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戴慧思（Deborah S.Davis）

摇摇2007年，孙沛东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之后，从广州来到上海。她希望尽快认识和理解这个陌生的城市。位于上海某公园的相亲角冶当时已经名声在外，同年9月，她开始在这里进行为期10个月的田野研究，访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此为自己的未婚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父亲母亲。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剩女冶现象，尤其是高学历的职场女性相对男性过剩冶，而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的后果，这些年轻女性被称为败犬冶，她们都有一颗恨嫁冶的心。

事实上，作为一位社会学者，孙沛东博士深知就性别比而言，在35岁以下的待婚者中，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40岁仍然未婚的男性数量仍旧多于同龄的女性；即使在上海20岁上下的男性的人数也多于同龄的女性。基于此，她希望解释剩女说冶为何仍旧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原因。

孙沛东博士通过批判性地评述择偶的文献，继而开始了对相亲角冶的精彩叙述。她比较了经济学的婚姻市场理论、社会学的地位匹配理论和心理学的情感模型理论，发现它们都不能解释她在相亲角冶发现的悖论，该悖论是指：尽管相亲角冶效率低下，但是人气却很旺。从经济学角度说，这个婚姻市场缺乏效率，几乎没有父母在其中为子女找到配偶。事实上，父母和子女都认为只有子女本人才能找到意中人。然而，尽管父母们清楚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仍旧定期聚集在公园，同时更加积极地将子女在学业上和工作中的成就，事无巨细地通过征婚牌冶广而告之。

在上海社会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化的背景下，对相亲角冶的父母们貌似非理性的行为和市场失灵的解释是理性的非理性冶。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市场会呈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价格也会上升，以便吸引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市场达到均衡。但是，相亲角冶的主要功能不是达到供需均衡。相反，它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涌现的一种集体焦虑，尤其是60岁左右的城市人口的焦虑。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曾经上山下乡冶的知青一代冶父母。正因为这些父母历经苦难的岁月，个人情感和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所以，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错路冶。然而，就现实而言，他们也深知自己无法帮助子女在择偶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冶，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仍旧坚持不懈地来到相亲角冶寻寻觅觅？为什么他们要继续做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

孙沛东博士给出的专业解释是：与为子女寻找到一位合适的结婚对象相比，相亲角冶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父母们自身的需求。相亲角冶吸引了成百上千的焦虑的父母，他们中的许多人业已退休，或者刚刚从外地来到上海生活。一方面，这些父母们除了每个周末都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公园之外，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少之又少。但是，事实上，另一方面，他们都有一种集体焦虑积郁胸中，这种焦虑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子女选错人冶的灾难性后果的恐惧。然而，在公园这个公共空间的定期会面以及将个人忧虑诉之于众的做法，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支持。对子女的担忧原本属于个人性的，就传统而言，中国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将个人私事带入公共生活。但是，在相亲角冶，个人的忧患唤醒了众多公共担忧，通过分享他们对于子女的忧虑，相亲角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共聚集地。

上海相亲角的研究还回应了阎云翔及其他学者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个人化趋势的研究。市场化以及国家从住房、医疗和儿童养育等领域的退出，迫使城市居民凡事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对源自海外的新文化价值持一种开放态度，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流动到新城市，开始一份新工作，组建一个新家庭，这些都相应地对公共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因此，尽管上海相亲角的效率低下，不能达到最初和预想的功能，它却依旧保持了很旺的人气，因为相亲角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人们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市场化和商品化产生的新自由。

我第一次遇到孙沛东是在广州，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在中山大学参加了她的答辩会。她的博士论文分别用汉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完成。答辩之后，她获得了双博士学位：一个是中山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另一个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in Paris）的社会学博士学位。沛东的论文研究了文革冶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选择。服装一向被视为琐碎的、显而易见的和无足轻重的，然而，这篇论文却表明通过对一种着装行为的仔细研究，能够揭示日常生活中的着装选择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现实，对此，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学测量却难以捕捉。为什么求之不得并不总是意味着失败？在这本相亲角的专著中，孙沛东博士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她系统性地、睿智地研究日常生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