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对理想竞技表现的重新定义及心理训练范式变革(1)

1传统心理训练范式

1.1已有心理训练理念及模式

获得理想竞技表现（peak performance）是所有运动训练与竞赛的目标。在运动心理学领域，为追求这一目标，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获得丰盛的成果。检点当今研究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理论建树：建立在Yerkes与Dodson（1908）研究基础上的倒U理论尝试解释运动员的唤醒水平与运动成绩的关系是符合一个倒U型的曲线，即唤醒水平过高或过低都对成绩不利，只有在合适的唤醒水平上成绩才会最佳；Morgan（1980）的心境状态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冰山剖面图（iceberg-profile）来描述运动员的心境与运动成绩的关系，并勾画出了优秀运动员的最佳心境剖面图；Martens、Vealey和Burton（1990）的多维焦虑理论则认为认知焦虑与运动行为成一种负线性关系，而躯体焦虑和运动行为是倒U关系，在这两类关系中，人们均可找到能预测运动成绩的焦虑标准；Hardy和Parfitt（1991）的突变模式将理论进一步推向复杂化，分别讨论在低认知焦虑水平，适度认知焦虑水平，高认知焦虑水平条件下，生理唤醒与运动行为之间关系变化，探讨在何种条件下运动行为才能达至最理想；Hanin（1989）的个体最佳功能区理论更为明确地提出适度水平的状态焦虑会导致最佳行为水平，并尝试通过确定运动员的最佳赛前状态焦虑水平来帮助达到赛中最佳竞技水平，该理论还提出为运动员建立类似常模的最佳焦虑水平置信区间；Jackson（1996）的流畅理论描述了一种心理上的高峰体验，并提出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流畅状态就是一种理想竞技状态，能带来最佳运动成绩，该理论定义了流畅状态的心理结构并探讨导向最佳运动成绩的关联因素；Terry和Lane（2000）则进一步尝试建立优秀运动员赛前/赛中的心境状态常模，探讨心境在预测运动员运动成绩上的功效，并使用心境剖面图来监控运动训练的质量。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对我们从心理学层面来深入理解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以及如何通过心理训练来获得理想竞技表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今后运动心理学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应用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上述这些理论仍是指导国内外高水平运动员心理训练实践的主流导向。

1.2已有心理训练范式在实践应用中面临的困难

细察上述理论，可以看到呈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即对“最佳”或“最理想”心理状态的探讨与追求。它可能是一种最佳的心境“冰峰”现象，也可能是单重维度或多重维度（唤醒、焦虑、自信心）的最佳水平或区域或组合，或者是一种理想的“流畅”境界。换言之，这些理论从心理学角度来描述与定义理想竞技表现时，强调的是最优化原则。这些理论尝试解释并预测的是，在这些“最佳”心理状态下，运动员才会出现理想竞技表现。或者，运动员的理想竞技表现本身就是这些最佳心理状态的体现。为了行文方便，在以下篇章中将这些理论称为“最佳”理论。

进一步考察“最佳”理论及概念在运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我们在看到它们为解决实践中问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存在的一些困难之处（刘淑慧，杨娇丽，2000；姒刚彦，李艳，1995；王天生，2002；Gould，2001；Ravizza，2002）。第一个困难之处，是寻找与引发这些最佳心理状态的操作性问题。这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每一个体的“最佳”为何物；二是如何操纵去达到。对待第一个层面，已有手段为回顾式访谈或问卷，或某类生物反馈信号（如脑电）标准的确立，多数需要反复测试，并在各类比赛中反复确定。对待第二个层面，主要通过各种心理技能学习，系统执行，熟能生巧，找到规律。一方面，在实践工作中，对于有经验的那部分运动员，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因难以准确找到“最佳”标准而放弃第一层面的尝试。而对能确定最佳心理状态的运动员来说，第二层面的自我学习去操纵重现最佳状态也是一个长期、反复、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对于运动新秀来说（这些运动员也可能成为世界冠军），是不是因他们还没有“最佳”的经验而无从建立最佳的心理状态呢？总之，我们在此观察到了“最佳”理论的第一个不足之处，即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最佳”理论切入到实践中的第二个困难点是，激烈对抗的竞技比赛是险象环生、逆境叠出的。所以，即便在比赛之前或比赛中的前一个片段，运动员已建立最佳心理状态（最佳心境、最佳焦虑或唤醒水平、理想流畅状态），随着比赛进程的千变万化，已有的最佳心理状态可能会很容易地受到改变或破坏（Hardy，Jones，& Gould，1996），那是不是理想竞技表现已不复存在？更进一步，如果运动表现起了变化，是否意味着一定要重新建立最佳心理状态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比赛中的最佳心理状态的保持应被理解成是一个连续、动态的建立——再建立的过程，而前述所有理论均未对此过程作出清晰的解释（姒刚彦，2002）。Hardy和Fazey（1988）的突变理论涉及到在运动过程中生理唤醒与认知焦虑互动变化时对运动表现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一旦运动员行为上遭受了突变性的损害，细微的、递减的压力下降也很少能把行为恢复到突变前的水平），但该理论本质上仍属于解释与寻求“最佳”的理论。

