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意大利——新欧洲人来了(2)
中联给CIFA所带来的好处也十分明显，欧债危机袭来之后，CIFA依靠新开拓的海外市场赢得了难得的增长，600多名意大利员工没有被裁员，他们也已经开始习惯这个中国雇主。维托正在学习中文，他结结巴巴地跟我们说：“难道我不应该学习我雇主的语言么？”
中联重科不是唯一并购意大利公司的制造企业。最近一桩并购是山东的潍柴动力以3.7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公司法拉帝，我们的翻译王蕊正好也是那次并购谈判的翻译，这桩并购比中联更复杂，最终，一切细节阻碍都被“大势所趋”轻松推倒。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潍柴动力希望能够在2015年前将重组后的法拉帝拿到香港特区上市，他们的战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意大利游艇卖给中国人。
跟很多意大利男人一样，拉波·埃尔坎(Lapo Elkann)喜欢两脚穿不同颜色的袜子，在衬衫外套一件牛仔服，或者用明晃晃的运动鞋来搭配考究的正装。他有资格这么做。拉波·埃尔坎是明星设计师汤姆·福特(Tom Ford)眼中最时尚的人，曾连续四年被《名利场》杂志评为欧洲最会穿衣服的男人。作为菲亚特创始人阿涅利的外孙，拉波也是菲亚特家族继承人，与弟弟约翰·埃尔坎一起掌管菲亚特——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同时因为他与外祖父穿同一尺码的衣服，他一个人继承了阿涅利全部的西装。对于埃尔坎来说，怎么搭配这些衣服，就是他从小每天必做的创造力训练。
拉波是阿涅利最疼爱的孙辈，年轻时，他还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在菲亚特隐姓埋名地做过几年汽车维修工。26岁那年，他接管了属于菲亚特集团的国际品牌：蓝旗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玛莎拉蒂。第二年，在因为吸毒过量昏迷后，拉波被人从一个50多岁人妖妓女的房里救了出来。这一丑闻给他贴上了标签：一个无法承担家族重任的纨绔子弟。
外祖父阿涅利是他那一代意大利人企业家的代表，他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不乏灵感，“玩命工作，玩命享乐”。阿涅利在2003年去世时，意大利报纸的标题是：“国王死了”。菲亚特的成功也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缩影，从1958到1963年，意大利以年均工业产值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成为了欧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
菲亚特的全称是都灵汽车制造公司(Fabbrica Italiana di Automobili Torino)，这家公司的基因是生产微型家用汽车，精致、漂亮、“百分之百纯意大利”，代表车型菲亚特500是经典的意大利设计，也是意大利人的国民车。贝卢斯科尼曾经用十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话来形容：“我们大部分意大利人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菲亚特的后座上。”
意大利企业大都是家族经营，但意大利人不像北欧企业那样，习惯通过基金会托管或者职业经理人，只保留关键投票权，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管理，他们相信，管理企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热情和投入，在这一点上，家族成员最为合适。
拉波的确对意大利汽车信心十足，在一本名为《商业朋克》的德国杂志专访中，拉波骄傲地告诉德国记者：“在汽车领域，我们意大利人是第一。
这么说真对不起，德国有很多地方很优秀，但是关于风格和设计，法拉利比保时捷和宝马要好。我们能提供最大的满意度。这是事实。”
事实上，菲亚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一方面，当菲亚特在意大利本土市场的比例达到顶点之后，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开始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日本车、韩国车；另一方面，除了在巴西，菲亚特在全球市场都表现得水土不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连续以超高增幅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与国有的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手创造了一个“奇迹”——破产。
总结菲亚特在中国的失败原因，车型老旧、管理失控……熟悉汽车产业的记者能说出一大堆理由，网易汽车频道主编张齐总结说，菲亚特在中国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或者一些错误，而是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而法国标致公司的一位品牌经理则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给出了解读，除了德系车以外的所有欧系车，在中国都面临一个类似的困境：国家品牌。
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的印象是严谨和品质，法国的第一印象是浪漫，意大利则可能是时尚。那么，你是选择一辆严谨的车，还是浪漫或者时尚的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毕竟这是车，不是皮包和香水。法系车和意系车不可避免地都要在自己的价格里加上一点时尚和个性的溢价，而这些溢价，对于第一次购车的新兴市场消费者来说，未免有点奢侈。汽车业是高度依赖于规模的行业，一旦无法迎合大众市场，价格降低的空间会进一步受限。
当然，菲亚特还拥有法拉利，在中国，法拉利的品牌认知度远远高于菲亚特，但法拉利支撑不了一个拥有几十万名员工的企业。在最高峰时，菲亚特年产值占整个意大利生产总值的5%，整个都灵城超过一半的人都在从事跟菲亚特公司相关的工作。
菲亚特现任CEO马尔乔内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他拥有加拿大和意大利双重国籍。据说，除了意大利歌剧，他并不太喜欢那些典型代表意大利文化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信奉数字、逻辑和模型。
在马尔乔内看来，风格固然重要，但决定汽车业未来格局的，首先是规模。年产600万辆是汽车行业未来的生死线，低于600万辆，就只有被吞并的份。在菲亚特停滞在年产量200万、300万辆汽车的时候，马尔乔内采用了一个极其激进、非常美国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2008年全球汽车业处于最低谷时，菲亚特并购了同样深陷困境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超过500万辆，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集团。
在这一次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蓝旗亚代替奥迪，成为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贵宾用车。而这款车，实际上就是将克莱斯勒的车型贴上了蓝旗亚的车标。直接将一款车型换一种新车标来出售，在那些相信品牌价值的观察者看来，菲亚特这样做无异于自毁长城，但也有人认为：“反正他们也很难更糟了，没准真能闯出一条生路。”
下一代菲亚特车型将突破菲亚特的微型车基因，真正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的生产平台整合在一起。圆头圆脑的菲亚特与方方正正的克莱斯勒结合会杂交出什么车型？这样的车型设计恰好是一个隐喻，欧系车和美国车的平台又会如何整合？
