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洋务救亡到维新图存——近代中国早期社会思潮对体育发展的影响(1)
所谓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某一社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以及要求的思想倾向，是带有趋势性的思想潮流，是一种群体意识。即如梁启超所说：“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至于衰息。”又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由此可见，思潮起码包括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不是所有的思想主张都能成为潮流，成为潮流者必然确有价值，且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第二，由思想变成思潮，其发展的动力源当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环境之变迁；二是主观的心理之感召。第三，所谓思潮必然有相当大的规模与气势，而不是某一思想主张的孤立存在。第四，每一思潮都会经历从兴起到发展，到高涨，到低落的演变过程。【2】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我们理解到：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过程，乃是由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其高低起伏的不同。因此，讨论晚清社会思潮的变迁及其对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思潮是怎样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体育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早期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趋势。晚清时期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学东渐，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转型，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清廷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处境，他们深怀忧国之情，想方设法了解世界形势，以图从中寻找出防范和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因此，救亡图存、求富自强便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强音。正是在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旗帜下，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推动着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
一、洋务思潮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逐步尖锐起来，迫使人们去理智地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已经开始，西学经过欧美传教士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追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思想元素。同时，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愤为雄的举动，亦激励着那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力主兴办洋务的开明官僚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倡言于上，进步的务实知识分子冯桂芬、容闳、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纵论于下。中央当权者和地方实力派的相互配合，上层官僚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的遥相呼应，遂使“洋务”成了“一时之世风，一时舆论之趋向”。【3】于是，一场近代史上为时30年的“洋务运动”从此被搞得如火如荼。
1.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绎而来的。在汉字中，夷和洋的字义本不相干。夷指东夷，指未开化地区。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其用意乃是相对于华、夏部落而言的。但是由于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历代相互征战，华夏被视为文明礼仪之邦和天下的中心，而蛮、狄、夷、戎则被视作化外之区。因而，“夷”字带有一定的贬义。洋，则是指比海更大的水域。到了近代以后，夷的字义有所延伸，亦指国外或外国的。洋亦有国外或外国之意。所以二字开始相通。但最早对西方各国的称谓，还是借用了古代的“夷”义，所以在鸦片战争前后公私文牍中，常出现英夷、法夷、米夷，以及夷商、夷语、夷船等一类的字眼，并把与西方国家有关的一些事务，称为“夷务”，所以清朝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被编辑成《筹办夷务始末》。此时的夷字，也许仍保持着一定的贬义成分，并为外国学者所了解。所以从1858年6月的《中英天津条约》开始，外国人已明确要求中国，“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4】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这一要求再一次被重申。从此以后，在我国的各种文献中，“夷”和“夷务”渐被“洋”或“洋务”的字词所替代。
这种改变，既表现为一方面是屈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也是由于中国人对国际事务认识水平的提高所致。例如：太平天国运动的著名领袖洪仁玕，在他的《资政新编》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对外国际关系中，“凡于生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禍也。”【5】一个农民领袖对国际事务都能具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觉醒的程度。所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仅“洋务论”渐占社会文化的主流，且洋务的内涵也日渐扩大。例如：1861年，清政府已成立有专办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外交事务外，人们还把采用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也都称之为“洋务”。所以20世纪初人们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社会的洋务思潮：“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言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曰必达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6】
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思潮，在时间段上虽然大都认为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亦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但事实上这种思潮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林则徐、魏源等人身上。例如：林则徐提出要“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有地主阶级的封建士大夫郭嵩焘和冯桂芬，有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洪仁玕，还有呼吁留学教育的活动家容闳，他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环境，也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但他们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以救亡图存。例如：郭嵩焘在1859年曾上书咸丰皇帝，建议在天津设局，如法仿造西洋战舰，同时推求通悉外国语言之人才入京传习外国语言。同样在1859年，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更是提出了一个以仿效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农民施政纲领——《资政新编》，主张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兴办新式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要开设银行、创办邮政，鼓励私人投资，实行保险和专利，以及澄清吏治、革除陋习等等；还主张与各国平等交往、和平竞争。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稍晚一点的冯桂芬，则在1861年发表了他倡导变革的重要著作——《校邠庐抗议》，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定要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弊政，以求富强。