在尝试以“最佳”理论为导向的实践工作中，我们还遇到了第三个问题，即有些运动员，甚至一些教练员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他们以为如果已获得最佳心理状态，就应该会一直处于最佳；而如果感觉状态达不到最佳，就会一直达不到最佳。本文作者在实践工作中曾无数次地听到运动员或教练员这样的抱怨：“开头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完了，还没开始比赛就没什么状态，那怎么比啊！”。一个运动员在赛前状态极佳而过分自信，或者一个运动员赛前无论如何调不到最佳状态而过分担忧都是最常见的例子。这些情况都与运动员与教练员理解与追求“最佳”的心理状态有直接的关系。

1.3困难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最佳”理论为实践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要尝试解决困难，就需要先来分析一下产生困难的原因。本文作者认为，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是与对人类解决问题理性的完美假设有关。“最佳”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只要方法正确，就一定可以求得最优解，即能够在一个处于激烈竞争，时时需作出决策环境中的运动员身上找到其最佳心理状态。这与当代科学主义心理学坚信存在客观的普适性真理，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发现这种真理的信念相一致。事实上，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en就已提出了人类的“有限理性理论”。Simen认为“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宏泰顾问，2004，p.113）。在本文作者看来，“最佳”理论遵循的正是寻求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的研究路线，而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运动员竞赛过程中的竞技状态更有可能是一种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的表现过程。所以当理论应用于实践时，就出现了困难。若想解决这一困难，或许就要采纳Simen在其“有限理性理论”中所提出的：用满意性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宏泰顾问，2004，p.115）。

第二，是与研究方法论取向有关。在“最佳”理论中，研究者基本上都采用一般规律研究法（nomothetic approach），突出实证取向，这包括采用团体实验设计，使用心理测量学意义上的标准化访谈与问卷，进行诊断与分类，甚至尝试建立常模。然而考虑到高水平运动员这个精英群体的数量及个体独特性，这种研究方式未必能适合。本文作者认为，采用一般规律研究法获得的知识，对于个体独特性突出的精英运动员并不完全契合，所以出现应用中的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引入特殊规律研究法（idiographic approach），采用多元化研究手段，包括直接观察法、开放式访谈、自我陈述法、行为监测法（包括行为自评表、录像资料），在心理状态与运动表现的评估上可采用单一被试实验设计、个案实验设计以及实用主义的混合方法设计（Giacobbi，Poczwardowski & Hager，2005），这种研究取向可能会更贴近高水平的竞技运动，更适合有经验、个人特点明显的精英层次运动员。

第三，是与对运动表现产生原因的假设有关。本质上，“最佳”理论都是假设运动表现是受潜在的心理特质（如焦虑特质、自信心），或心理状态（如心境状态、唤醒状态、流畅状态）支配的，而心理特质与心理状态的改变也会导致运动表现的改变。这种假设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环境因素、学习因素对运动表现能够产生的影响。最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那些已经充分体验到理想竞技表现的运动员也常常说，要想重现它不容易，似乎总是飘忽不定。其原因就在于竞赛的环境条件（时间、空间、对手）永远在变，这就要求运动员要不断地学习去应对新的环境因素。要想解决“最佳”理论中的这一困难，就需要在运动员理想竞技表现的研究中充分考虑到环境与学习的因素。借用行为主义学者（Nelson & Hayes，1986）的观点，“行为的改变应被看作是由当前环境因素与过去学习经验联合促成，而不是由心理特质或心理状态改变而引起”。

