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自有真情在

面前的这封信使我颇为踌躇。信是从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寄来的，写信的是五十年前曾与我在皖南屯溪柏山皖中同窗的同学，现在定居美国的赵士凤女士。赵女士虽身居海外，但不忘故国，经常回来探亲访友，特别留心寻找校友。上海的老同学占着地利，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一些，而我偏处西北一隅的宁夏，总是无缘相会。有一年，她到丝绸之路探古访胜，途经甘肃，甘肃虽与宁夏两省毗邻，近在咫尺，因那时她还不知我的下落，竟失之交臂，以后通信时，彼此都深感遗憾。这次赵女士在回国时，专门邀请我和我的老伴、王槐和慈生夫妇同去珠海特区一游，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经济腾飞，风景秀丽，早已对我诱惑不已，更何况还有与老同学的相聚。

就在我们欣然接受邀请，准备动身去珠海与老同学们聚会的时候，我的老伴王广慧却被委以重任，担当高中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她是个责任心很强的特级教师，一百多名学生的学习牵挂在她的心上，她怎么能走得开呢？如果让我一个人走，她又担心我的眼睛刚动过手术，路上无人陪伴行动不方便，真叫人犹豫不决。等我们再次收到赵女士的信，约定在珠海见面的日期早已过了。出人意料，这封信在路上竟走了一个多月，我们只有赶快回信说明原因，表示惋惜，道声后会有期。赵女士回到美国以后，在信中叙述了她与王槐和慈生夫妇欢聚的情景，他们或驾车出游，或泛舟湖上，或作长夜之谈，大家沉浸在对屯溪和皖中那段生活的回忆之中，而忘记了疲劳。信中还附来了他们在珠海的合影，令我羡慕不已。赵女士在信中特别提到王槐中年丧偶，很是不幸，因为他对亡妻爱之愈深，思之愈切，寂寞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希望大家要关心他，劝慰他，使他在与老同学的通信交往中得到安慰，得到解脱。作为皖中的校友，作为星之海文艺社的伙伴，我是义不容辞的，就这样，在赵女士架起桥梁以后，我与王槐又开始了心灵上的互访。

王槐，原名王兆锟，一九二五年生，江西奉新县人。一九三九年末来到皖南，先后在屯溪及徽州两地就读于现代中学、徽州中学及皖中。受诗人黎央等同窗好友的影响，开始文学创作，用王槐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创作以散文为主，诗也写得不错，他的散文像《长青草》《骊歌散唱》《寿灭》《小楼寄语》《山城短简》《别矣皖南》等都是文笔质朴、感情真挚、格调昂扬、催人奋起之作。一九四三年，我和胡同伦发起成立星之海文艺社，出版《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王槐积极支持，欣然参加。不仅担任编委，捐资办刊，而且还把自己创作的散文作品结集，取名《恒影集》，奉献给“星之海文艺丛书”作为打头之作。

一九四四年夏，王槐高中毕业，在去大后方升大学的途中，因战争受阻，遂进赣州大学先修班，后撤退到江西宁都，在那里继续进行散文创作，陆续发表在江西的报刊上，其中有些是怀念文友刘和芳、吴慈生等的。原打算再编一本《恒影续集》出版，终因战时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了广州，进中山大学攻读经济，毕业后留在了广州工作。

我与王槐的相识是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我们几乎是同时转学到皖中来的，不过他是来自休宁的徽州中学，而我是来自歙县的右任中学。进的不久，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原因有三：第一，也是主要的一点，那时我是一个刚学步的作者，而他已是经常见报的文人，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与仰慕。第二，他当时身边有两位女同学像两颗耀眼的星星，一个是公认的的校，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淑华，一个是多才多艺，后来成为他文学挚友的李俐。一个贤淑文静，一个活泼大方；一个光彩照人，一个气质非凡，得友如此，怎不令人羡慕。第三，关心小同学，并从文学方面培养他们，像吴慈生，在他的帮助下，曾在《星之海》文艺半月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日后终于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编辑家和史学家。出于对文学的共同兴趣和爱好，我们很自然地相识了，并且一见如故。

我和王槐认识是在柏山，但真正交往却是在山下那个叫兖山渠的村子里。那里山清水秀，环境宁静，比起柏山破庙里几十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更适合于读书和写作。我们各自租了一座小楼，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偶然相见也是在黄昏的村头溪边。我常见他小楼上的灯光亮得很晚很晚，我想那是他在废寝忘食地写作吧！正因为他是个很勤奋的人，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消了去拜访他的念头。有时，实在太寂寞了，也会去叩响他小楼的门。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严肃，治学严谨。他看上去不苟言笑，实际上坦诚朴实，非常热情，内心就像一团火，能够熔化你，使你感到亲切。地熟以后才知道，他还是个很健谈的人，于是我们谈人生，谈文学，无所不谈。