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容闳。容闳（1828～1912），名光照，字纯甫，广东珠海人。容闳7岁时即在澳门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西塾中接受西方的启蒙教育。13岁时，又进入著名的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名字命名的马礼逊学校学习。19岁时，容闳得到香港商人资助，随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布朗到美国留学。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SA）学校修业三年，然后考入耶鲁大学，靠美国一家妇女会的资助和自己的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1854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并获得美国名校学位的中国人。不平凡的求学经历，使容闳非常崇尚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庞大的计划，即回国之后组织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像他那样留学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然后回国效力，以改变中国。他说：“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7】为此，容闳在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凭之后，拒绝了当地一些部门的高薪聘请，毅然扬帆归国，以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首选便是于1860年访问太平天国，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举动。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项改革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战备，组织良好军队的问题；创立学校，培养各种人才的问题；聘请行政顾问，建设善良政府的问题；设置银行，厘定度量衡标准的问题等等。容闳明确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政府同意实行他的这些建议，他“愿为马前走卒”，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放弃了太平天国，而转向投靠曾国藩等洋务派，并最终借助他们的力量，初步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于1872年由清政府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学童。由上引发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导致洋务思潮兴起的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史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洋务思潮的兴起，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不可否认，这样的推论是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的。如在奕？1861年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从而提出要以“灭发捻为先”。【8】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发生的时候，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要靖内患，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面，同样是也要御外侮的。例如：奕？曾表示过，与英法等国议和签约，其目的仅筹办夷务始末，仅是为了“保全大局”，因为英法虽然“渐见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但我们必须要为国家“谋久安之策”，由此“防患正不可不深”。【9】因而奕？明确主张：“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10】可见，即使像恭亲王奕？这样的统治者，他们在办洋务时也没有忘记“御外侮”的历史任务。更不要说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开明洋务领袖。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洋务思潮的兴起简单归结为，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以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维护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为什么当时会在学习西方、主张洋务的问题上能够走在一起，并最终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思潮，是不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还是清朝政府，他们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的那些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受到，只有揭露时弊，倡导改革，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既表现在清朝政府方面，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缔结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使清朝政府惊醒过来，他们以为签订了所谓的“万年和约”，就可以从此天下无事，因而依然不思振作，文恬武嬉。虽然早就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但并没有在统治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在士大夫中引起普遍的共鸣。而具有讽刺性的则是日本人十分看重《海国图志》，如获至宝，并最终在励精图治的道路上走到了中国的前头。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暴露无遗，再加之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咸丰皇帝的仓皇出逃，使众多的爱国人士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们反复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因而不得不重新高举起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旗，以寻求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同样的问题在太平天国方面也有表现。1858年的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以后，这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在继续给予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开始出现逆转，暴露出农民政权伤痕累累、江河日下的处境和趋势。而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重要领袖的农民政治家洪仁玕，正是在这一年来到了天京，他充分地看到了太平天国政权“到处尽成荆棘，无处不是陷坑”的危机四伏，因而于1859年向洪秀全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改革内政外交，以“因时制宜，度势行法”，挽救太平天国运动于危难之中的宏大计划。【11】
第二，西学的早期传播，为主张洋务的士人们寻求救国真理不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准备了可资借鉴的现成模式。士人们在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共识：中国有很多方面确实是“不如人家”。例如：从国家的总体方面看，表现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在具体的内容上，则表现为如算学、光学、化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上，西方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以及义务教育活动等“多中人所不及”。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西人、西学和西方文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提出了效法西方、推进洋务的主张。
