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给刘允若的信

（1956年1月21日）

亲爱的允若：

你一月三日的来信收到。因为你有几个月没有来信，我对你的情况是有一些挂念的，接到你这封信，了解你的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解决。

你的要求是要转学或者转系。你到底想学什么？你想干那一行？你应当直接提出你的要求，同我讨论，同组织上讨论，而不要绕弯子，不要找什么藉口（例如说，不是不愿意学下去，而是同这一班人处不好）。

关于你学什么的问题，在你出国以前，我曾经同你讨论过。我说，不管你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如果别的工作不能干，可以干自己的专业，而如果没有一门专业知识，则可能不论什么工作都难于干好。你现在学完（只要五年）你的专业，不独不会妨害你将来干别的工作，相反，只会有帮助。例如，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毛主席原来是学教育的，并不妨害他成为我们党的领袖；其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将来去干别的什么吗？不会的，只会有帮助，不会有妨害，正如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会妨害，只会帮助他们后来成为政治家、文学家和党的领袖一样。作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不只是需要一门专业知识，而且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要有创造性的天才。对于一切有天才的人，不管他学的是什么专业，谁也不会禁止他将来成为文学家、政治家，或者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天才，如果不能取得党和人民的拥护，那是任何人也不能强求的。你说你将来去当教员，那末，学好你的专业，不会妨害你去当教员，只会使你当一个更好的教员。

你在中学的时候，是闹过转学的，结果，你失败了，你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学校。现在你又闹着转学，我看，你的理由是不充足的，你转学别的学科，不见得对你一定会有很多好处。但你还是可以直接提出你的要求，组织上当会考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如果你要学文科的话，那末，就不必在苏联学习，回中国来学习会更好一些。

在你的来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表现了一种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这是很不好的。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生一点病，是会好的，不应该影响情绪。你所表现的这种情绪，必须力求转变，必须对一切抱乐观的态度，否则，对于你是危险的。

你在国内的时候，不多谈话，暴露你的思想问题也不多，因此，我也无法在思想上帮助你。你到苏联以后，却写了不少的信给我，因而也就暴露了你不少的思想问题，这就很好，就有可能使我针对你的这些思想问题来帮助你一下。所以我写了好几封长信给你，并把这些信转给了大使馆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也有可能来帮助你。对你的这种帮助表现为对你的错误思想的批评，而你是不大欢迎这种批评的，以为这种批评是说你的短，或者说是在“骂”你。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诚恳的恰如其分地指出你某种错误的批评同“骂人”混淆起来。骂人是对人的一种恶意的攻击，也不怎样讲究实事求是，这种毛病，我倒常见你犯过。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则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讲的这种批评。这是必须欢迎，而不应当拒绝的。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也并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样批评。不要把正当的自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以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正错误，就丧失了自尊心。你说你已经习惯于领受这种批评，这很好。每一个人都应该习惯于虚心领受同志们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闻过则喜”的态度，是很好的。但不要厚着面皮，表示一种沉默的拒绝态度，或者丧失自己正当的自尊心。

你写来这封信，当然又暴露了你的一些思想问题，这很好。既然有了问题，向我，向同志们说出来，总比不说要好。因为不说，不等于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存在的；说出来，你的同志，你的亲属，才好帮助你。你说，你在写这封信以前，“仍然犹豫要不要写这些”，你“感到写这些没有用”。你写这些，不是没有用，而是很有用。我欢迎你写这样信给我，就是说，欢迎你爽直地、无隐讳地把你思想上的问题告诉我。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哪些你是对的，哪些你是不对的，从而就可以鼓励你对的方面，增加你的信心。警惕你不对的方面，获得及时的纠正。

你说，你在不久以后可能在大使馆看到你这封信。你的估计是对的。你不要反对我在有必要的时候把你的信转交你那里的党的组织，从而不只是我，而且有你那里的党的组织也了解你的思想情况，以便更好地处理你的问题，帮助和教育你。以前我曾这样作过，以后，有必要的时候我还要这样作。这对你只会有好处。你必须了解，每一个人都不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而应当主动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放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总之，你近来所表现的思想问题是严重的，你的主要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应该向大使馆党的组织请求解决你的问题。解决办法，第一是你在思想上想通，继续学习你现在学的专业，认真地愉快地学下去，学好回来，这样是好的；第二，请求转学或者转系，如果大使馆党的组织批准你转，我是不反对的；第三，如果转学转系不可能，你又实在不愿学你现在学的专业，那你应当考虑是否请求退学，及早回国。你应当就以上三个办法及早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这封信你送给允斌看看，并同允斌商量，迅速决定你的问题。