总结以上三点分析，可以看到，要想解决“最佳”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困难，换言之，为了从心理学层面来更好地帮助运动员达到理想竞技表现，就需要研究者有新的思维，新的研究取向。

2对心理训练新范式的探讨

2.1理想竞技表现的新定义

在前文中已例举了各种“最佳”理论以及它们对理想竞技表现的描述，例如心境研究认为运动员心境在符合最佳的冰山剖面图时就会有优异运动表现（Morgan，1980）；焦虑研究指出存在着最佳焦虑水平，运动员只有在这种最佳焦虑水平中才会出现理想竞技表现（Hanin，1989；Hardy & Parfitt，1991；Materns，Vealey& Burton，1990）；“流畅”状态研究则描述一种绝对的控制感、自信心、沉浸感，处在这种“流畅”状态中运动员就会完美无缺地表现自己（Fred&Lacerda，1998；Jackson，1996）。综合起来，运动心理学中有关理想竞技表现的传统定义可以归纳为在最佳心理状态中完美无缺地表现自己。

在运动心理学文献中，已有研究者（Morris，1997）提出要区分“流畅体验”（flow experience）与“理想竞技表现”（peak performance）两个不同概念。“流畅体验”是指一种心理感受或状态，但它不是必然地与“理想竞技表现”联系在一起。而“理想竞技表现”主要是描述运动员在竞赛中的最佳实际运动操作。因此，追求“流畅体验”本身并不等于追求“理想竞技表现”，而通过追求“流畅体验”来获得“理想竞技表现”也可能不是心理训练的一个正确方向。上述这一讨论，也可被看作是对已有“最佳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一种质疑。

在本文当中，我们将探讨一种有关理想竞技表现的新定义。这一定义是本文作者在过去多年从事运动实践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的定义认为，理想竞技表现是指在竞赛中对各种逆境的成功应对。理想竞技表现的新定义指出的是，逆境是比赛中的正常现象，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中愈能够对各种逆境成功应对，他/她的竞技表现就愈理想。成功应对包含着合理这一概念。换言之，即便运动员不是处在最佳心理状态上（指最佳心境、最佳焦虑/唤醒状态、流畅状态），只要能合理应对逆境，有效地补偿过失，调节自身，他/她仍有可能达至理想竞技表现。

本定义中存在三大要素：逆境、应对、合理。逆境是指阻碍运动员实现比赛目标的各种情境。应对则是指克服或处理逆境的意识与方法。本文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应对的意识，因为有了这种意识，运动员/教练员就不仅仅是适应环境式应对，更有改变环境式应对；运动员/教练员对比赛中的逆境不仅仅是识别，更有预见。

什么是合理？人们可能难以准确定义。相对来说，对于特定运动项目比赛中运动员的思维与行为，什么是不合理比较容易找到或达成共识。所以本文中“合理”的意思主要是指控制自身的不合理与充分利用对手的不合理。

合理，是本文提出的理想竞技表现新定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的理论基础中包含着历史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项与合理性有关的心理学思想。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1978年获奖的Simen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运动员在比赛中的问题解决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受到多种限制的适应机制过程，因此我们不应从最理想的状态（包括心理状态，技术状态）去考虑取得最理想的行为或结果，而应从人受环境制约或局限（如受对手、裁判、场地、天气、器材等制约）方面，即与逆境应对方面来考虑如何取得满意的运动表现或结果。其二是2002年获奖的Kahnemann提出的“前景理论”，它与Simen的理论一脉相承，从人们事实上是怎样做的描述性角度来进一步阐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前景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处在复杂、混乱、不易辨别或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的决策往往会是非理性、不合理的。Kahnemann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决策过程中对理性偏离的原因与性质，也指出了这种对传统模型偏离的非理性是有章可循的和可预料的（宏泰顾问，2004，p.366）。Kahnemann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细察在激烈对抗的风险条件下比赛双方存在的不合理思维及行为，我们所要学习与把握的，就是如何控制自身的不合理并充分利用对手的不合理。