第三，国际社会的改革大潮和成果，给中国人以重要的启示和影响。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取得统治地位并成功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扩张，它要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之中。在这个世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落后的国家或民族要么继续保守走向灭亡，要么主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使自己也变成资产者，所以美国发生了废奴运动，俄国出现了奴隶制改革，日本则酝酿着民治维新。所有这些发生在国际社会的改革潮流，特别是作为近邻的俄国、日本所发生的一切，无不为思想先进的中国人所注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思潮。如《资政新编》中自云“熟谙各国风教”，在大肆赞扬英美国家“邦法宏深”的同时，特别对俄、日学习西方事迹推崇备至。俄罗斯邦，曾“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又有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为法则，交来亦必出于巧焉”。【12】又有冯桂芬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务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13】王韬也曾指出：“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人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14】李鸿章在看到日本国的改革使其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时，亦于1864年春致函奕？：“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必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15】从而认为，中国也应在国际社会的改革潮流中，在邻近国家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中，注意汲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以从中找出自己的发展方向。
2.洋务思潮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理论
（1）中国社会发展机遇理论
所谓机遇理论，就是在思想认识上提出：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能够认识时代变局，把握住历史的机遇。首先提出时代变局一说的是黄钧宰。1844年他在《金壶七墨》一书中说：“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6】后来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郑观应更是将此种西方各国来中华“叩关互市，入居内地”的形式，明确称之为“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未之有也”。【17】薛福成亦于1864年在其《上曾侯相书》的文章中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并将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18】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王韬首先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最先提出了要把握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他在1864年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羁縻之，概与之能和立约。”认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19】王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李鸿章的高度认同，他在《复朱久香学使》的信中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20】因此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向皇帝明确进言道：“历代备兵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穈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煸，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李鸿章提出：只要我们自己能同心协力，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21】由此看出，洋务思潮不仅引导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时局问题，而且还从社会现实中指出了中国应走的发展道路。
（2）中国社会发展自强理论
所谓自强理论，就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要学习西方和师夷长技的问题。在这里，当然首先碰到的是观念上的解放，即是否承认中国的落后，从而解决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因为华夏中心论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在一些守旧的官僚阶层和落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仍不乏有一定的市场。那些夜郎自大的顽固守旧势力，仍然对发展着的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他们陶醉于过去辉煌历史的回顾之中，甚至于还在为大清皇朝高唱赞歌。以为“我朝定二百余年，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深仁厚泽，普被垓埏。渊乎铄哉！法度纪纲，烂然大备，岂特远过宋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已”！从而认为“中国何弱之有”？既然不弱，那么，只要能坚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则外患胥平，内忧悉泯，亿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22】所以他们反对学习西方，反对师夷长技。认为中国三千年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能混一区宇，奠定黎庶。认为鼓吹洋务者乃是“几几乎欲用夷变夏”。【23】这些论调理所当然遭到了主张洋务者的批判。例如：冯桂芬就认为：在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均属奇技而非淫巧。因此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他说，中国多秀民，聪明智巧并不亚于外国人，甚至在他们之上，只要努力学习他们，完全可以达到“出于夷而转胜于夷”的目的。【24】李鸿章也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25】左宗棠亦有同样的观点，他曾在一份奏稿中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26】因此他主张：“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7】薛福成也曾在《上曾侯相书》中向曾国藩建议说：“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提出“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造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认为以中国人之才力，必能驾而上之。【28】王韬不仅认为中国应当“仿行西法”，借法自强。更是提出了一个“洋务在用其所长”的问题。他说：“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心致志，务在探其困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29】由魏源首先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洋务派人士的广泛认同。
（3）中国社会发展求富理论
