更有说服力，又请一些经济学的大佬级人物帮忙炒作。比如，将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例进行比较等，这一点在上面一节中已经有介绍。
总体来说，针对货币，媒体制造的统计陷阱主要有四个。第一个统计陷阱是，媒体喜欢将广义货币等同于基础货币，而它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基础货币才是真正发行的货币，是真正印刷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不是，广义货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存贷款的规模。第二个统计陷阱是广义货币的统计方式。广义货币其实只统计银行渠道的融资，而企业融资并非只通过银行。在美国，企业可以发债，可以上市，可以私募，从银行融资已经很少了；在中国，企业才主要靠银行融资，所以美国的广义货币并不高，因而中国和美国不能比较。第三个统计陷阱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活跃度。中国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经济非常活跃，特别是贷款的存量非常大，而美国经济早已告别高速增长期，货币交易并不活跃，所以通过中美广义货币进行比较，从而推断中国货币超发是错误的。第四个统计陷阱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在美国广义货币只统计短期存款，而中国则包含长期存款，统计口径都不一样，更是无从比较了。另外，货币使用习惯等因素也会影响货币统计，当然这些都是次要因素了。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最常见的统计陷阱问题，中国的M2数据还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这也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观感和判断。根据一些企业家反馈的信息，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往往要求企业先贷一笔款，存到银行，再以此存款为抵押进行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家向银行贷款一次，在银行的账上显示的却是两次，这样银行从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一些风险，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息负担。而对统计数据的影响就是平白无故多出了一笔贷款，而这笔贷款又没有用于实体经济，只是导致统计数据虚高。在现实中，这种操作方式我们不知道会占到多大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操作一次，这笔贷款所对应的金融数据就会扩大一倍。
不过，因贷款违规操作所导致的广义货币数据虚大，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了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也存在着这样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先举个例子，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以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抛开案例，我们再从理论上分析。虽然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是分渠道的，但现实中一笔钱可能直接从银行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贷手里，再通过高利贷到达企业家手里；也可能是从银行到信托再到国企，再转贷到民营企业手里。总之，在中国每一笔货币从商业银行转到企业手里，可能中间要经历三四道手，而每经一次手，金融统计数据就倍增一次，而这是成倍增长，而不是正常经济条件下那种百分之几的增长。因此中国货币数据出现如此大幅的虚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大家都通过数据做判断，但不幸的是，这些数据都是错的，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而要解释清这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金融数据统计的是资金的“使用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是与所有其他商业统计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1万元钱，其价值是1万元，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这一块钱的使用价值就是4万，而我们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都是统计这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这一笔钱可能被四个企业家在不同时段使用；而现在货币紧缩的状况下，这笔钱则要经过两三个中间商才能到企业家手里。因此现在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不用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几倍对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也收效甚微。
确切地说，当下的中国经济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看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才能理清这些怪象产生的来龙去脉，才能对中国经济有完整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