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目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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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西望茅草地(1)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继续升学,考虑到家里的困难,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神圣而漫长。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侗、瑶等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陡,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可荒凉有什么要紧?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帮我们转运行李。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请我们喝米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冰棍吗?有汽水吗?这里有什么水果吗?”

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大家一拥而去,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

他累得全身是汗,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往台前走的时候,被老杨拉了一把,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他走路的时候,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

“说什么呢?我是个大老粗,老丘八,肚子里没词。我要说的第一点,刚才老杨已经说了,就不说了。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说你们也知道,也不说了。”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

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他觉得电流碍事,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直接向我们喊话。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丑绝了。但这有什么要紧?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什么江南……江南……老杨,你机西分子呵,也晓不得?……”

后来才知道,他是指一首《江南处处好风光》的歌。他“晓不得”唱,更痛恨老杨同样“晓不得”唱——像本地很多农民,他把“知识分子”说成“机西分子”,把“不晓得”说成“晓不得”。

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

“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有大马路,有电影院,有运动场,有工厂和大学,还有这个这个……”他两手摇了两下,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不实现这个目标,砍掉我的脑袋,就地正法!完了!”

全场暴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现在不鼓掌没关系,兑现了再鼓掌。嗯?”掌声更响了。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钯钉和锄口每天磨溶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

玉米,木薯,黄豆,甘蔗……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出工两头不见天,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花生壳,修补箢箕和箩筐。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豆苗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播种,开荒,播种,开荒,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场长说过,全国大干快上,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三年大变,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铁营盘”。

伙食慢慢变得糟糕。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像是熬中草药,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二是干辣椒汤,一沾舌头就像电击,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因此又有了“感冒发散剂”的外号。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麂和野猪,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润滑枯肠只在片刻。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甚至不能不偷盗——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咕嘟咕嘟像喝开水,一碗灌下肚去,闹得自己脸色发青,肚子剧痛,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

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该休息一下了吧?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可天刚蒙蒙亮,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

咚咚咚——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起床,起床,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这是场长的声音。

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场长,这雨还在下……”

“雨不大,不大。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

“有三个人请病假了……”

“他们吃了饭没有?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都是假病。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

“可能也是太累了呵……”

“只听过病死的,没听过有累死的。后生怕什么累?力气从来用不完。越用越有,越不用越没有。知道不?”

场长喊工以后,把一杆特大号的钯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

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在那一刻,我全身散了架,肩膀找不到胳膊,屁股接不上膝盖,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明明是去抓钯头把,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

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场长与酸菜交错,队长与厕所重叠,被子在下雨,钯头在唱歌,厨房挤压腰杆,母亲哽在喉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弄清楚我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干什么。我明白了,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

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半天没有起来。我去拉他时,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

“猴子,你怎么啦?”

“我要睡觉,要睡觉呵……”他迷迷糊糊。

“你疯啦?这里怎么睡?你不要命呵?”

他摇摇头,算是惊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催命鬼!害人精!臭阎王!我操你八辈子——”

我赶紧说:“猴子,忍着点,起来吧。”

队长外号李瞎子,是本地农民,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他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从不当出头鸟,即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有时带着我们早早上地,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他装作没看见。

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说是怕鬼来敲门,怕先人们生气。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就一个哈欠放出来,睡着了。

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

“科学?”他倒显得很注意,在地头盘腿坐下来。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是好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

“你们慢点讲。”场长有点慌。

我们七嘴八舌,建议缩短战线,建议注重管护,建议因地制宜,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养羊啦,养兔啦,养蜂啦,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马尔采夫耕作法,约克夏肥猪,五零一菌肥——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飞机和人造卫星了。

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他眼睛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会,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们还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呵。问题是,你们说得花一样,都搞得成器?都能吹糠见米?”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从外地引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连种子钱都没赚到,气得他直骂娘,从此对新事物总是敬而远之。

“场长,你放心吧。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你不相信我,总要相信他吧?”

“场长,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呵?总得给我们机会吧?”

“场长……”

“好,考虑考虑。”他总算点头了。

不过他还是不大放心。据说他事后对别人说:几个书生还来教我种田?我当田把式的时候他们老娘还没动胎吧?他根本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大开荒正在他兴头上;也不同意养什么蜂——他觉得蜜糖饱不了肚子。他只是对什么菌肥稍感兴趣。理由是,茅草地太广阔了,要种的作物太多了,全场干部群众再加上牛们猪们,满打满算就五六百个屁眼,根本屙不过来。肥源问题确实一直让他很伤脑筋。

造菌肥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可我们连量杯和试管都没有,只能拿瓦钵和面盆来代替,更不要说什么搅拌机和恒温室了。场长破天荒让我们买了两支温度计,打了几个木头架子,就好像割了他的肝肠肚肺。他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试验试验,他有点沉不住气,摸摸钵子和温度计,揭一揭蒸笼盖,显得焦躁不宁。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恨不得我们今天开工,明天出货,后天就是庄稼嗖嗖嗖往上窜,玉米棒子大得一筐只能装一个。

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切实抓紧。

当然得抓紧,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要命的是,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偏偏在那一天,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去玩一把篮球,正在球场上快活,被场长撞个正着。

他黑着一张脸,气呼呼地闯过来,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

“下午挖地,都去挖地!”他终于一扬巴掌。

我没听懂,“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

他背着手走了,再一次挥掌:“挖地!”

“场长,你得有点耐心,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冷笑一声,“你们是做粑粑呢,还是做面条?一点臭气也没有,还说是肥料?有了这么多的日子,你们就是屙也能给我屙两担了吧?”

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

场长是相信大粪的。这没有办法。他嗅了半个月,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

又是挖地,播种,挖地,播种……我们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背,揪出衣角的汗滴,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天呵,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相反,他一上地就高兴,一上地就来了气力,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不论在哪个工区,他比年轻人更卖力,手里的钯头三抡两舞,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饿了,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渴了,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他的两个干儿子,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去,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在他的命令下,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说点往事,诸如新四军、汉阳造、黄桥战役、板门店谈判、扒铁路埋地雷、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

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大刀与硝烟,老兵的笑脸,离我实在太远,远得模糊起来。

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

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他解说天庭和地角,断定这个有桃花运,预告那个仕途广阔,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照他的说法,场长耳垂短,一定是短寿;左眼角有杀气,将来定有血光之灾。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

知青们哄堂大笑。

我却没怎么笑。说实话,场长也让我恼火,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他枪法精,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也有一手,没有什么工夫拿不下来。估猪羊的重量,估地上的产量,总是一眼准,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