有时，我们相对沉默无言，我忽发奇想，这样一个在女性面前显得十分腼腆的人，除了用他的笔，怎样能用语言去打动恋人的心呢？我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他与王淑华的爱情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一个有才，一个有貌，双方家庭又门当户对（父亲都是金融家），条件都很优越，但人毕竟还是要有感情的，少男的自尊与少女的矜持，往往迈不开这一步。他在《恒影集集小楼寄语》这篇文章中便吐露了这种心迹：

如今我回到了这飘摇于无数风雨中的古屋，拍一拍城市的尘烟，我愿在这小楼的一角，有一串暌隔于风波的日子。这些时候，我过于缺少那平静，过于感到了学活的动荡，人间的隔阂，爱海的浪涛，失望接连着失望，我年轻的心开始衰老了。然而，当我打开这一扇尘封的窗户，一眼望到面前突出的山峰和那一条熟悉的溪流，那过去寒冬的记忆，又侵袭着我疲于人世奔波的心情了。我想起风雨呼啸的深夜，寒月高照的晚上，荒村的犬吠，午夜的鸡啼，想起古寺在我明快的心头留下的阴影，和那一个远走高飞的倔强的孩子，这日子又有得我过的，兖溪哟！

早就打开了心灵的窗户，早就吐露了埋藏的话语，难道这还不够真实、不够诚恳的吗？我以为你应当珍惜这一份情感的，那么又为什么做得如此的冷酷，如此的漠然呢？记取相聚是幸福，绝莫用你女性的矜持刺痛一个年轻人赤诚的心，那样生把痛苦留给你自己的，你温情生笑的女孩子，想想吧，愿真实的幸福伴随着你，直到永远。

我是寂寞的，而我也是坚实的，我知道如何用自己的热去点燃别人的寒冷，我也知道从人世中撷取那一份温暖，决不生是过分，在绿色的年纪里，谁不奢望灿烂的朝阳永照他学命的青春呢？来吧，我生知道如何能使你快乐，使你幸福的。想起你，我只有奋发，只有鼓舞，什么不幸与命运，我也经受得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决不生轻易地败北了的，如果我们那行吟的诗人说得不错，那么爱的抚摸便是战斗的原动力了。华，你为何还要犹豫呢？

是春天了，转眼映山红又生开遍了山头，燕子又生结伴南归了，自然，短时的别离算不了什么，要紧的是保持那永恒的记忆，未来的日子正长，相聚的日子正多，遥望着我们的前途是充满了无限的光明，只要彼此保住了年轻的心，莫让现实的世故沾染了纯洁的恋情，那么，我们正不必有丝毫的哀伤。我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守住自己的诺言。只是你呢？你呢？珍重吧，为你自己。

好了，只要彼此不忘记，不必千叮万嘱，我只以虔诚的祝福，期待于那含泪的微笑，但愿要来的日子是晴朗的，我已经忍受不了阴霾的抑郁。

敬礼，我纯洁的女神啊！

小爱神丘比特的神矢，帮了王槐的忙，经爱情圣火的洗礼，有情人终成眷属，同学们都为这一对美满良缘而祝福。抗战胜利后，我定居上海，曾到虹口公园对面的黄渡路一号他的寓所去拜访，看到王槐和淑华已是儿女绕膝，面含幸福的微笑。在知识分子经受艰难的岁月里，伉俪情深给了他俩温馨与慰藉。正当他们庆幸迎来了第二次解放时，无情的病魔却夺去了淑华美丽的生命。生活竟是这样的残酷，大不幸带来大悲痛，王槐郁郁郁欢。他在劫余仅存的一本《恒影集》的扉页上，贴上淑华年轻时的小照，并在旁边抄录了微娜集巴夫洛夫娜的几行小诗：

我要跑到大风沙的黑夜里

跪倒并祈祷啊

请加给我以一切的苦难吧

但容许我去爱

这真挚的情感，这坚贞的爱情，这悲怆的呼号，震撼心弦，催人泪下，使我深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王槐是《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编委，他对星之海文艺社的工作也是倾注着全部的热情。当同伦和我商量成立星之海文艺社，创办《星之海》文艺半月刊时，考虑到有一支不小的作者队伍，其中有些实力雄厚而又比较相知的文友，可以作为编辑力量，对此，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在聘请编委的过程中，皖中方面我们是地熟的，对其他学校就不甚了然。因王槐比我们年长，并在其他学校读过，了解较多，所以经常去请教他，由于我与王槐同住在兖山渠，这个任务便由我来完成，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起成立星之海文艺社，创办《星之海》文艺半月刊。办刊的宗旨是：“在坚持抗日的总目标下，团结广大的进步文学青年，为宣传抗战，打击日寇而斗争。”

二、决定由皖中的胡同伦（笔名胡伽）、刘和芳（笔名河帆）、王兆锟（笔名王槐）、陈培（笔名珊玲）、范德栋（笔名范蒂东），徽中的吕荣春（笔名黎舟）、周村农（笔名田庸）、刘芳钧（笔名凡丁）等八人组成编委会，具体负责《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编辑工作。

三、经费来源，由编委会自行筹措，待第一期印出销售后收回的钱再付第二期印刷费，以此周转。我和同伦是发起人，义不容辞，由我们拿出钱来作开办费，王槐家境富裕，也倾囊相助，就这样勉强支撑下来。

