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初经苦难磨炼(2)

话音刚落，在上铁轨马车时，一个男子无意中用鞋后跟蹭了朱可夫的鼻子一下，朱可夫的鼻子立刻冒出了血。

谢尔盖一边向朱可夫的鼻子里塞一小团破布，一边向他抱怨说：“刚刚还对你讲，要时时小心。你看看，这会儿鼻子就冒血了。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莫斯科到处是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这一切都令朱可夫大开眼界，像在梦游一样，不自觉地跟从谢尔盖向前走着。

很快，朱可夫和谢尔盖来到了卡美尔格尔巷口，从后门进入了一个大院子里。就这样，朱可夫开始了小毛皮匠的生活。

刚到莫斯科，朱可夫就遇到了两件很郁闷的事，一件就是前面说的鼻子被蹭出了血，另一件则是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朱可夫因为实在太饿了，就直接从公共菜盆里捞了两块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后，正要再去捞肉，朱可夫的脑门上就挨了一勺子，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原来，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开始吃饭的时候，只可以从公共菜盆中舀菜汤喝，不可以捞肉吃；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

吃完午饭后，徒工头库兹马私下向朱可夫解释了他被打的原因，并且安慰他说：“被打了，你就忍着。一次被打，两次学乖，以后你就懂了。”

在作坊里，师傅们和学徒们是享受不同待遇的。师傅们早晨7点钟开始劳动，而学徒们在早晨6点钟就要起床，因为要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师傅们工作时需要的东西。晚上，师傅们7点钟收工，而学徒们要等师傅们工作结束后，打扫完毕才能休息。忙的时候，师傅们会干到晚上10～11点钟，可以领到加班费，而学徒们必须等到很晚才能收拾东西，但却没有加班费可言。

刚开始时，朱可夫感到十分疲倦，也不习惯睡觉太晚。他时常想起家里的事情：辛苦操劳的父母，处处关爱自己的姐姐，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这一切都常常浮现在朱可夫的脑海中。

当然，学徒们也不是没有休息日的。每个礼拜六，徒工头库兹马都会领着朱可夫以及其他学徒去礼拜堂作祈祷；每个礼拜天，他们会去作晨祷和弥撒。在盛大的节日，老板还会领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或者耶稣救世主教堂作弥撒。

转眼间，朱可夫当学徒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他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当然，学习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犯过一些错误。学徒犯错的时候，师傅、女工头、老板娘都可以教训。当然，老板更有教训学徒的权利。有时候懒得亲自动手教训学徒，老板会使出一些怪招教训学徒，比如让两个犯了错的学徒互相用树条抽打。而且，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碰到了学徒，也可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打一顿。

在那个时候，老板打学徒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了。学徒的一切完全由老板来支配，不会有人去关心学徒的苦痛和生死。

虽然在作坊里很忙，但朱可夫仍然挤出时间来读书。朱可夫读书的兴趣是他的启蒙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培养的。与朱可夫同岁的表兄，也就是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在学习方面给予过朱可夫很多帮助。

后来，朱可夫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水平的夜校。刚开始时，老板不同意朱可夫上夜校，但拗不过儿子的请求，更主要的是看到朱可夫平时干活很卖力，就只好默许了。结业的时候，朱可夫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且成绩不错。

1911年，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的朱可夫，当上了学徒的工头，管着三名学徒。这时，朱可夫对莫斯科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他出外送货的机会远比其他学徒多。

第一次见到伏尔加河时，朱可夫就像所有俄罗斯人那样被它的雄伟和壮丽所折服。那是一个清晨，在初升的朝阳下，伏尔加河闪闪发光。朱可夫注视着这条被人们尽情讴歌的母亲河，久久不愿离去。

有时，朱可夫会随掌柜瓦西里·丹尼洛夫出去办事。他是个很凶狠、很残忍的家伙。为了一点点的小事，他会像一个暴虐狂那样残忍地毒打朱可夫，而朱可夫那时才14岁。

有一次，朱可夫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捡起一根棍子，用尽全力击打瓦西里·丹尼洛夫的头部，将他打晕过去。朱可夫以为他死了，很是害怕，就逃了出去。后来，朱可夫被老板狠揍了一顿了事。

在这期间，朱可夫的求知欲依旧很旺盛。他想尽办法找到一切可以读的东西来读。师傅科列索夫看过的报纸、亚历山大的杂志，朱可夫都会借过来看。为了有更多的钱买书看，朱可夫会将老板给他送货用的几戈比马车费省下来，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走路去送货。

4．回家探亲

或许是由于老板米哈伊尔良心发现，所以才给了朱可夫十天回家探亲的假期。其实，朱可夫在作坊里也帮不了多少的忙，再说，无论如何，米哈伊尔毕竟是朱可夫的舅舅，血浓于水，这是客观事实。

初来莫斯科时，乘坐的是夜班车，因此朱可夫无法饱览沿途的风光。这一次，为了能够观看沿途风光，朱可夫一直站在打开的车窗旁，饱览了各个车站的风景和郊区令人浮想联翩的大大小小的森林。

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朱可夫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四年前，火车驶离巴拉巴诺夫车站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

朱可夫曾好奇地问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在这个工厂，我工作了十五年，”他抽了口烟，接着说道，“但是，我现在不工作了。”

朱可夫问：“为什么您不工作了？”

“唉！说来话长，我的老婆和女儿都死在了这儿。”老人说完，眼角已经流出了泪珠。

老人转身将眼泪擦干净，又继续说道：“每当经过这座工厂的时候，看到这个吃人的怪物，我都无法平息心中的悲伤和愤怒……”