2.2新定义与传统范式的主要区别

新的定义与传统“最佳”理论的主要区别清楚看到，下面尝试进一步解释其中所列出的区别。

概念来源：是指概念来自的方向。由上而下是指“最佳”理论预先设定了存在一个最佳状态，然后根据这一概念去寻找与训练运动员的最佳心理状态。由下而上是指逆境应对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具体而微的，根据项目特点、比赛环境、自身特征来澄清与预见逆境，并通过学习与训练来有效地应对逆境。

主导意识：是指追求理想竞技表现时的导向意识。根据“最佳”理论，最佳心理状态出现时就不该再出现问题（如突然焦虑水平上升，或注意力受到干扰，或大脑出现瞬间空白，或自我期望值出现波动）。或者若有问题出现时，就说明还未达到最佳状态。而逆境应对思想强调“逆境是正常，顺利是例外”，始终突出有问题是正常现象，比赛就是由问题构成，而应对问题的能力高低才是竞技表现好坏的标准。

适应性：是指心理状态对比赛要求的适应性。“最佳”理论强调存在一个最佳范围或区域，在该范围或区域内，心理状态能带出理想竞技表现。而逆境应对则强调动态适应，即便不处在最佳范围或区域里，只要合理应对逆境，通过有效补偿与调节，仍有可能达至理想竞技表现。

操作性：是指训练方法。“最佳”理论提出的最佳心理状态比较抽象（指去寻找感受，重视它），所以训练引发它的方法也比较复杂。此外，即便已找到或体验到最佳心理状态的标准，重复出现的稳定性也不高。而竞赛中的逆境很具体，针对它的训练方法也非常具体，如果应对成功，可以通过强化使之重复出现的稳定性较高。在实践中，运动心理学工作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运动员/教练员认为没有时间来专门做心理训练，或觉得心理训练枯燥而不愿坚持去做，这恰好与追求“最佳”的心理训练模式相抵触。而把逆境应对作为心理训练的主导线，较容易把心理训练转化为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且因目标清晰具体，运动员从事逆境应对训练的兴趣也会较高。

评价性：是指对效果的评价。对最佳心理状态的评价主观性较强，即便使用生物反馈信号也需通过主观感觉来配合。而逆境应对效果的评价主、客观指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最佳心理状态的评价指标主要是感觉与经验，而逆境应对的评价指标还增加有对合理性的评价，它可以具体量化来执行。

3逆境应对训练

3.1逆境应对训练程序

在传统的理想竞技表现定义指导下的心理训练模式，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首先是寻找与评价运动员的“最佳”状态，其次是通过各种心理技能训练或辅助手段来引发或保障“最佳”状态，即是一种获得法。在中外研究文献中可以找到这类心理训练模式的大量例证（丁雪琴，曲春，殷恒婵等，2002；张忠秋，王智，郭松等，2002；Judy & Raalte，2003；Weinberg & Gould，1999）。这种模式中还具有几个特点：（1）训练周期性较长；（2）评价“最佳”状态的指标偏主观；（3）教练员的参与性不够强。

本文提出的逆境应对训练模式首先将传统模式中寻找与评价运动员的“最佳”状态变革为寻找与评价运动员的典型逆境，然后通过训练能合理、成功地应对逆境，即是一种消除法。新模式相对应的特点是训练周期比较有弹性，评价应对效果的指标必须主客观一致，以及教练员的主导性与参与性可明显提高。下面尝试具体介绍这一逆境应对训练程序。训练程序由4个阶段构成，阶段与阶段之间是反馈互动的。并且，根据确认的逆境特征，整个程序实施的时间长短也是灵活的。

下面对各个阶段的内容逐一进行解释。

阶段1确认与预见典型逆境

典型或关键逆境是指在比赛中，对一个运动员或运动队完成比赛目标形成主要威胁的那些逆境，它可以从一种到多种不等。确认是指从之前已经发生过的经验中提取、识别、确认；预见是指对尚未发生的情境进行分析与评估。

提出与运动项目、具体比赛、个人特点有关的逆境分析，主要是提示确认与预见逆境的思路，实际上这三条线路可能是互为联结的。下面给出一些例子供读者参考。

与运动项目特征有关的逆境：它可以是集体运动项目中所有队员共同面对的逆境，如某一篮球队最怕对手在关键时刻采纳全场盯人战术；也可以是某一项目中运动员会遇到的典型逆境，如射击运动员在比赛时注意力受到干扰。在本文作者的实践工作中，通常会要求某一项目运动员（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都一样）的每个队员写出他/她在比赛中的典型逆境，从中可以发现与该项目特征有关的主要逆境有哪些。找出与该项目特点有关的典型逆境会有助于预见个体运动员的逆境。

