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矛盾律(22)

里尔登不相信这个议案会被通过，他没办法相信。他同金属、技术和生产这个黑白分明的现实打了一辈子交道，相信人应该去关注那些理性的，而不是愚蠢疯狂的东西——人必须要寻求正义，因为正义的答案总是会赢得胜利——那些毫无意义的、错误的、畸形的、不公正的东西不管用，不会胜利，只会自取灭亡。同类似这种提案去作斗争看来简直是荒谬，甚至令他感到有些难堪，如同突然让他去和一个用算命公式来计算钢铁配比的人竞争一样。

他曾告诫过自己这是个相当危险的话题，不过，这份歇斯底里喊叫的社论没有在他心里掀起任何波动——而在实验室里，里尔登合金的测试报告中出现的一个小数点后的细微变化，都会让他急切或者忧虑地跳起脚来。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分散到其他事情上。

他把社论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感到，在工作时从未有过的疲劳感正在沉重地袭来，这疲劳似乎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等着他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他似乎只想睡一觉，其他什么都不想做了。

他告诉自己，必须要参加这个晚会——他的家人有权力这样要求他——他必须学着去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那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他自己。

他搞不懂为什么这个动机根本推动不了自己。在他的一生中，只要他确信行动的理由是正确的，那么接下去把它完成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次是怎么了？他感到纳闷，明明这件事是对的，自己却居然感到极不情愿——这难道不就是最常见的丧失良知的表现吗？意识到了罪责，却极其冷漠和无动于衷——这不就是对推动他生命的动力和他骄傲的自尊的背叛么？

他不愿意再多想这个问题，只是匆匆地、冷冷地收拾停当。

他挺直了身板，缓缓地迈步下楼，走向楼下的客厅，一块精致的白手帕插在他晚礼服的上兜里，他魁梧的身躯在走动间流露出一种从容淡然的自信和不经意的威严，他向那些满意地注视着自己的贵妇人望去，俨然一副企业大亨的形象。

他看见了在楼梯角处的莉莉安，她身着柠檬黄的皇家晚礼裙，贵气的线条衬托着她优雅的身段，矜持地站在那里，恰到好处地掌控着周围的一切。他笑了，他愿意看到她高兴，这就是晚会的目的。

他走向她——又突然停住了。她对首饰向来很有品位，从不滥用。但是今晚，她穿戴得很鲜艳：钻石的项链、耳环、戒指和胸针，相形之下，她赤裸的胳膊则格外惹人注目。她的右手腕上只有一件饰物，她戴了那只里尔登合金手镯，在浑身的珠光宝气映衬下，那看起来像是一件廉价小店里卖的粗鄙首饰。

当他把视线从她的手腕移到她的脸上时，发现她正在看着他，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无法形容那种眼神，似乎既隐秘又极有目的，有什么东西闪烁着藏在那里，难以被发现。

他想扯下她手腕上的手镯，然而，却依照她大声欢快的宣布和介绍，面无表情地向她身边的贵妇人弯腰施礼。

“人？人是什么？只不过是化学元素的合成，带着一种了不起的错觉而已。”普利切特博士对着屋子里的一群客人们说道。

普利切特博士从水晶盘中取过一块小点心，用两个指头夹着送进自己的嘴里。

“人类意识中的自负，”他继续说道，“是荒谬的，这种可悲的原罪，充满了丑陋的概念，没有什么感性意义——而且还自我感觉很重要！真的，你们知道吗，这就是世界上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源。”

“可是教授，哪些概念是不丑陋和不卑鄙的呢？”一个汽车制造厂厂主的太太急切地问。

“没有，”普利切特博士说，“在人的能力范围内，它根本不存在。”一个年轻人犹疑地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良好的概念，又怎么知道我们有的这些概念是丑陋的？我的意思是，依据什么标准呢？”“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标准。”

听众们全都哑口无言了。普利切特博士继续讲下去：“过去的哲学家们都很肤浅，现在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不是要去帮助人们寻找生活的意义，而是要证明它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父亲是煤矿主的漂亮女子愤愤不平地问道：“谁能告诉我们这些？”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普利切特博士答道。他在过去的三年，一直任帕垂克亨利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莉莉安·里尔登走了过去，她的一身珠宝在灯下熠熠闪光。她脸上始终带着微微的笑意，保持得像她头上的波浪发卷。

“正是人对于意义的反抗使得他难以被驾驭，”普利切特博士说着，“一旦他认识到他在无穷宇宙中的微不足道，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有多重要的意义，他的生与死都无关紧要，他就会变得更……听话了。”

