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意象一词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使用频率非常之高的关键语词。

意象一词是祖国语言凝练的结晶，而不是舶来品，这个判断绝非是鹦鹉学舌式的模仿。在长期的学习中，我已经有了充分认识。国人早在周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意象这一武器去了断万有。随着国人智慧的长进，不同学科出现，话语表述范围日渐扩大，意象一词越出学术内圈，进入日常生活当中，带上了鲜明的雅俗合一色彩。学术话语能够渗入日常生活，并成为主流话语，是其富有生命活力的表现。话语的增多是智慧升华的结果，反之，有生命力的话语必然会进一步促动智慧的升华。语言的发达与智慧的发达永远是同义语。人类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是以语言的丰富与否作为衡量标志。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智慧差距也与语言词汇的丰富性极有关系。语言当中有，说明人心当中有。某一词汇的高频率出现，是人心或人脑高度关注词汇之名与实相联系事物的必然反映。人类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面对客观必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认识客观，掌握规律，提升自身的智慧档次。同理，意象一词无疑是认识自然与社会规律的结果。古人对意象一词的高频率使用，说明对意象问题的高度关注，也表明意象问题广泛、客观地存在于各个领域。

刘勰将意象一词用到文学领域，并非意味着时值彼时才发现了文学事业当中也存在着意象问题，而恰恰相反，此翁所云表明意象问题在文学领域的存在已经到了非说出不可的地步。无需在国人的语料库中迫不及待地寻找过多的意象语例罗列于此。稍懂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视意象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关键词，绝非某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认识文学本质的结果。理论的进一步阐发不是炒作，意象一词在学术界的高频率使用，不是浮躁的表现，研究文学中的意象问题，当然是抓住文学本质的重要探讨。文学意象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而问题的存在，往往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少数人不是仅指数量上的少数，而是泛指一些固守传统研究老路的人。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是发现问题，最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选择，要依据问题的存在形式而定。问题的多样与复杂，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正是说明问题的得力佐证。学术研究需要沉积功夫，也需要突发灵感。特别是发现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领地，看出事关大局的核心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方法应该适应问题，而不是相反。千篇一律的方法无疑要延误研究进程，有时还有可能事与愿违。方法与问题的关系永远是学术研究无法事先设定的。任何问题的存在都是不规则的，发现问题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突破既成的思维定势，找到新的质点，使用全新话语加以阐释，破解难题，解决重大问题。旧账新翻、死蛇弄活或修修补补等不应该成为新时期学术追求的最高目标。学术表达的主流话语应该随问题的不断发现而变化，不能以“守望”为借口党同伐异，显示自我封闭态势。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跳出既有约束，能入能出，达到掌握“活法”、“破执”、“大自在”程度，方为真境界。文学具有社会百科大全书性质，但不是“此在”的。往往因个体的有异，导致具体作品永远都带有“这一个”的特征。这告诉我们，文学的动态特性十分明显，文学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学者来说，文史哲打通是必需的，视其为同一则是不明智的。同样是宋词，每一个词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同一个词人随着心境的变化，所作也有相异之处。学问家从生到熟，艺术家从熟到生，二者所操之术完全相反。