所谓求富理论，就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走以工商立国，发展经济的道路，以提高与西方列强抗衡的能力。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其经济的近代化进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在生产力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变为市场经济。这种转变在中国和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一样，不是自发地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被迫产生和进行的。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初，首先是具有洋务思想的冯桂芬及时地看到了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商机，因而提出了要开发矿产、发挥地利的富国之道。他在《筹国用议》中说：“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因此他主张中国也要像其他各国一样，做到“以开矿为常政”，发展经济。【30】王韬则从西方各国都是以“恃商为国本”，“以兵力佐其行”的具体行为中，看到了“商富即国富”的道理，因此他提出，我们也要“广贸易以重货财”。【31】薛福成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理论则是：求富应“以工商为先”。他以英国为例说：“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32】也许正是这一系列的理论准备，让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了“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的道理。从而使他能够提出“设法仿造，自为运销”的经济活动主张。【33】并设计了全面发展中国工商业的具体行动方案。如在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上，他要求“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在矿产的开发利用上，他提出要“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然后从中酌提一二分利税归官，以期“渐开风气以利民用。”【34】洋务派提出的以工商立国的经济发展思想，如果从社会发展论的角度看，它正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封建主义经济，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4）中国社会发展人才理论
所谓人才理论，就是提出了增强国力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问题。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上，首先遭到洋务派人士猛烈抨击的便是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曾专门就《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制洋器议》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议论。指出：八股取士，非一朝夕，谬种流传，败坏天下人才。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因而他主张废除八股，改革科举。他在选用人才的考试政策上提出，应注意奖励工艺技术人员，体现出“重其事、尊其选”的精神，国家可“特设一科，以待能者”。甚至认为，对那些能工巧匠以及聪明才智之人的仿制洋器活动，要做到“工成与夷制无辩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35】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他提出的改革主张是：以解经、古学、策问三者为要。紧接着冯桂芬之后提出全面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的是以崇尚实学而著称的丁日昌。他的主要做法是改八股制度为八科考试，这八科是：“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明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形利弊、言语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36】丁日昌在人才的定位上提出：凡习图学、算学、化学、电器、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者，均为有用之人。所以他对容闳提出的选拔幼童送泰西留学的建议，表现了完全的认同和全力的支持。认为广派留学生，可以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考试》中，亦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首先在人才录用的理念上，他认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做到“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要鼓励人们努力“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其次在具体的考试做法上，他的主张是：于文、武正科外，国家可特设专科以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水舆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他认为，只要能坚持下去，“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37】在有关人才的问题上，李鸿章同样认为：一个国家“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因此他认为要改革国家考试，提出了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人才的主张。他说：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分别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他认为，外国正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培养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而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只是未得其法，未入其门，无以鼓励作新罢了。所以李鸿章建议：对西学如有志且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及研究精明，再试以事，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降，授以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
3.洋务思潮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首先是新式军队中引进了西洋兵操。这里的所谓新式军队，是指湘军、淮军、新建陆军、自强新军等，他们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陆续替代了原有八旗、绿营的清军功能，而成为维护晚清统治的主力。在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中，有定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等。其中《日夜常课之规》是要求湘军士兵每天早晚各需做一次体操。“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曾文正公、杂著》卷二“营规”）曾国藩认为，军队只有每天不懈操练，才能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致宋滋九”）他曾在《晓谕新募乡勇》中对士兵们说：“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后退，大家后退，是操练你们的行伍。”（《曾文正公、杂著》卷一“晓谕新募乡勇”）在淮军中，其阵容和现代化的装备也使他们很早就引进了兵操训练。1866年时，“淮军各劈山炮队，皆用开花炮。其抬枪、小枪队，皆改用洋枪。故所部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斤。又有开花炮队四营。”这样的装备在当时的国内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朱来常《淮军始末》第21页，黄山书社，1984年）而当时的湘军，“每营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淮军则每营用洋枪四百余杆，少亦三百余杆。每开一仗用洋药、铜帽须数万。其军又有开花炮队四营，专以开花炮弹及洋枪为攻剿之具”。（《续修庐州府志》卷九十八）在淮军的后期，主要是练习德国兵操，这在《清史稿》中有明确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聂士成于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队三十营，仿德国营制操法。”德国兵操的内容主要包括单兵教练和队列训练，也要练习单、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体操。