你告诉允斌，我同意他继续实习，一直学好回来。我不反对曼娜也参加实习。曼娜来中国的问题，如果已经决定，就不必再改变了。

祝你健康、愉快！

刘少奇

【品读】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百废待举，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培养建设人才，曾先后向苏联等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这些人都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条件，经过严格挑选派出的。他们满怀着建设伟大祖国的崇高理想，肩负着人民的期望，出国留学，刻苦钻研专业知识。但也有少数学生出国后，在学习、生活和其他方面出现了某些问题。反映比较突出的，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

刘允若是刘少奇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在上海。4岁时，刘少奇去中央苏区工作，他跟着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的母亲在上海生活。后因母亲被捕牺牲，他被人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作养子。十二三岁时他回到上海当学徒，卖过报纸，受过很多苦；15岁由党组织找到，送往延安，进学校学习。他天资聪明、爱好文学，学习上进步很快。解放后，他被选派去苏联留学。当时组织上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分配他到工学院学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开始，他学习并不差，成绩多数五分。可是，过了一个时期，他感到所学的专业与自己的兴趣不一致，学习热情逐渐减退，与同学们的关系也搞得不够融洽。于是，他便闹着留级和转系，以达到改学另外的专业和不再与那些同学打交道的目的。当时，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同志觉得刘允若还年轻，想问题比较简单，有缺点是难免的，通过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会改变过来的。同时，考虑到刘少奇国事繁忙，也没有把刘允若的问题告诉他。

但在一段时间内，刘允若仍然坚持个人意见，要求转学转系，改学文学或新闻专业，并接连给父亲写信，申诉他的“理由”，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替他说几句话。做父母的人，谁都关心子女的前途。刘少奇也不例外，他对刘允若的问题极为重视。可是他并没有赞同儿子的观点，也没有给儿子说情，而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儿子写了封长信，从革命利益和党的原则出发，帮助允若分析问题，教育他正确对待个人的爱好和国家需要，彻底抛弃错误思想，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与批评。刘允若看过信，受到了一些教育，但没有完全解决思想问题，相反地采取了一种消极态度，产生了不惜把身体搞垮，然后被送回国的念头。这样想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日渐坏下去，后来还真的病倒了，而且病势不轻，不得不停止学习去休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疾病得到了治疗，但思想上的毛病依然如故。1956年新年刚过，他又给父母亲写信，反映大使馆依然不准他转系、转校的情况。他说，对此决定，组织上是服从了，但思想上怎么也服从不了，“从心底里厌恶自己所学的专业，越来越厌恶，兴趣怎么也培养不起来，别人越给我解释专业的重要性，我越感到烦得很。我这样想：让我学，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学（因不学不行，组织力量的约束），反正我将来不干这一行，我去做小学教员，我也不干什么‘飞机装备’! ”他这时没有学习的兴趣，甚至连生活目标都失去了。他表示，“寄出这封信以后，我等着两件事：一件是也许在不久以后会在大使馆看到我这封信；第二件就是等着一顿骂。说实话，骂我已经习惯领受了”。

面对刘允若这样的思想状况，刘少奇很着急，担心允若会固执己见而无法进步。他很快即给他写了长信，语重心长地劝诫。他先给允若讲道理：学好一门专业并不妨碍个人今后的成就，相反，专业的学习对此后个人的创造、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还举了孙中山、鲁迅、毛主席的例子来劝服他。然后告诉允若不要悲观，要自信和坚强。针对刘允若信中反映出来的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和同学们批评的问题，刘少奇在回信中更是反复告诫儿子：古人说“闻过则喜”，这是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每个人都应该习惯于虚心领受同志们的批评。最后，他还欢迎儿子给自己写信反映思想问题，指出儿子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办法。围绕这件事，刘少奇前后写了4封信，约万余字，正如他在信中所说，这对他来说“是不很容易的”。

这封信体现了刘少奇同志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尤其是从思想根源、认识观与价值观等角度深层次看待子女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严厉而不失关爱，体现了我党领导人光明坦荡、正直无私的一面，对后人也极具教育意义。

刘允若在刘少奇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提高了认识，按国家的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勤奋学习。1960年夏他回国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允若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残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