与特定比赛有关的逆境：这主要指与特定比赛的任务、压力有关的逆境。如有的运动员只要参加奥运会就发挥不出水平；有的运动员遇到特定的对手就发怵；有的运动员总是在最后一球、一剑、一枪、一跳时出现“晕场”。它也可以是团体赛对抗时（如乒乓球、羽毛球）对对方出场阵容的预见时要准备的逆境。

与个人特点有关的逆境：主要指与某一运动员心理特征、技术特征有关的逆境。前者如一位足球运动员脾气暴躁，容易在比赛中失去自控，或一位网球运动员追求完美特性，只要比赛中犯错就不能原谅自己；后者如一位体操全能运动员在面对他/她的弱项比赛时，或一位乒乓球双打运动员对同伴某一方面技术不够信任时。

阶段2找出合适的应对逆境方法

应对方法中包括应对策略与应对技能：应对策略是指某一类性质相同的应对方法的集合。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姒刚彦，钟伯光，李庆珠等，2003；钟伯光，姒刚彦，李庆珠等，2004）中确定出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应对策略有四类，它们是（1）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2）解决情绪的应对策略；（3）回避应对策略；（4）阿Q式应对策略。在这些应对策略中，“阿Q”式应对是一种被中国高水平运动员有效使用的策略，这种应对策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它表现的是一种与逆境共存的思想，具体的例子如“胜败乃兵家常事”“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等。应对技能则是指具体用于应对逆境的心理技能。在本文作者过去20年的实践工作中使用最多的应对技能有五种，它们是（1）唤醒水平调节；（2）注意控制；（3）表象；（4）思维控制；（5）行为程序。

单一应对方法与综合应对方法：当确定运动员需要克服的逆境后，就要为他/她找出合适的应对方法。找出的应对方法可能是一种技能，例如为控制动作节奏与稳定性的表象训练（姒刚彦，2002）；或一种策略，例如解决大赛中情绪失控的应对策略（姒刚彦，李庆珠，刘靖东，2008）。但多数情况下会采用综合的方法，即把不同的策略与技能组合在一起。例如，为解决赛中的自信心大起大落的问题采取的竞赛自信心综合训练（姒刚彦，2000）；又如为提高赛前训练质量而采用的“心境管理”心理干预（韩玲，姒刚彦，梁芹等，2007）；以及为应对奥运会比赛中可能会出现的逆境而采取的自我调整训练（姒刚彦，章崇会，2004）。为运动员寻找合适的应对方法也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有时开始选择的方法不一定有效，就需要做调整。也有可能要坚持相当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看到合适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运动员使用的应对逆境的方法并不局限于本文在此列出的四种策略、五种技能。在实践中，运动员与教练员也会有自己的方法，因此，挖掘与整理出运动员与教练员自己的方法在实践中就会特别有价值。本文作者在实践中已从运动员与教练员身上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

应对方法的合理性：在选择应对逆境的方法时，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合理性。本文在之前的讨论中已指出合理主要是指控制自身的不合理与利用对手的不合理。下面尝试用两个实例来加以说明。

2005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香港女队一位选手在对阵世界女子头号削球手时，用尽自己精心准备的各种技战术仍没有击败对手，就失去耐心而自己溃败下来。在赛后的讨论中，她认识到了自身的不合理：误把技战术准备当作最大的合理，而实际上打削球手时立足耐心才是更合理。换句话说，在对这样的对手比赛中，应把自身的情绪控制作为首要应对策略才比较合理。

2004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香港女队半决赛遇到日本队。日本女队已是20年未进世乒赛决赛，国内媒体争先恐后赶来赛场报道与香港队争决赛权，而日本女队在两天前的小组赛中又曾以3∶1战胜香港。香港队在准备会上清楚地认识到，日本队所面临的不能失败的压力，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的思维与行为，即会出现Kahnemann前景理论第一定律揭示的现象：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回避的。因此，香港队放下包袱（一致同意香港队已完成本届世乒赛目标），大胆承担风险（改变出场排阵），结果在比赛中直落三场，3∶0击败在压力下放不开的日本队，与中国队会师决赛。