宋词写尽了人生世相，以不断变化的笔墨构设词篇，要想寻求其中的完全相同之处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变化又在规律之内进行，并非漫无边际。文学创作使用意象，其变化是无穷的，但百川归海的自然法则又向我们昭示，宇宙中的物料再多，也是有限的，人类用于创作作品的语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宋词广阔天地中的意象也是有规律可以寻找的。寻找如上规律绝非易事，也是目前没有任何人做出满意交代的重大事件。找出宋词意象组合的规律，等于发现了构成全部宋词的主要材料以及在万有材料的有序编织中，生成了什么样品质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篇目计算，可以段落计算，更可以构成意象的具体字及词汇计算，我在本研究中将此当做关键词看待——主体意象。在全部宋词中，主体意象问题的存在，并非每一个人都已完全意识到位。主体意象问题与诸多学术问题相比，具有自身存在的特殊之处。它的生成时间是模糊的，与历史事实不同，不具有可以考证的研究质点，使惯于从事考证研究的学人不屑于，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古代诸多文献当中没有人提及宋词主体意象问题，使掌握学术公器的“不苟言笑”权威人士，对没有“根据”的如此问题，不发表评价，更谈不上去研究。精于考证，未必善于突发学术研究灵感。存在于浩瀚的全宋词海洋中的主体意象问题，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全程解读本文，最终以权威性的数字说话，这使很多人望而却步。想不到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宋词主体意象问题，不应该成为拒绝承认如此成果的理由。在多重证据面前依然保持“沉默”，那就有些保守了，或者是变态了。需要用多重证据养护主体意象的成长，是宋词主体意象存在的又一特征。

看到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只是第一步，需要在大文化的流程中找到广泛的相关表述话语，还要在宋人的生活实际中找到钟爱线索，在宋词生成的地域中发现涵养成分，在宋代词人的心灵中，找出感物成情的原始动力。同样是学术问题，宋词主体意象问题似乎带有虚幻色彩，有不实之感。是不是有人将此看做野狐外道？求证问题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门户之见应该彻底放弃。走向综合研究可以破解更多的学术难题，应用多种方法当然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宋词主体意象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丝毫不在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史、诗学思想、各体文学特征等之下，相反，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具有等同性，甚至更具本质性。

宋词主体意象问题，其实是宋词语料学中的主体。宋词创作尽管是海阔天空，从广阔的宇宙中觅取诗材，从极尽变化的人类语料库中搜寻最能表达心迹的词汇刻画意念中的图景。宇宙万有与人的内心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散体，用以反映如上的语言也不是没有大致类型可以寻找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词语料学中的主体——宋词主体意象也有大致类型可以把握。就目前宋词的研究成果看，对此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者，确实还没有。面对全宋词这样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学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要以开阔的视野加以广泛观照。除了当下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之外，应该对构成全宋词的主体意象——主体语料加以仔细研究。经过本人对全宋词的详细手工统计，可知主体意象为五种类型。数理统计的对象不是单一的全宋词本文，还要以宋词名作选本作为旁证。宋词名作选本所选篇目随时代变化发生数值增减，但都能把握住“名作”的实质。“名作”或称代表作无疑是作者成为此而不能成为彼的重要标识，一种文体的名作选本当然也具有如上性质。从宋词诸多名作选本中，不仅可以看出词人的灵魂跃动几率，也能够发现宋词文体能够成立的语言特征。意象是以语言作为外壳的，数理统计只能先从可数的外壳入手。以量定质、以量变论质变、量变必然导致质变等是学人遵循的科学研究常规。没有量的存在是无法想象的，更谈不上如何进行研究。这个道理使宋词主体意象研究以数理统计为起始点成为可能。宋词成篇于可数的具体意象组合，被描写成的篇目、片段又多是以某“物”作为核心成为其象。这是研究宋词主体意象找到的最令人放心的靶点，发现了这个靶点，等于发现了可以从事研究的质点。数理统计又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情，除了需要内统——统计全宋词本文与外统——统计诸多宋词名作选本以外，统计过程本身还需要逐字、逐句、逐篇的详细斟酌。电脑软件只能是辅助工具，电脑的统计只能得出机械数据，而机械数据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更多定性的问题需要全面的手工统计结果。“全面统计”中包含着不见具体字眼却是确实的某种意象的作品数据，如周邦彦的《蝶恋花·早行》全程写“夜”，但没有“夜”字出现。类似之作在全宋词中多有，具有数据的鲜活特征，电脑于此无所适从。把数据统计看得过分简单化，只能说明发表如此看法的人头脑过分简单，是学术研究霸道或者无知的不开明表现，于发现新问题无益，应该休止。