他耸耸肩膀，又抓了一块小点心。一个商人局促地问道：“教授，我想问你的是，你对机会平衡法案怎么看？”

“哦，那个啊？”普利切特博士回答说，“不过，我相信自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支持它的立场，因为我赞同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离不开竞争，所以人们被迫去竞争，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人有所控制，确保他们的自由。”

“可是，你看……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从更高的哲学角度来看就不是了。你必须从老式思维的死板定义里看出去，在宇宙里，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流动的。”“但那可以推论出，假如——”“推论，伙计，是所有迷信中最幼稚的，不过，至少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被广泛接受的。”“可我不太明白我们怎么能——”

“你有的是常见的那种认为可以明白一切的错觉，你没有抓住宇宙是一个矛盾体这样的事实。”

“和什么矛盾？”那位太太问道。“和它自己。”“怎么……怎么会呢？”

“亲爱的夫人，思想家的任务不是去解释，而是要去表明任何东西都无法解释。”

“是的，当然……只是……”

“哲学的目的不是寻找知识，而是去证明知识是超出人的理解范畴的。”

“但是，我们证明它之后，”那个年轻女子问，“又会留下些什么呢？”

“本能。”普利切特博士虔诚地答道。在房间的另外一端，一群人正在听巴夫·尤班克讲话。他挺直身体，屁股只是稍稍沾了一点儿椅子，这样，他的脸和身子就不会因为过于放松而瘫成一团。

“过去的文学，”巴夫·尤班克讲着，“是一种浅薄的欺骗，为了取悦它所服务的金钱大亨们而对生活涂脂抹粉。道德、自由的意志、成就、幸福的结局，以及某种英雄般的人物——我们可以嘲笑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这个时代揭露了生活的实质，头一次赋予了文学深刻的内涵。”

一个穿白裙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什么是生活的实质，尤班克先生？”

“忍受苦难，”巴夫·尤班克回答说，“失败和受苦。”“但是……为什么？人们是幸福的……有时候……不是吗？”“这只是感情肤浅的人们的一种错觉。”

小姑娘脸红了。一个继承了炼油厂的阔妇人内疚地问：“我们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文学品味呢，尤班克先生？”

“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巴夫·尤班克答道。他被称作这个年代的文学领袖，但他写的书，却从没卖出过三千本以上。“我个人认为，机会平衡法案在文学方面的应用将是解决办法。”

“噢，你赞成在企业界使用这项法案吗？我对这个可说不好。”“我当然赞成，我们的文学已经陷入了物质论的泥沼。人们在追求物质生产和技术欺诈的同时，丢弃了所有的精神价值观念，他们过得太舒服了。如果我们教导他们去忍受苦难，他们就能重新回到崇高的生活中来。所以，对他们在物质上的贪婪，我们应该加以限制。”

“我怎么就没这么去想呢。”那个妇人歉疚地说。

“但是，你打算怎么样把机会平衡法案用在文学上呢，拉尔夫？”莫特·里迪问道，“这我可是头回听说。”

“我的名字是巴夫，”尤班克恼怒地说，“你头回听说，是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的好的，我不是在争什么，对不对？我只是问个问题。”莫特·里迪笑着，在许多时候，他都是紧张地笑着。他是个作曲家，经常为电影配些老掉牙的曲子，也给少量听众写些现代派的交响乐。

“方法很简单，”巴夫·尤班克说道，“应该有法规把任何一本书的销量限制在一万本以内，这样，文学市场就会开放给那些新的人才、新的观点，以及非商业化的写作。如果禁止人们去买上百万本同样的垃圾，就会逼他们去买更好的书了。”

“这想法很独到，”莫特·里迪说，“不过，作家在银行账户里的钱会不会就有点紧张了？”

“这样才好，应该只允许那些不以赚钱为动力的人写作。”

“可是，尤班克先生，”那个穿白裙子的小姑娘问道，“如果有不止一万人都想买某一本书呢？”

“一万读者对任何书都足够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如果他们想要，又怎么办呢？”“这毫不相干。”

“可是，如果一本书里有很好看的故事——”

“情节是文学里一种原始粗俗的东西。”巴夫·尤班克轻蔑地说道。正打算穿过房间去吧台的普利切特博士停下了脚步，说：“的确如此，就像逻辑是哲学里一种原始粗俗的东西一样。”