评价应对方法的合理性也可以从比较中进行。例如，在应对临场问题的知识中已存在一条定律：当发生一些我们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时（如自己或队友的失误、裁判的误判，因一下子不能适应对手技战术而产生了损失等），我们就不应再纠缠于问题本身。但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类情况：其一是只坚持解决问题（骂自己，责怪队友；与裁判理论；不相信自己不能适应对手等），没有其他选择；其二是明白其中道理却难以做到。本文作者就曾许多次被告知：“我无法不让情绪出现”；甚至被问到：“明明出现不该出现的失误我怎么能把它看作正常？”。在这儿，与逆境共存的思想就极其重要，“容忍问题，也容忍你的情绪反应，但它们不应妨碍你专注当前。”因此，与逆境共存思想结合行为程序技能训练就比解决问题策略与解决情绪策略更合理一些。

阶段3实施个人化的训练

评价个人应对逆境能力：在开始个人化的训练时，需先对运动员的逆境应对能力进行评价。在我们近期的研究（赵大亮，姒刚彦，2007）中，确定出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上来评价运动员的逆境应对能力：对逆境的准备、对逆境的承受力和对逆境的控制力。对运动员逆境应对能力的评价可由多种方式组成：观察、访谈、问卷、教练员评估等。

强化意识，学习技能，形成习惯：意识主要是指“逆境是正常”的意识，即一个运动员一定要建立起本文定义的什么是理想竞技表现的意识与观念。学习技能，即对阶段2中确定的应对方法进行学习与训练，这期间可能会有反复与修订。形成习惯，是个人化训练的最高境界，是对确定的逆境形成了自动化反应的解决或控制问题思维与行为，对预见的，甚至未预见的逆境产生积极的反应方式。这种习惯，就与运动员已经掌握的自动化的动作一样，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

从训练过渡到比赛：这一阶段训练中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把在静态学习场所学会的逆境应对能力逐渐过渡到动态的比赛中，通过比赛来反复检验，反复调整，直到形成习惯。在阶段2关于找出合适的应对方法这一小节的叙述中引用的多篇参考文献，均为本文作者与同事实施个人化训练的实例，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

大周期与小周期训练：在传统的心理训练计划讨论中，一般都认为至少要有相对长的时间（如3～6个月）来实施心理训练（Judy&Raalte，2003）。而本文作者认为，可以与运动训练学理论相一致，逆境应对训练亦可以分为大周期与小周期。这样的划分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逆境应对训练与技术训练，体能训练一样，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反复磨练。所以纵然已进行过一个大周期的训练（如半年），亦有必要在某次大赛前进行小周期的磨练（如一个月）；如本文作者负责的三支不同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均会在每届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之前半年中进行逆境应对的反复磨练。其二，对于从未进行过心理训练的运动员来说，也有可能为解决某一特定逆境/困难采用小周期训练。本文作者曾在一次世界主要赛事的前10天开始，为一对羽毛球双打运动员提供训练，他俩当时面临的主要逆境是赛中情绪控制及配合默契问题。结果这对选手较满意地完成了比赛任务，教练员评价与运动员总结都认为逆境训练起到了作用。

阶段4评价训练效果

评价逆境应对训练效果的主要方法论取向，是特殊规律研究法。评价意识、态度、应用：意识当然是指有否建立在比赛合理应对逆境的观念；态度则是指运动员能否坚持这种观念，是否始终以这观念来评价自身的理想竞技表现；应用就是在他/她的态度之下的行为倾向，即在实践中贯彻观念。意识、态度、应用倾向的变化应该被看作是逆境应对训练的底线效果，它是行为改善的基础。这一层面的效果评价主要通过观察、访谈、运动员陈述、教练员评估。

逆境应对行为的改善程度：当典型或目标逆境出现时，运动员应对行为或竞技表现的进步情况。在对心理状态及应对行为、竞技表现的评估时，可采用单一被试实验设计（韩玲，姒刚彦，梁芹等，2007；姒刚彦，李庆珠，刘皓，2007）或个案实验设计（姒刚彦，2000；2002）。最近也有学者提出了实用主义型混合设计（Giacobbi & Poczwardowski，2005），即混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多种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来对心理干预与运动表现进行评估，这也可以应用到对逆境应对训练效果的评价上。

