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的体育体制改革，尤其是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十多年前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我与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社会发展的官员交谈，我询问他：“就你所掌控范围，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各行业，哪个改革最滞后？”他说：“当然是体育啦！体育基本上维持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没有本质的变化。”我为之哑然。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理论界、舆论界和社会民众对都对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寄予厚望，认为在这次竞技体育的国际盛会之后，必定迎来中国体育改革的最佳时期，可以为下一个体育的高潮的到来做好制度性准备。然而，三年过去了，体育改革严重滞后的问题始终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体育强国”的热议之声淹没了体育改革之音。与此同时，体育部门陷入了周而复始、花样繁多的运动会，根本无暇思考体育的改革、体育的发展战略、体育的法制化建设问题，于是短期行为长期化、急功近利常态化成为体育工作的特点。保金牌，甚至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当运动会上的金牌数量上升为体育系统的“GDP”时，体育的科学发展、制度创新等问题无法启动。
于是，预料之中的许多问题接踵而来：足球冲出亚洲的意愿再度落空，反因黑哨、官哨、赌哨使一批足球高官锒铛入狱；几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如女排、男篮，大幅度下滑；“年龄门”、“乞讨门”、“裁判门”、“群殴门”、“被代言门”等恶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舆论和民众对这些问题的格外关注和渲染，其实都隐含了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不作为”的不满和批评。
主管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一位国家体育总局高官心情沉重地说：“我无论是在检查备战的过程中，还是平时工作中，都能感到一些官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在自己的专业上太平庸，对项目的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且不说有什么真知灼见，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观点都没有；在工作中无思想业务个性，在学术探讨中过于谦卑、过于从众、过于乖巧，甚至圆滑世故。今天看来，我们有些项目多年来在多届大赛上不去参赛的原因已十分明显，不是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是思想平庸导致科学精神的泯灭，使得整个项目的圈子内缺乏学习进取的氛围，用一句网络语言叫做“他们忙并肤浅着”。
于是，他反躬自问：“我们对待竞技体育达到的精神高度有多少？”
而我则要发问：是谁让我们的官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平庸起来、“忙并肤浅着”的？是谁让他们“过于谦卑、过于从众、过于乖巧，甚至圆滑世故”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体制上查找一下原因吗？最终不应该从体制改革上寻求出路吗？在一个“一人独大”、“一队独大”的行政垄断体制下怎么能不造就出一支养尊处优、安于现状的队伍呢？而当他们自己都感到自己“肤浅”的时候，又怎么能不让他们去想歪点子，动用非正常手段，最终祸事连连呢？
陈秀娟的博士论文《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深化的动力机制探究》开题于北京奥运会前。她怀着上文提到的对中国体育改革的热望，引进了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回顾了中国体育改革的艰难进程，比较了国外不同体育体制的优劣，终于执住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深化的牛耳——利益：体育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体育改革核心问题是政府对于制约体育体制改革的各种制度的建设；体育改革停滞的原因在于利益格局的失衡、扭曲和固化；体育改革的前景则是实现利益的均衡性、经济性和开放性和利益的多元化以及运行的双轨制，使尚未形成独立的利益主体的体育社团和市场主体逐渐走向成熟；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国家所代表的民众利益，体育改革的外源性动力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体育的发展，内源性动力主要是利益、制度创新、观念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而改革的阻力则来自即将失去部分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体育行政部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及官办的体育企业，尽管他们在改革之初或许曾是改革的动力。
陈秀娟，人如其名，是一位秀丽娟美的山东女孩，性格执着而顽强。她是真正意义的体育人，当过运动员、体育院校大学生、健美操教练、大学体育老师，持续报考三年终于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师从于我。她对体育爱之深，便责之切。对中国体育前途的厚望，激发了她对体育改革研究的热情。她对中国体育的种种弊端敢于针砭，笔墨之犀利不亚于男士。这篇论文虽动笔于北京奥运会前，但至今仍不失其理论价值，今得以出版，至少算是给当前的一弘静水投下了一块石子，愿它能激起一波涟漪。
是为序。
2011年盛夏于北京宣颐家园容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