经王槐介绍，一个星期天，我与同伦骑着自行车，由屯溪向休宁奔去。在棠村徽中，我们见到了黎舟，彼此慕名已久，相见恨晚。我们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对我们的设想，他欣然同意，并引见了田庸和凡丁，大家谈得十分投机，他们一致同意参加编委会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基本撰稿人。至此，筹备工作告一段落。

很快，王槐送来了几篇散文，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星之海》文艺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其中的《星之海的渴慕》及《河边之升》，第二期又发表了《弟弟，我又想起了你》。在他的散文集《恒影集》出版前，王槐把这本书的《后记》交《星之海》发表。在他告别山城友人准备到大后方升学时，又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写下了《别矣，皖南》一文，我们在《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第四期组织了一个专版，将此文，连同胡伽、我、珊玲的三篇道别文章，同时刊出，以示惜别之情。

在成立星之海文艺社之初，我们的雄心很大，除了决定出版《星之海》文艺半月刊之外，还准备出版一套“星之海文艺丛书”，包括王槐、胡伽、黎舟、珊玲和我等人的专集，《恒影集》就是这套丛书的打头之作。尽管他早已打算远行，但他还是抽出时间，亲自收集发表在各处的文章，并由他的女友李俐代为抄写整理，求他的老师汪蔚云先生写了序言，最后由同伦和我编定付印成书。

汪蔚云先生在《序〈恒影集〉》中，首先肯定了作者的热情：“在这本集子里，我们随便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到作者那一股火山样的热情。作者不独热爱自然，热爱人生，而且他那份热烈的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更像熔岩一般的强烈。”汪先生还赞扬了作者在遇到挫折（包括感情危机）时，能超越自我、勇于奋进的精神：“作者的想念是正确的，冲破了忧郁的云层，作者终于走上应该走的路。作者这样策鼓着自己：‘我愿意伴随所有年青朋友的脚步，向着未来生活的远景艰苦地行进。’这正是今天中国青年普遍觉醒的呼声。这个‘未来生活的远景’，是一个伟大的壮丽的场面，我们有着伟大的前途，正同我们的国家民族有着伟大的前途一样，我们必须为这伟大的远景而艰苦战斗，振奋自己，来战斗、工作、学习，勇敢的、热情的、沉着的为这伟大远景而竭尽我们的能力。正同作者所说，面临这伟大远景之前，我们是只有艰苦的行进的。”对作品艺术上的成就，汪先生也倍加称许，评价中肯而有见地：“读这本集子，我好像读到一本质朴而又艳丽的牧歌，又好像读到一首明快而又含蓄的小诗，感到无穷的韵味。在这本集子里，作者无论勾勒人生、描画自然，都是热情洋溢，生气勃然。尤其是篇首的几首诗，以及《我是年青的寻梦者》《长青草》《寂寞之歌》《春天散唱》等，那种明媚的风格，非常逗人爱好。”他们师生之间相知之深，由此可见。

王槐除亲自为《星之海》文艺半月刊撰写稿件外，还热情培养青年作者，向他们传授文学知识，鼓鼓他们进行创作，像吴慈生的《草原的梦》和长诗《拓荒者》，章太刚的诗歌《海》等都是由王槐介绍，经我编发在《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第二期及第三期上刊印的。

在离开屯溪以后，王槐还关心着《星之海》文艺半月刊，怀念着星之海文艺社的朋友们，经常来信来稿，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就在四十多年后，安徽省黄山市要修市志，征集抗日战争时期屯溪文学界的史料（其中包括星之海文艺社的事迹，寻找《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编委），大家又旧事重提，回忆起当年的许多往事。王槐不相信外界关于范蒂东在的湾作古的传闻，专门致函委托范蒂东的侄女要千方百计去的湾打听下落，并在屯溪报刊撰文呼唤：《范蒂东，你在哪里？》，对范的为人为文评论公允，文字之交，贵在相知。我读后深受感动。

抗日战争胜利，《星之海》文艺半月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停刊。那时，我与王槐都定居在上海，但他却在广州就读，只有假期才能回来。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七年这十年间，两家虽同居一地，却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上面提到的一九四七年我到黄渡路他的家中去看望他们夫妇二人。另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偕夫人淑华来沪探亲，同伦在新闸路家中宴请王槐夫妇，邀我作陪，大家开怀畅饮。阔别多年，老友重逢，不免又怀念起少年时代在屯溪的往事。我们曾同逛老街的书店，多少次走向那通向黎阳的石桥，我们曾数过新安江上的点点渔火，无数回在柏山同看日出日落，兖山渠畔的映山红，点燃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公园里老松树的年轮，记载了我们的似水流年……

如今，《星之海》文艺半月刊的八个编委已有三人作古（同伦、范蒂东、田庸），健在的王槐、黎舟、珊玲、凡丁和我也天南海北，人各一方，但我们的友情却是长存的。

（原载的黄河文学诗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