评价合理性：应把应对方法的合理性与运动员比赛中技战术使用的合理性结合起来对逆境应对效果进行评价。所以在这绝对少不了教练员的参与。本文作者的想法是，应对方法应保持与技战术使用一致，只要并非不合理，就可以大胆尝试。这也是一种创新过程，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合理，而是最能解决当下问题。

评价运动成绩：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成绩进步与否也应被看作是对逆境应对训练效果检验的一项标准。作为应用服务，比赛结果好坏是终极检验标准。对于每一项具体的逆境应对训练来说，都能够找到与之相配的“目标比赛”，它可能是由一个系列组成，也可能只是某一次大赛。

3.2教练员在逆境应对训练中的重要作用

与“最佳”理论指导下的传统心理训练模式相比，教练员在运动员的逆境应对训练过程中起着更为主动、重要的角色作用。教练员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首先，“应对逆境的能力愈强，竞技表现愈理想”这一意识需要教练员在训练与比赛的实践中反复灌输给运动员；其次，赛前逆境应对方案的仔细准备，赛中逆境应对心态的调整，备用方案使用的提醒，以及赛后逆境应对能力的评价与指出下一步的训练方向等，都离不开教练员的指导与参与；最后，逆境应对的模拟训练或对逆境的预见需要教练员的创造性与智慧。在此，想举两个本文作者在实践中亲身感受到的实例来对最后一点加以说明。（也在此对两位教练让本文作者分享他们的经验致以衷心的感谢。）

例1：一位跳水教练在观察其弟子10米跳台训练时，突然在脑中联想到该运动员起跳后在空中身体打开过早的“惨”象，于是下来与运动员讨论若真发生时有否可能弥补过失。当时行内人士普遍认为，若那种情况发生就是不能挽救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做补救动作是超出了人的正常能力的。该运动员虽然也持同样的看法，但在教练的坚持下，抱着认为教练是“发疯”的念头，半信半疑地开始进行在那种情况下的补救训练。训练的艰难是超常规的。一段时间之后恰逢一次世界级赛事，该队员在比赛中进行到10米跳台的最后一跳，只见他起跳后至空中时，所有的行家都“啊”的一声吃惊地站了起来，因为他身体打开过早，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过早。正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跳砸了时，该运动员用尽所有的能力去进行那“超常”的补救，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身体在全身肌肉的强烈作用下，像一根绷直的钢条，“歪打正着”地垂直进入水面，居然获得了一个最高分。该运动员从水中爬出来后就激动地直接冲向他的教练……

例2：保龄球比赛进行到关键时刻，一些水平很高的运动员也会在压力之下产生技术上的一些细微变化，经常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持球助步变快，投球动作变快，球速变快，这个不合理的改变导致成绩变差。但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运动员感受不到自己的速度变化。一位保龄球教练创造性地采用了“盲打”方法来帮助高水平运动员增强对自己速度变化的敏感性。“盲打”就是在训练场馆关闭灯光，只剩远处球瓶位的小灯。这样等于完全除去了运动员正常完成动作时的视觉参照体（本来运动员站位、助步、落球点都需要视觉参照），所以运动员做动作时就只能完全凭本体感觉。因为高水平保龄球运动员的动作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盲打”训练可以增强运动员对自身最佳速度的区别感受。再结合表象与放松训练，对运动员在比赛中克服压力之下的速度改变起到很大帮助。

3.3运动员逆境应对守则

本文作者编写这些逆境应对守则条目的初衷是想用此来加强运动员的逆境应对意识。之后也有教练员拿这些守则作为一种检验标准，要求运动员逐条核对，写出与自身情况的比较。目前已写出的条目只有15条，准备逐渐扩展，期望日后可以按不同的内容分类编出一本手册。

