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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人生·文化(9)

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飯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讲——包括电脑。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电脑诚然可以实现信息分享,把人与世界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夫的支配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附庸,从算术“傻瓜化”开始,到照相“傻瓜化”,开车“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后可能丧失人的基本技能,丧失人的主体性:除了按按键钮,什么事也不会做。知识寡头批发一块芯片,就可以规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这个时候,新的上智与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势必成为普遍话题和公共逻辑——电脑将为新一代集权专制主义提供强大技术基础。

这还只是可能的险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J·麗因斯一眼看被技术崇拜的猙狞。他较为乐观地预测孙子一代的情况,说那时候人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颔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凯因斯预告了一个阴暗的百年。

从那时起,人类一次次在日益技术化的世界里苏醒人性的理想,绿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扬起救亡征帆。绿色和平思潮不仅仅是环保运动或反核运动,以六十年代初的“罗马倶乐部”为标志,正发育成一套完整的并且是实践的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哲学,对生命的恶质化全面阻击。它直指人心,从根本上反对侵夺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态度,力图重构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区分了两种技术:一种能增强人的技能和尊严,另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器,而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和牺牲品。它并不反对技术,只是要呼吁人比商品高贵,比效率和利润更重要,因此每一项技术都应成为非暴力的技术,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也就是达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术。它的乌托邦品格使它成为弱者,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永远强大,一次次优美地复活并且指示人们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洁净、清澄和圆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乌克兰的草原,孟加拉的湛明的天空,长江和黄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态,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态。也许,比拯救一只麻雀和几棵树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们投入精神的自救——永远保持一种文化生力,不断获取营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的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这是一个想法,也是一种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经嘲笑中国的用语,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脑”想,不符合解剖学的常识。这当然不无道理,也曾被我赞同。但细细一想,真正燃烧着情感和价值终决的想法,总是能激动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关涉大脑之外的更多体征,关涉整个生命。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庸常时代,人类精神等待一次新的圣诞,一次血泪中新的太阳东升——这样的日子正在潜人每一个平常日子。它显然不是个智商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或很多个聪明脑袋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等待一代或几代优秀的人全身心投入,等待千万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组成抵抗和创造。

真理的周围没有掌声、喝彩和赏金,而且总被这些东西热乎乎地养育成虚伪。真理常常是寒冷和荒凉,勇敢进入者全凭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技能不科学也罢,不能与其他语言沟通也罢,我现在更愿意使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词——心想。

用一生中全部评然动心的回忆和向往。

1994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5年《读书》,后收入散文集《完美的假定》。)

圣战与游戏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窨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柺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着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人们,如同空谷足音,让人们同时若有所思和若无所思,进人丰富的宁静。

1994年10月

(1994年牛津大学香港有限公司版散文集《圣战与游戏》代序。)

佛魔一念间

佛陀微笑着,体态丰满,气象圆和,平宁而安详。它似乎不需要其他某些教派那样的激情澎湃,那祥的决念高峻,也没有多少充满血与火的履历作为教义背景。它与其说是一个圣者,更像是一个智者;与其说在作一种情感的徼发,更像是在作一种智识的引导;与其说是天国的诗篇,更像是一种人间的耐心讨论和辩答。

世界上宗教很多,说佛教的哲学含量最高,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十字和新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穹,便人们在对神主的敬畏之下建立人格信仰的道德伦理,佛学的出发点也大体如此不过,佛学更使某些人迷的,是它超越道德伦理,甚至超越了神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思维荒原,几乎触及和深人了古今哲学所涉的大多数命题。拂开佛家经藏上的封尘,剥除佛经中各种攀附者夹杂其中的糟粘,佛的智慧就一一辉耀在我们面前“三界唯心”(本体论),“诸行无常”(方法论),“因缘业报”(构造论),“无念息心”(人生论),“自度度他”(社会论),言语道断(认知论),“我心即佛”(神义论)……且,不说这些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仅说思维工程的如此浩大和完备,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被视为佛学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事特色不可不提,那就是佛学的开放性,是它对异教的宽容态度和吸纳能力。在历史上,佛教基本上没有旌旗蔽空尸横遍野的征服异教之战,也基本上没有对叛教者施以绞索或烈火的酷刑。佛界当然也有过一些教门之争,但大多只是小打小闹,一般不会演成大的事故。而且这种辱没佛门的狭隘之举,历来为正信者所不齿。“方便多门”“万教归一”,佛认为各种教派只不过是“同出而异名”,是一个太阳在多个水盆里落下的多种光影,本质上是完全可以融合为一的。佛正是以“大量”之心来洽处各种异己的宗派和思潮。到了禅宗后期,有些佛徒更有慢教风尚,所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拜佛,不读经,甚至视屎尿一类秽物为佛性所在。他们铲除一切执见的彻底革命,最后革到了佛祖的头上,不惜糟践自己教门,所表现出来的几分奇智,几分勇敢和宽怀,较之其他某些门户的惟我独尊,显然不大一样。

