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学”，通俗点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基础，包含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悠悠数千年华夏文明形成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国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浸润着每位中华儿女的心灵，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凝聚之学、兼容之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

而说到国学，我们便不能不提北大、清华这两所著名学府，以及在其中学习或任教的国学大师们。譬如，章太炎先生，他在《国故论衡》以及《国学概论》中，最早提出了“国学”一说。

尽管章太炎没有直接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但是，章太炎的影响却深入了当时的北京大学。而他在东京讲学时的学生，如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等人陆续回国，在何燏时、胡仁源的引介下，均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这些人成为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后来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主导人物，历史学有朱希祖，文学有黄侃、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氏兄弟等。

2009年7月11日，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享年98岁。作为中国学界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彰显着中华学人渊博而仁厚的风范。虽然季老说：“我连 ‘国学小师’ 都不是，遑论 ‘大师’。我自己被戴上这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的桂冠摘下来……”但这并不妨碍后人尊他为“国学大师”，且因他谦虚的品格而更增敬仰。

在国学领域，清华当然也不输北大，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清华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优秀学者，才能在创办两年后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陈寅恪学贯中西，是公认的20世纪国内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之一。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期，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言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后来，他在57岁那年，因双目失明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却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虽然他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但他仍然在课堂上孜孜不倦。他还靠着口述，助手记述，艰难完成了《论再生缘》。

季羡林先生在《我们这一代读书人》中回忆陈寅恪：“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是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他又写到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中华的国学知识浩如烟海，华夏经典光辉灿烂，大师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只言片语都饱含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国学的浩瀚海洋中，他们就像是灯塔，让我们对于经典的重温有了方向和依托。

本书搜集整理了历代大师们的经典研究成果，涵盖职官制度、教育科举、伦理修养、天文历法、书画艺术等十三个方面。本书语言深入浅出，生动有趣，阅读本书，对读者来说就像在听大师侃侃而谈，在愉悦中汲取古典文化的精华。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李少聪、李尚芳子、李成坤、胡俊、丁修山、刘曼、刘冲、徐芳、王恩聪、聂振岗、刘悦、赵会会、金东东负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全书由张恒统撰定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漏之处，希望各位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