1.挫折应该是正常，顺利才是例外。

2.总是会有一些事发生在你最不想发生的时候。

3.你觉得要合在一起才能保证你成功的各种因素通常总是不会一起获得。

4.如果你知道何时“打开”与“关闭”大脑，对手就无法打破你的大脑。

5.如果一个愚蠢的方法有效，那它就不是一个愚蠢的方法。

6.没有任何预定计划能在遇到强劲对手后继续执行。

7.在你接近成功时开始回避风险与自杀无异。

8.重要的事总是简单的。

9.简单的事总是难以做的。

10.如果你临上场前总觉得有什么没准备好，那你可能已准备得太多。

11.如果你已把对手的一切长短处都考虑齐全，别忘了对手也早已把你计算透彻。

12.以前的成功总是不会如你期望般地再出现。

13.唯一比对手的进攻更能破坏你心态的是队友的失误。

14.突然精神崩溃总是由微小的负面念头积累而成。

15.只有当下的适应合理，没有永久的完全合理。

4高水平运动员竞赛中逆境认知力的评定

4.1高水平运动员竞赛中逆境认知力评定问卷的编制

4.1.1问卷发展的背景

运动心理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对运动员在比赛中对困难情境的认知和应对的研究。姒刚彦（2006）曾提出：所谓的最佳竞技状态并不指在比赛过程中完美无缺地表现自己，而是在比赛中能够合理地克服出现的各种逆境的能力；所谓逆境，一般来说就是运动员在竞赛中遇到的内部或外部的妨碍运动员完成比赛目标的情境。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是指在比赛中遇到的对他/她来说具体的内部或外部的妨碍完成比赛目标的情境，每个运动员遇到的逆境可能不一样。运动员赢得比赛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应对逆境的过程。面对逆境，运动员如何认知将直接影响他们是否会采取应对策略或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进而影响他们的比赛成绩。根据高水平竞技运动的特点，结合大量运动实践中的经验，赵大亮等人（2007）提出逆境认知力这一概念并把它分成6个维度：对逆境的准备性、对逆境起因的认识、对逆境的承受力、对逆境的控制、逆境延续力、逆境影响力。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发展出高水平运动员竞赛中逆境认知力评定问卷，来全面地评定运动员在遭遇逆境时所体现的认知评价水平。进而对高水平运动员的逆境认知力进行全面的评估，了解高水平运动员的逆境认知水平，以便在将来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来改善他们的逆境认知力，进而提高他们的逆境应对能力。

4.1.2高水平运动员竞赛中逆境认知力评定问卷的发展过程

赵大亮等人（2007）通过对165名湖北省国家一级以上运动员和117名广东省国家一级以上运动员的两项问卷调查，发展了《高水平运动员竞赛中逆境认知力评定问卷》。整个过程包括专家访谈、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等步骤，最终问卷由对逆境的准备、逆境控制力、逆境承受力三个分量表构成，每个分量表包含4个条目，共12个条目。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分量表的系数分别为：0.60、0.71、0.65。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该问卷的x2/df=0.89，RMSEA=0.00，GFI=0.93，AGFI=0.90，CFI=1.00。这些结果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问卷请见附录1-1。

4.2问卷的使用

4.2.1记分方法

《高水平运动员竞赛中逆境认知力评定问卷》共由3个维度，12个条目组成。控制力维度所包含的条目为1、8、10、12；准备性维度所包含的条目为2、3、5、7；承受力维度所包含的条目为4、6、9、11。所有条目均以利克特7点记分。该问卷为正反向记分，第2、4、6、7、10、12条目为反向记分，反向条目的记分与正向条目的记分相反。例如第2题，被试若选“1”则记7分，若选“4”则记4分，若选“7”则记1分。其余条目为正向记分，正向条目的记分与被试选择的分数相同。例如第1题，被试选“1”，则记1分，选“4”则记4分，选“7”则记7分。

4.2.2逆境认知力评定方法

该问卷对逆境认知力的评定方法是分别计算各个维度的总分。例如，控制力维度得分为条目1、条目8、条目10和条目12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说明其认知能力越强。

5结语

从追求最佳到强调应对，是不是把心理学境界从自我实现的高度下降到了只解决问题的层次？在一部本文作者非常喜爱的商业著作《从优秀到卓越》中，该书作者极为推崇的一项“悖论”或许是一个回答：“你不能把信念与原则搞混。信念是你一定会成功，而原则是你一定要面对现实中最残忍的事实，无论它们是什么。”（吉姆·柯林斯，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