正因为如此,微笑着的佛学从印度客入中国,很容易地与中国文化主潮汇合,开始了自己薪的生命历程。

佛家与道家结合得最为直接和紧密,当然是不难理解的。道家一直在不约而同地倾心于宇宙模式和生命体悟,与佛学算得上声气相投,品质相类,血缘最为亲近。一经嫁接就有较高的存活率。

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追踪了佛禅在中国的足迹。达摩西来,南天竺」乘教先在北方胎孕,于大唐统一时代才移种于南方。南文化中充盈着道家玄家的气血,文化人都有谈玄的风气。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属于当时文化格局中的南方。与儒墨所主导的北文化不同,老庄开启的道家玄学更倾向于理想、自然、简易、无限的文化精神。南迁的佛学在这种人文水土的滋养下,免不了悄悄变异出新。牛头宗主张“空为道本”,舍佛学的“觉”字而用玄学的“道”字,已显示出与玄学有了瓜葛。到后来石头宗,希迁著《参同契》,竟与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同名,更是俨然一家不分你我。符码的转换,因应并推动了思维的变化。在彳部分禅僧那里,“参禅”有时索性改为“参玄”,还有“万物主”本于老子,“独照”来自庄子的“见独”,“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姓”更是道藏中常有的成语。到了这一步,禅法的佛味日渐稀薄,被道家影响和渗透已是无争的事实。禅之“无念”,差不多只是道之“无为”的别名。

手头有何士光最近著《如是我闻》一书,则从个体生命状态的体验,对这种佛道合流作出了新的阐释。他是从气功入手的,一开始更多地与道术相关涉。在经历四年多艰难的身体力行之后,何士光由身而心,由命而性,体悟到气功的最高境界是获得天人合一的“大我”,是真诚人生的寻常实践。在他看来,练功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俗用,不在于祛病延寿更不在于获得什么特异的神通,其出发点和归宿恰恰是要排除物欲的执念,获得心灵的清静妙明。练功的过程也无须特别倚重仪规,更重要的是,心浮自然气躁,心平才能气和,气功其实只是一点意念而已,其他做派,充其量只是一线辅助性程序,其实用不着那么重浊和繁琐。有经验的练功师说,炼气不如平心。意就是气,气就是意,佛以意为中心,道以气为中心。以“静虑”的办法来修习,是佛家的禅法;而以“炼气”的办法来修习,是道家的丹法。

追寻前人由丹通禅的思路,何士光特别推崇东汉时期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老子是不曾谈气脉的。老子的一些后继者重术而轻道,把道家思想中“术”的一面予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强化,发展成为一些实用的丹术、医术、占术、风水术等等,于汉魏年间蔚为风尚,被不少后人痛惜为舍本求末。针对当时的炼丹热,魏伯阳说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并斥之为“欲黯反成痴”的勾当。他的《周易参同契》有决定意义地引导了炼丹的向内转,力倡炼内丹,改物治为心治,改求药为求道。唐以后的道家主流也依循这一路线,普遍流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乃至“炼虚合道”的修习步骤,最终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主张殊途而同归。

身功的问题,终究也是个心境的问题;物质的问题,终究也是个精神的问题。这种身心统一观,强调生理与心理互协,健身与炼心相济,对比西方纯物质性的解剖学和体育理论,岂不是更为洞明的一种特别卫生法?在东土高人看来,练得浑身肌肉疙瘩去竞技场上夺金牌,不过是小孩子们贪玩的把戏罢了,何足“道”哉。

每一种哲学,都有术和道、或说用和体两个方面。

佛家重道,但并不是完全排斥术。佛家虽然几乎不言气脉,但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之类的概念,并不鲜见。“轻安”等等气功现象,也一直是神秘佛门内常有的事迹。尤其是密宗,重“脉气明点”的修习,其身功、仪轨、法器、咒诀以及灌顶一类节目,铺陈繁复,次第森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道士们的作风和做法。双身修法的原理,也与道家的房中术也不无暗契。英人季约瑟先生就曾经断言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人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术易于传授,也较能得到俗众的欢迎。中国似乎是比较讲实际求实惠的民族,除了极少数认真得有点呆气的人;一般人对于形而上地穷究天和人心,不怎么打得起精神,没有多少兴趣。据说中国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据说中国虽有过四大发明的伟绩,但数理逻辑思维长期处于幼稚状态,都离不幵这种易于满足于实用的特性。神种学问通常的命运是这祥,如果没有被冷落于破败学馆,就要被功利主义地来一番改造,其术用的一面被社会放大和争相仿冒,成为各种畅销城乡的实用手册。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或绿色思潮……差不多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这种命运,一不小心,就只剩下庄严光环下的副俗相。在很多人眼里,各种主义,只是谋利或政争的工具;各位学祖,也是些财神菩萨或送子娘娘,可以当福利总管一类角色客气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