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云南:沉默 苦痛与尝试写作(1)
没有烟的时候,王小波还曾用云南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过一支,那次他把烟卷得很粗,结果一点火柴,把他的睫毛燎了个精光。那茶叶里又有不少咖啡因,他抽了一口,感觉就像是太阳穴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对平庸生活的狂怒
1968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王小波去了云南。多年以后再看这件事,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件货物。王小波对此的解释是,所谓货物,就是别人安排你干什么无须向你解释或者征得你的同意。王小波说,在17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忽然被装上了火车,然后长途运送到了云南。对此他倒没什么怨言,只是油然而生一股行货感。
事实上,王小波当时并不是没有选择,那时候他的母亲宋华也面临着要去安徽干校的分配,她打算把王小波带在身边一起去干校。在她看来,尽管王小波非常顽劣,甚至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他放鞭炮差点把房子都给烧了,但毕竟他从小身体就不好,让他一个人去云南,无论如何自己都放心不下。不过王小波坚持自己的选择,再多人反对他也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时王小波甚至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样的句子,以表达自己的决心。家里人见了都觉得奇怪,聚在一起讨论王小波为什么这么坚持,姐姐甚至请假回来,要打消他去云南的念头。大家谈了很久,提出了很多看法,最后还在男女恋情方面作了大胆猜想,却仍然找不到原因,最终也没有劝服王小波。
王小波最终还是去了云南,王小平后来想,这可能源于王小波内心的那种浪漫情愫。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迷人的风光,肯定让他充满了幻想和憧憬。教育部大院里面琐碎的生活原本就不让他喜欢,他觉得大院里的干部都非常庸碌,曾把他们称为“烫面饺子干部”,如果到了干校这种弹丸之地,整天和那些具有市民气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让他发狂的。
后来在给李银河的信中,王小波这样写道:“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落寞的决心。小时候我简直狂妄,看到庸俗的一切,我把它默默地记下来,化成了沸腾的愤怒。不管是谁把肉麻当有趣,当时我都要气得要命,心说,这是多么渺小的行为!我将来要从你们头上飞腾过去!”在王小波十几岁的时候,这种情绪时刻充盈在他的心里。
其实王小波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写作的时候他会用披头士的歌吵吵自己的耳朵,因为那些歌让他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尽管是多灾多难的,却有一种振奋向上的精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想着改变社会,把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王小波也有这样的情感,所以对那个年代的这种精神,他仍旧很仰慕和怀念。
王小波的“云南形象”
在那些云南老乡的眼里,王小波是这样一副形象,高高的个子,脑门重重的,走起路来歪着个脑袋,脚步一拖一拖的。王小波自来就是这种样子,非常自由散漫和随性。后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时候,他去找他的导师许倬云聊天,在办公室里也是这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东倒西歪的,有时候甚至还会把脚搁在桌上。不过他的导师许倬云没说什么,因为他的脚也搁在桌上。
在当地,王小波还有一个叫“野牛”的外号。这种动物是野性和力量的象征,不知道王小波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外号,可能是他五大三粗的体型让人联想到了这种动物;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小波常常打架。其实他一般不主动和别人打架,但是他的朋友和别人打起来,他往往会第一个冲过去帮忙。小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帮凶”的,有一次王小平打架时被人按倒在地,活像一个动物标本,就是王小波出手帮他解围的。
在云南的时候,王小波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老乡说,王小波不爱跟旁人讲话,不大搭理人。我们知道,王小波并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他不讲话是因为他信不过当时的那个语言环境。从小时候开始,王小波就一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老师说他焉,他也特别赞同。私下里,王小波就没那么沉默了,譬如和他那些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说有笑的,常常妙语连珠,以至于别人说他的话有不可复述性,但在公开场合,他就会闭口不说。
除了沉默寡言之外,王小波让老乡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他的邋遢了。他几乎从来不洗衣服,那些衣服穿脏了之后,他就把它们挂在门外,就这样一直晾着,等到下次要穿的时候再直接穿上去。他能这样反反复复穿上好几次。那些衣服,原本是白色的,能被他穿成黄色,最后再穿成黑色,到了这时他居然还穿得下去。老乡说,北京的知青里,再没有比他更脏的了。那时候有一个叫段炳芹的老职工,见此情形大受刺激,曾忍不住每周给王小波洗一次衣服。
对于爱清洁的人来说,这种事可能无法接受,但我们还是能理解他的,因为一个专注于精神世界的人,对现实生活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忽略。王小波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用的东西也经常被他随手扔到床下。他的褥子下面被他扔满了东西,甚至还有锤子、钳子等工具。他就是在那张床上睡觉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不嫌硌。