在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看来，意大利人十分不擅长标准化和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大利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Alitalia）票价昂贵且飞行准点率仅有62%，排名欧洲倒数第二，而行李遗失率高达21.9%，是欧洲各大航空公司中最缺乏安全保障的。但意大利公司的创造性也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它的创造性资源回避它的标准化难题。陈政的方法是把美国化的公司管理体系引入，这套管理体系帮助长安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从一个只有五个人的海外办事处发展成为了近百人的设计中心。
“Be Italian， or Be American？”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都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那些吃饭走路时还用着黑莓的美国人，跟他们的文化差异几乎跟亚洲人一样大。意大利人不会把复兴菲亚特的希望寄托在拉波身上，但是他们也怀疑，如果没有拉波这样的花花公子，菲亚特还会是菲亚特吗？
新新欧洲人
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
彭韧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充满热情和能量。
十年之后，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就是中国人。
“吊车吊起集装箱，往轮船上运，集装箱在空中摇摆，吊钩很难控制它的摆动。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以为是橱窗里展示用的人体模型，但掉在地上的时候，脑袋像真人头骨一样被砸开花。那确实是人的头骨。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是男人和女人。死人。
冰冻起来的尸体。一个一个摞起来，像是罐头里的鲱鱼。他们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现在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个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场景描写来自意大利小说家萨维奥诺所着的畅销小说《那不勒斯的黑手党》开篇。
这并不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唯一的“恐怖故事”，就连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中国人用婴儿来做肥料”，为此，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AC米兰队的中国球迷还被嘲讽为“肥料”。不过，贝卢斯科尼素以大嘴和爱乱说话而着称，所以并没有多少意大利人真正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但在欧洲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一个中国移民自然死亡后，其他的非法移民就会顶替死人身份。这个明明是虚构的故事，却被不少意大利人当了真。一方面，这本销售过百万的畅销小说被列入“非虚构”类作品；另一方面，它十分符合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极端现实、极端实用主义，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不敬鬼神。
当时还在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邓京红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身边还有不少意大利朋友向她求证，当她质疑这种说法时，有朋友甚至严肃地对她说，“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也要尊重事实，不要没原则地为中国人辩护。”
工学博士邓京红最后心平气和地分析道，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首先从当地的报纸、电视台被爆料出来，然后再传播到文艺作品，但事实上，除了这本小说之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媒体对此事有过报道。
这个理由说服了不少意大利人，但是“不死的中国人”的故事，还是成为了更多意大利人相信的事实，甚至传播到整个欧洲。据说，这本小说已经被美国购买拍摄影视剧的版权，别忽视这本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黑帮故事是意大利的文化标签，过去十年间，美国影响力最强的电视剧不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老友记》、《绝望的主妇》这些剧目，而是HBO以一个意大利黑社会分子家庭生活为故事背景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资深记者拉菲尔·欧利阿尼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他决定用自己职业的调查采访来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说到中国人，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各种文化层次的欧洲人那里都有市场，刚刚说服一个人，又有十个人开始相信。
欧利阿尼出生于意大利东北端的小城的里亚斯特(Trieste)，在“翡冷翠”式的意大利城市译名中，它叫翠丝缇。这个城市离斯洛文尼亚只有一河之隔，从小他就记得，为了让斯洛文尼亚人感受到基督教的宗教感召力，意大利政府在市中心建了一座河对岸也能看到的教堂，这座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赶制出的教堂远远没有古典建筑的隽永，所以被他称作“丑教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他认识了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他们充满热情和能量，推开小酒店的门，这些人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低声唱着政府禁止传播的摇滚歌曲。饱含着激动，欧利阿尼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去北方》(To The North)。但是10年之后，他发现这些当年的新欧洲人已经变得跟他们这些老欧洲人一样，死气沉沉，满腹怨言。
接下来，他又发现了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中国人。“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老了。”欧利阿尼在书的第一段这么写道。他们的能量看起来更加用之不竭，但中国人的能量只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赚钱和存钱。
更让欧利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们怎么能存下那么多钱？意大利是个发达国家，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2.3万欧元，在欧元区排第五，有经济学家认为，加上漏税的灰色收入意大利甚至可能排第一，这些收入能够让他们保持高品质的生活，但高税收和高消费让他们也很难有多少积蓄。
而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中国劳工都是从负资产状态开始的，真正的负资产：因为付不出偷渡的15000到30000欧元，他们必须无偿为雇主打两三年工，然后才能开始领到工钱。尽管如此，他们一般也能在5年之后存上几万欧元，然后盘下一个小店开始经营。
欧利阿尼认识了一对浙江夫妻并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夫妻俩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气，每天吃饭决不超过10欧元，一个月只花400欧元，几年后就存了4万欧元。“400欧元，4万欧元！”欧利阿尼用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来辅助表达他的惊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