“就像旋律是音乐里一种原始粗俗的东西一样。”莫特·里迪接着说道。

“吵什么呢？”莉莉安·里尔登带着一身的珠光在他们旁边停下问道。

“莉莉安，我的天使，”巴夫·尤班克懒洋洋地打着招呼，“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新写的小说是为你写的？”

“啊，谢谢你了，亲爱的。”“你的新小说叫什么名字？”那位阔太太问。“那颗心是送牛奶的人。”

“讲的是什么？”“挫折。”

“可是，尤班克先生，”穿白裙子的小姑娘脸蛋通红地问，“如果一切都是挫折，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去活着呢？”

“兄弟之情。”尤班克冷酷地回答。

伯川·斯库德无精打采地倚在吧台前，他那张又长又瘦的脸看上去似乎是向里萎缩了一样，只剩下嘴巴和眼珠，像三个软软的圆球凸出在外面。他是一家名叫《未来》的杂志的编辑，曾写过一篇题为《章鱼》的关于汉克·里尔登的文章。

伯川·斯库德拿起空酒杯，无声地向酒吧服务生摇了摇，示意添酒。他灌下去一口新加的酒，注意到站在身边的菲利普·里尔登面前的杯子是空的，便朝服务生命令般地弯了下大拇指。他没去注意站在菲利普另一侧的贝蒂·波普面前的空杯子。

“你看，芭德，”伯川·斯库德的眼珠朝着菲利普的方向，说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机会平衡法案代表了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它呢，斯库德先生？”菲利普低声下气地问。

“哼，那是会有点疼的，是不是？那只社会的长胳膊会清理一下这儿的零食开销。”他的手朝着酒吧的方向一挥。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反对？”“你不反对？”伯川·斯库德丝毫不感兴趣地反问道。“我不反对！”菲利普激动地说，“我向来把公众的利益放在任何个人利益之上，我把我的时间和钱都贡献给了全球发展盟友组织，帮助他们对机会平衡法案的支持运动，我认为一个人享尽了好处，却一点也不留给其他人是绝对不公平的。”

伯川·斯库德沉吟着打量了他一会儿，并没有显出什么兴趣，“是么，那你还真是挺不错的。”他说道。

“的确有人在道德方面是很认真的，斯库德先生。”菲利普在说话时，稍微加重了一些骄傲的语气。

“菲利普，他是在说什么呀？”贝蒂·波普问，“我们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拥有超过一个的企业，对不对？”

“噢，你消停点儿好不好！”伯川·斯库德不耐烦地说。

“我搞不懂为什么对这个机会平衡法案有那么多的大惊小怪，”贝蒂·波普毫不让步，带着一种经济学专家的口吻说，“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些商人会反对它，那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啊。如果大家都穷，他们就不会有他们产品的市场，可是如果他们不再自私，把他们囤积的财富和大家分享——他们就有机会努力地工作，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去考虑那些企业家，”斯库德说，“当大部分人很贫困，但还有现成的东西时，让人们受制于一张叫做财产契约的废纸简直是愚蠢。财产权只是一种迷信，一个人之所以还能拥有财产，只是因为别人没去收缴它而已，人们随时可以去把它收缴回来。如果他们能的话，又为什么不应该呢？”

“他们应该，”克劳德·斯拉根霍普插进来说，“他们需要它，只考虑需要就足够了，如果人们需要，就必须先把它夺过来再说。”

克劳德·斯拉根霍普不知不觉地从斯库德旁边凑上来，挤到他和菲利普中间。斯拉根霍普个头不高，也并不胖，但却很敦实，鼻梁还带着伤。他是全球发展盟友组织的主席。

“饥饿不等人，”克劳德·斯拉根霍普说，“理想只是热空气，肚子空空才是实实在在的。我在所有的讲话中都强调过，说太多的话没有必要，现在的社会缺少的是商业机会，所以我们有权利把现有的这些机会夺过来，权利才是社会的财富。”

“他不是单枪匹马就能致富的，对不对？”菲利普突然厉声嚷道，“他必须得雇几百名工人，是他们做到的这一切。他凭什么觉得自己那么了不起？”

他身边的两个人都看着他，斯库德的眉毛扬了扬，斯拉根霍普则面无表情。

“噢，是这样！”贝蒂·波普也想起了什么。在客厅尽头一个光线黯淡的角落里。汉克·里尔登站在一扇窗前，他好不容易刚摆脱了一个同他大谈巫术的中年女人，此时，只想自己待一会儿。他向远处望去，里尔登合金冶炼的火光在天边跳动，看着它，他感到了一阵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