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黄金时代》,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很多人因此认为那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还愣说他在云南有个当医生的女朋友,小说中描写他们做爱的情形,都是真的。但其实这不是事实,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才17岁,当然了,放到现在,17岁的男生发生一些疯狂的事情那是很正常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况且山上15队也没有小说中描写的女医生,只有两个男医生。尽管王小波后来做过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自己是异性恋,必不会和他们发生小说中描述的那种感情。
自封“愁容骑士”
王小波去云南之前,对云南充满了期待,去了之后马上就后悔了,他发现这里原来是如此的苦不堪言!他还因此给家里写了信,诉说这里的辛苦,但这时候已经没有用了,他到了云南,就休想离开那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离开只能有三种途径:一是探亲;二是病退;三是悄悄溜回去。前两种方法最好,但王小波没这个资格,后一种办法他虽然可以尝试,但危险系数极高。云南和北京隔得太远,中间有三条大江,游泳的话,江里水流太急,任谁也休想游过去。
在云南的这段日子里,王小波非常困顿。一米八四的个子,要撅在水田里插秧,并且一插就是一天,这几乎让他的腰都累断了。在《黄金时代》里面,主人公也有腰疼病,后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其实是他的真实感受。但是没办法,他已经来了云南,又走不掉,所以只能咬牙忍着。
在作品中王小波并没有把云南的艰苦生活全写出来,他只写了一点,如果把自己经历过的全部写出来,是非常可怕的。在他写到的那部分中,他讲自己曾在云南偷农场的菠萝,一脚踩进蚂蚁窝里面,他的两只脚都有水田脚气,趾缝里烂得没了皮,那些蚂蚁一起咬他,像乱箭穿心一样疼。此外他还对他朋友说过,云南水田里的蚂蟥多得不得了,钻到腿上打都打不下来。
去云南之前,王小波是挺虔诚的一个人,非常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后来他自己也说,那是他一生最善良的时期。那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只要说一点不太革命的话,王小波都会非常气愤地指责他。但是到了云南之后,没过几个月,他所有的革命道德就都荡然无存了,所有人都是这样,他甚至开始偷鸡摸狗。有一年那边的花生害了病,颗粒无收,导致他们一整年只能吃生菜,伙食实在是太差了。王小波因此就和别的知青一起去偷老乡的鸡,结果不幸被逮住,身加缧绁,被当众狠狠地批斗了一番。
还有一次,王小波因为用牛的事和当地青年打了一架,把人家的眼窝都给打青了。他因此受到惩罚,足足被批斗了一个星期。后来,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加在他头上,有的事情他根本没干过也被赖在他身上,像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懒工、打架斗殴等,全推到了他身上,王小波因此被罚去扛两百斤重的麻包。
那时王小波经历的痛苦不难想象。后来他曾在杂文里面写道:“傍晚时分,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他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当时的他就好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位老先生立志要恢复被人遗忘的骑士道,穿着一副破盔甲,骑着一匹驽马,就这样出门闯荡,结果在残酷的现实中弄得灰头土脸,他的侍从因此把他称为“愁容骑士”。王小波也是这样,因一腔热情来到了云南,结果却是在现实中受尽折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于是他把自己也称作“愁容骑士”。
就是在那段日子里,王小波学会了抽烟。他的烟瘾很大,在美国的时候一天要抽掉两包烟。有一次他去丈母娘家,丈母娘不许他抽烟,他就把烟藏在袖筒里面,到阳台上悄悄地抽。他曾对朋友说,就是在云南的时候,他开始学会抽烟的,那时候生活很苦,很想家,对自己的未来又充满了迷茫,心中因此痛苦万分,所以就跟当地的农民学会了抽大烟,结果烟瘾越来越大。没有烟的时候,王小波还曾用云南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过一支,那次他把烟卷得很粗,结果一点火柴,把他的睫毛燎了个精光。那茶叶里又有不少咖啡因,他抽了一口,感觉就像是太阳穴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地。
急性肝炎和盲肠手术
因为云南生活方面的各种困苦,待了不到一年,王小波就患上了急性肝炎。后来他在文章中有写到这件事。看他写的文章,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痛苦的地方,反而还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多现实之中苦不堪言的事情,在王小波这里都会变得特别有趣,而事实上,那些事真的发生的时候,是完全无趣且充满痛苦的,就好像小说中李先生的遭遇,他从国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知道被人一脚踢成了龟头血肿。如果你真遇到这种事,还怎么会觉得有趣?
之所以到了王小波笔下这些事情会充满趣味性,主要是因为他喜欢用这样有趣的方式去写作。王小波对写作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能体会,渲染了反倒有滥情之嫌。因此,在王小波这里,痛苦成了黑色幽默,并且他觉得,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对于痛苦的事也没其他更合适的写法了。何况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些事,会发现其中的确充满了黑色幽默。
但真正经历这些事情时,王小波就没这么轻松了。急性肝炎病发的时候,王小波高烧不退,接连在床上躺了三天,滴水不进,还开始呕吐,甚至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同住的几个知青合力把他送到了几里外的医院,还好送去得及时,否则王小波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其实也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给王小波治病。那些医生用听诊器在王小波身上听了一遍,然后居然开口问王小波,他得了什么病。作为一个医生,查不出病因,竟然开口问患者,这实在是够古怪的,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荒诞古怪。后来在医院里,王小波还目睹过更为荒诞的事情,那些全无医师资格的医生毫无顾忌地给病人动盲肠手术,他们连盲肠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竟然也能下得去手,拿着病人的肠子一通倒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