宋词的特有文体题材是其主体意象可以数理统计的根本。宋词题材虽有人经过艰辛爬梳，总结出三十六种类型之多，但宋词始终没有跳出描写生活世相、借景抒情的总体格局，抽象言理没有形成主潮。宋词更谈不上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只是“吟咏情性”而已。宋词文体题材的有限性，导致主体意象的必然有限。宋词文体题材有类型可以寻找，促成主体意象的类型化色彩特别明显。以特定的主体意象表达宋代词人心中之情，并非一时一世造就，其中隐含着深厚的文化集体无意识。春天、水边、花前、月下、夜晚的类型生活在古人心中有着深刻记忆。春天意味着时序，水边是在具体位置生活的类型概括，花前追求的是生活的档次，月下寄予着人类的多重情思，夜晚点明的是活动的时辰。而在宋人的生活场景中，四时生活又何尝不是春天生活的延伸？人在水边眺望又为何不可以转换成在梅雨遍湿的屋檐底下苦等情人？花前畅饮完全可以移位到春草丛生的软地之上。赏月的目光可以转向对繁星的凝视。夜的描写可以是全程的，也可以是阶段性的。夜具有被切割的质性，黄昏、子时、清晓、五更等就成了词人不能不涉及的生活节点。人类生活的类型无非是在什么季节的什么时辰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这与上述分割出来的五个生活要素完全合拍。以下几首词可以供分析。

先看苏轼的两首代表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崩云），惊涛拍（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水调歌头》写作者于中秋的晚上，举杯对月，泛起了诸多心事。《念奴娇》作于“元丰四年七月既望”之时，写作者站立于大江边上，观流水，仰明月，发思古悼己幽情。以上两首词是苏轼的代表作，写出了两个典型的生活场景，有起有结，构成完整的生活画面。

再看李清照的代表词作：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上词所写时序为“乍暖还寒时候”，时辰为黄昏，细雨点点滴滴与满地堆积的黄花共同构成生活环境，此种环境生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凄情实是情景对应与情景交融的良好实践。李清照此词写出了自己特定生活环境生出的特定思想情感，是对人类生活常规的如实反映。

三看辛弃疾的代表词作：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夕》）

不论如上词作暗示了什么含义，其中写到夜、花（比喻的花）、人的生活场景是确切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出词的核心内容：我在众多美女游玩过后的元夕夜晚，发现了心中的“那人”，确实为一个简单生活事件的完整描述。

全宋词如上写法之作处处可见，虽然不是每一首都写出了生活中的各个环节，但以整体的眼光观察之，则会发现一个大的生活场景画面。这个画面恰似唐人张若虚所写《春江花月夜》的翻版。得到这个启示后，以“春江花月夜”五个字作为领头，各自后面缀成联想系列，对全宋词加以逐篇、逐字统计，最终得出如下数据：以春为首的四时意象约一万八千次，以江为首的江水意象约一万九千次，以花为主体的花草意象约二万次，以月为核心的日月意象约七千四百次，夜意象约八千次。在全宋词的浩瀚海洋里，能够于事先没有任何导航的暗示中得出如此结果，实属不易。其结果的报告排序也是受《春江花月夜》的影响而已，不是宋代词人创作的时候按照我给出的既定的原则进行，如果有既定，那将是一件极为荒唐之事，此处的学术研究也将变成痴人说梦，而提出类似问题的人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起哄家。拿乐府旧题《春江花月夜》作宋词主体意象的代称，有事实作为根据，又为本研究课题名目增加了典雅气息。“春江花月夜”展示了生活场景的立体构象，是时空合一的统一体，与中国古人尊天地四方、重古今时序的观念完全一致。在集体无意识的促动下，将描写自然宇宙与描写内心宇宙结合在一起，又完好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体道精神。宋词是艺术的，同时又是哲学的。哲学理念渗透到自然、生活刻画当中，可以理解，但不可以具体指称。宋词达到了如此浑融境界，实是宋人灵魂高度进化的表现。读宋词能够懂得这一点，可算是在常态上的又一次升华。