朱可夫还沉浸在回忆之中，突然被旁边乘客的谈话唤醒了。

“四年前，我经常来这儿。看看，多么漂亮的厂房。这就是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第一个人向第二个人介绍说。

“他好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吧？”第二个人问道。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工人还不错，但他的手下却是一群畜生！”第一个人恨恨地说道。

“对，简直是一群魔鬼！”第二个人咬牙切齿地附和道。

突然，他们发现朱可夫正在听他们的谈话，就没再说下去。

火车很快到了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母亲过来接朱可夫。看到朱可夫后，母亲用她那双布满老趼的双手紧紧地搂着他，无比激动地说：“我的孩子，妈妈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四年中，母亲苍老了许多。朱可夫忍着眼泪不让其落下，哽咽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这么说呢？您看，您的儿子不是正站在您的面前吗？我现在长大了，这么健壮，您看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朱可夫和母亲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父亲也老了很多，背驼得很厉害，毕竟已经是70来岁的人了。见到朱可夫，父亲很高兴地说：“感谢上帝，我终于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当时，正是割草的季节。在外打工的男人和青年纷纷从城里返回割草，帮助妇女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回到家的第三天，朱可夫便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割草去了。刚开始，朱可夫割起草来有点生疏，可能是由于几年没干这种活儿的关系。干了一会儿，朱可夫就割得很熟练了，没有落在别人后面。

休息的时候，邻居纳扎尔大叔拍了拍朱可夫被汗水浸湿的肩膀说道：“怎么样，干活儿不容易吧？”

“不容易。”朱可夫咧了咧嘴，笑笑说。

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插话道：“人家英国人现在都是用机器割草，哪像我们，还用手在这儿割。”

朱可夫看了看这个年轻人，不认识，就问身边的人他是谁。

有人回答朱可夫说：“你不认识他？他可是咱们村长的儿子，叫尼古拉·朱可夫。四年前，他被人从莫斯科送了回来。他连沙皇也敢咒骂。”

另一个人接着说：“私底下骂骂沙皇也没什么，只要不被那些警察和密探什么的听到就可以了。”

这次回乡探亲，朱可夫不仅见到了久违的父母，而且还听到了很多家乡人对于时局的看法，真可谓是大有收获。

长期离家在外的人，回到家时总会感觉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朱可夫又要离开了。就在离家前两天的晚上，出现了一起意外事故，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了火灾。

当时，风很大，而火是从村子中间着起来的，这样就快速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朱可夫正在和伙伴们玩，突然听到有人喊“失火了！”接着就看到远处冒起了滚滚的浓烟，朱可夫和伙伴们赶紧跑向消防棚，推出水龙，奔向科斯廷卡村，比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早。

朱可夫正提着一桶水经过一家门口时，听到里面有人呼救：“救命啊！救命啊！”朱可夫立刻冲进了那间房子，救出了几个吓得脸色苍白的孩子和一位身患重病的老大娘。

在附近几个村消防队的共同努力下，火很快被扑灭了。尽管如此，由于火是从村子中间着起来的，而且风很大，还是导致半个村子被烧了。很多人家的财物被烧掉，有些人家被烧得连一点吃的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朱可夫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小的洞，而这件上衣是老板专门送给他休假回家穿的。这让朱可夫很担心老板会因此而责罚自己，但想想那些被烧掉房子的人家受的苦难和救出的那几个可爱的孩子，朱可夫觉得即使被老板痛打一顿也是值得的。

回到莫斯科后，朱可夫向老板讲了失火的事，并且让他看了衣服上烧的两个洞。老板竟然破天荒地没有责骂朱可夫，甚至还连声夸奖朱可夫做得对。事后，朱可夫才得知，原来老板刚刚做成了一笔生意，赚了一大笔钱，所以心情不错，对人也就宽容了一些。

1912年底，朱可夫的学徒期满，成为了青年师傅，也就是师傅的帮手，不仅比学徒的待遇要好很多，还可以选择住在作坊宿舍或者私人住宅里。刚开始时，朱可夫选择住在作坊宿舍，结果发现，每天在师傅下工后，老板总是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儿叫他干。没过多久，朱可夫就搬到了私人住宅，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老板越来越信任朱可夫，常派他去银行办理业务，或者带他到店里去，做一些不是毛皮工人做的活儿，比如捆货、办理托运之类的活儿。

相比于作坊里的活儿，朱可夫更乐意与老板出去干活儿。毕竟，在外面，朱可夫能够多见一些世面，多接触一些有文化的人，有机会听到他们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在作坊里，除了科列索夫之外，其他师傅基本不看报纸，所以不怎么知道政治上的事情。通过科列索夫搞到的布尔什维克办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朱可夫明白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懂得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宣传和鼓动下，很多青年，尤其是富家子弟，受到爱国主义的驱使，主动赶往前线打仗。朱可夫的表兄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去前线打仗，并且鼓动朱可夫一起去。

朱可夫被说动了，但他想征求一下见多识广的老师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意见。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劝朱可夫道：“亚历山大有理由去打仗，因为他父亲有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呢？你为什么去打仗呢？难道是为了你父亲被赶回乡下？你要知道，如果你因为去打仗而残废了，就不会再有人要你了。”

最终，朱可夫放弃了去前线打仗的想法。事实证明，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两个月后，亚历山大就身负重伤被送了回来。但是，朱可夫注定了要成为军人，只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而已。

1915年5月，沙皇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当然很快就会轮到朱可夫了。那时候，朱可夫就暗下决心：“如果我当了兵，一定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