新建陆军主要仿照德国和日本的陆军建制，推行新的军事教育。在新建军中，袁世凯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为工程式兵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王、段、冯三人均为小站练兵时的主要骨干，曾被称为“北洋三杰”，并分别得到“龙”、“虎”、“狗”的绰号。天津小站练兵聘用了不少外国人担任教官，其中以德国教官最多。所以在《梦蕉亭杂记》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新建陆军的训练情景的：“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束精壮。专练德国军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军各营，壁垒一新”。在1898年10月11日袁世凯的《谢赏新建陆军银两天恩折》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光绪皇帝还曾打算专门到天津检阅小站练兵的情况，特别是检查部队的兵操训练，“前经降旨，择于九月初五日，朕恭奉慈禧端右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舆启銮，先赴南苑，再往天津，以次阅操”。后因天气转冷的变化，而使“所有巡幸天津之处，著即停止”。但考虑到皇帝视察对军队训练的意义，“惟念国家讲求武备，本期新临校阅，鼓舞戎行，近畿各军业已次第预备，该官兵等平日操演不惮勤苦，朕心良深轸念”，因而决定“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著赏银六千两；待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著赏银三千两。以示体血”。同时希望各部队能继续“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总期纪律严明，缓急足恃，毋负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袁世凯奏议》上，第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自强新军也是按德国军制分成十三个营。其中步队八个营；马队两个营；烦恼队两个营；工程队一个营。张之洞曾聘来的春石泰等35名德国军官为其训练新军。其中委任德国人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其营官、哨官亦由德人担任，华官由充任副职。并规定洋人军官负责带兵操练，华人军官负责部队管理。从而使西方的步阵操、水操、枪炮以及射击、打靶、夺旗赛步等活动得以推广和普及，演习项目也由个人兵操、射击，发展到营间对抗，曾多次获得朝廷大臣和外国军事家的赞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湖北第一、二镇在武昌阅兵场联合举办了有2万官兵参加的营兵运动会。比赛项目有骗马之术（马术），有夺旗赛步（跑步），有牵绳（拔河）、缘绳（爬绳），有越墙、跳木马，有自行车，有竞走等。据说运动会上，有某一营兵在摔跤比较中因连胜20多人而为张之洞所赏识，他当即“取自佩之金时表赏之”。（邓先海《清末湖北新军的营兵运动会》，《体育文史》1995、3，第40页）关于自强新军的兵操训练情况，《清史稿》中曾有记载：1896年，“张之洞练洋操队二营于湖北”。1897年，“张之洞以练军重在操演，令分防各营以十之一更番来省，教以新操，俟练成后，转授各营”。特别是1898年5月，自强新军曾在上海搞了一次会操表演，当时有各国驻上海的领事、武官、舰长等175人前往观摩。在来春石泰的指挥下，他们先后表演了走阵、放枪手势、攻战之法、合操枪法、进退冲突法等内容，得到了当时社会和媒体的很高评价。如有些社会人士说：“观步伐枪法，整齐灵捷，实为近年新法，足抵泰西强国练过二年之兵”。（《陈明自强军训练粗成接教精艺情形禀》，《中国兵书集成》卷49，第445页）也有媒体评论说：“各兵手足之灵活，所演手势、步伐，皆极敏捷。一切皆按德法，望而知非中国昔日之兵”。（《译西报论自强军操法》，《中国兵书集成》卷49，第445页）
同一时期在太平军中，也有西洋兵操训练的记载，并主要是依靠外国人来实现的。由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比较开放，对外国人来说，也一般比较友好，通常都是称外国人为“洋兄弟”，所以曾吸引了不少的外国人投入到太平天国革命中。仅在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就写到了有埃尔、腓力普、玛丽等人。据不完全统计，到太平天国失败时，约有二百六十多名来自英、美、法、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菲律宾、印度、爱尔兰、土耳其和一些不知国籍的外国人，加入到了太平军。（《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54页）慕王谭绍光曾选拔两千名太平军组织了洋枪队，请美国人马惇进行训练。后马惇叛变革命，逃到“常胜军”头目英人戈登处供认：“分配给我的叛军（太平军），操练得非常好。”（《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73页）
其时是军事学堂中引进了体育课。如天津水师学堂，又称北洋水师学堂，由李鸿章创办于1881年，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学堂开始由吴赞成为总办，后由吴仲翔接任，严复为总教习。《清续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天津水师课程开设情况的介绍，“学生入堂，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同时传授“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考虑到不能使学生走向文弱，学堂还要对学生“授之枪，俾之枪，俾习步伐，俾习升降”。在《光绪政要》中，对天津水师的课程开设，具有同样的原则要求：“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并强调说：“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这显然是要求水师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要接受体育训练。所以原天津水师学堂学生王恩溥老人1957年曾回忆说：“天津水师学堂的体育课内容，有击剑、剌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动栏比较、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况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第121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
在江南水师学堂，这是由南洋大臣曾国荃于1890年在南京创办的，所以也称南京水师学堂。其在课程设置方面，总体上看和天津水师大同小异。例如在专业课的安排上，也有“升桅帆缆、划船游水、枪炮步伐”等等。在体育教育上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在入学资格的审查中，有明确的身体条体要求：“气体结壮，身无隐疾”。第二是每日傍晚放学后，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关于江南水师学堂的办学成效，在1892年的《格致汇编》一书中，曾有以下一段记载：“水师学堂创仅二年，全藉英文习练，已得臻至此进境，实觉奇异，大堪嘉美。”并特别指出：学生们“或打靶、或爬桅、或跑阵、或练勇，各显技能，莫不便捷”。（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第529页）再次是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体育观念。
中国人最初的近代体育观念，来源于洋务派对西洋体操的粗浅认识。他们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编练新式军队，创办最早的军事学堂，兴办最早的军事国防工业和民族工业，并向外选派留学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早引进了西洋体操。如《左文襄公奏稿》中所云：“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所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载：“近年江苏用兵，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苏松太道吴煦亦“因各营兵勇放洋枪未能娴熟，遴选壮丁，设局松江，练放洋枪洋炮。即派华尔前往教练，并演西洋各式阵势”。1897年张之洞又要求通过轮训骨干的方式，进行推广，“练军重在操演，令分防各营以十之一更番来省，教以新操。俟练成后，转授各营。”【38】在张之洞的《札学务处发学堂歌、军歌》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39】
由此可见，洋务派一开始就是以强兵为目的而接受西方体育的，并且主要是接受西方的兵式体操。军事学堂中开设体操课，并非仅为了锻炼身体；军队中推广西洋体操，不过是为了练兵的目的。所有一切均没有从体育的本身去定义。因此在当时，社会上也并无体育一词。称体育者，均以体操冠之。【40】也许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学校教育中均无体育的位置，在体育教育上存在的空白；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国难当头，且又恰逢西方社会的如此强悍。在洋务思潮影响下的中国人，也就不免会不问青红皂白，将西方的所有一并拿来学习，而并未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滤过程。“兵式体操”冠上了体育的名号，这就使得中国人在初始建立的朦胧的体育观念上，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烙印。体育强兵，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人们的共鸣，并影响着后来体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