“春江花月夜”正是前述春天、水边、花前、月下、夜晚生活类型的提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是一个绝好范本，难怪后人要称其为孤篇压倒全唐。宋词谋篇布局中将人物与生活时空合一而写，不能说完全与张若虚所作《春江花月夜》没有任何关系。人类存在的共有情感是前者影响后者，后者有效传承前者。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境美与渗透的哲理意蕴，为后人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心图景，是心声与心画完美结合的审美实践。宋代文人多思善感好愁，是典型的文人气质，创作上不论在哪个文体领域，都是学唐变唐的能手。宋人学唐，当然不可能是盯住个别。但词体学唐，也不是学尽了唐的一切。词体的特殊质性，导致学唐只能是偏重于书写内在心绪的、描写生活场景的那些部分。杜甫、白居易高度关注现实的作品不可能在词体中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新时代的创作主流。《春江花月夜》及晚唐的李商隐等人成为词体模范，实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宋人的高文化素质，决定了学唐不可能是克隆，一定是在变的基础上继承。宋诗与宋词等文学艺术形式，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促动下形成自家风貌的。心绪物化后才更具美感，体物才可以成情，识四时与感情抒发的选择，精美画面的构设与抒情氛围的营造，在宋词都是传统与新时代的聚合，具有明显的人性解放、自觉创新因子。

宋代词人继唐代文学合南北两长之后，更多的是得到了南国江山之助，使宋词带上了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取南方之景点化生活场景，或者诸多词作就是南方生活的实际描写，使词境远远走出了花间、尊前的局限，是南方整体的，而非南方的某一个小景。宋词具有地域文学特征，但不等于说宋词就是宫廷文学。严格意义上讲，宋代没有宫廷文学。宋词是纯粹的文人士大夫化的写心之作。宫廷演唱词体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词的质性。部分御用词人的创作，自始至终没有占领词坛主流地位。宋词带有南方广阔的大自然烙印，有词人大量南方生活实践的痕迹，既是合自然的，也是合传统文化心理的。三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一千四百九十三余位词人参与，两万余首作品，汇聚成宋人内心世界的图景，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能够在浩瀚的宋词空间中找出有利于更进一步解读本文的一些规律，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宋词主体意象的规律不是悬在空中的太阳与月亮，而是藏在作品深山中的良玉，需要精心阅读全部宋词才可以发现。面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切勿简单化，评判者更不能如此。

学术研究没有禁区，是由问题存在的特殊形态决定的。发现问题并能解决，就是研究的高品位。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服从问题存在的形态，因此也就出现了学术话语的特殊形态。特殊形态的学术话语与生造不是同义语，具有自身的特殊使命，承担着解决问题的重任。主体意象、大意象、小意象、构设、吸纳等在本书中是主体话语词汇，于宋词研究领域不多见。每一个新式话语都有特定含义，读者一定会在阅读中领会其实质，也一定会在习惯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后给予认可。如果宋词主体意象研究课题能够在学术界得到肯定，那将是一件幸事，毕竟她为我们提供了较多新的宋词研究学术话语。

积极开拓新的研究空间，鼓励发现新的问题，倡导各抒己见的百家争鸣学术风气，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希望借助时代发展的春风，促使宋词主体意象研究更加完善，将宋词中深藏着的问题一一破解开来，以不负我辈学人承担的历史使命。

需要说明的是，敏泽认为，刘勰所说的意象与西方人所说的意象不同，西方人的意象基本等同于物象，所以有人对唐诗中的“意象”进行统计是不妥当的。文见《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此书没有版权页，但却是正规出版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文名为《中国古典意象论》，最早出自《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此论有些过分武断，我还是要坚持以意象统计法作为研究宋词主体意象的首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