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乒乓球队成功经验的探讨

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30年来能在世界乒坛长盛不衰？这种情况是否是历史的必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从训练学的范畴讲，必须以世界乒坛为参照系，分析中国队在哪些方面领先于欧亚各国和地区，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

我们认为：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能够保持30年“长盛不衰”，是因为认识领先，即较及时、准确地认识到乒乓球项目的特性及其制胜规律，进而以“百花齐放”的技术政策为指导，建立中国乒坛小世界；以特点突出，技术全面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控制训练全过程；以推陈出新，大胆创新的战略与世界竞争；以高效运转的专业队伍为实施系统，培养造就一代代强手。这几方面组成了我国乒乓球项目的制胜体系。

1. 对制胜因素的认识，中国队较及时深刻

长期以来，人们最为注目的是中国队成功的实践过程。然而应当指出，这种成功的实践过程是与中国队对乒乓球项目的制胜因素、制胜规律的正确认识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偶然的胜利不一定来自对事物本质深刻的把握，那么，“长盛不衰”的实践，必定同对乒乓球项目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密切相关。可以认为：中国队在实践与认识的“吻合度”方面较之世界各国和地区更为接近一些。这也是中国队领先于世界诸强的主要方面。

（1）对乒乓球制胜因素的认识，使我们抓往了乒乓球竞技的内核

在乒乓球比赛中，双方运动员的制约，最终是通过击出球的速度、旋转、力量、落点、弧线这五个物理要素来实现的。运动员的技术、战术、运动素质、心理和智力能力，在比赛中最终要从击出球的时间空间特征表现出来，通过对乒乓球竞技特点的这些认识和长期实践的摸索，我们总结出乒乓球竞技的制胜因素为：快、转、准、狠、变。现代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从特定含义上讲，就是一个如何提高制胜因素的单个水平及它们之间组合水平的过程。换言之，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本质特点，是受其制胜因素制约的。30余年的实践，证明了我们这一认识的正确性。

①中国队很早就认识到了速度的重要性

乒乓运球动是一项短兵相接的对抗性运动。在多数情况下，比赛双方相距不过3～4米左右，因球体小而轻，球速快、来回多、球性变化多，球着台后，要能在0.2～0.3秒的时间内，选准击球点，调整好拍形及发力方向。这就意味着在比赛中容易出现运动员的反应判断及动作速度不够准确的现象。在有的情况下。运动员即使已作出了判断反应，但在对方飞快来球的连续的紧逼下，不易用准确合理的动作给予还击，从而造成击球失误。乒乓球比赛中这种因球速快变化多而导致反应判断失误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

我们认识到，“球速”具有使对手任何合理的技术动作遭到一时破坏的“杀伤力”。竞赛的一方若能深刻明了这一点并在比赛实践中充分发挥出速度的威力，就可能成为速度的获益者而取胜。

②中国队及时认识到了另一制胜因素——旋转的重要性

如果将乒乓球与同一项群的羽毛球、网球、排球相比较，就会发现乒乓球的旋转种类更为繁多，变化更为复杂。《现代乒乓球技术的研究》一书，指出乒乓球在空中飞行时，存在着四种基本旋转，即上旋、下旋、侧（逆）旋。这四种基本旋转经相互间的组合，又可衍生出26种旋转，如侧上旋、侧下旋等等。

旋转极其强烈的球（尤其是弧圈球），同样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性质迥异的旋转球往往造成对方判断失误，从而直接失分或陷入被动。

比赛中球体旋转变化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种类的繁多方面，还表现在转速的大小上。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队员击球（高吊弧圈）的最高转速可达168转/秒（《乒乓球旋转的实验研究》，《体育科学》1988年第2期）。而从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有时球会以几近“平动”（即几平不转）的状态在空中飞行。球体转速在这一宽延的旋转区间内随机变化也往往使人不易适应。

③中国队较早地认识到了“准确”的重要性

50年代，我们的水平较低，既打不过欧洲，更胜不了日本，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那时打球的速度、力量有余而准确不足；典型的战例是中国队1956年参加第23届世乒赛，在比赛中中国选手击出的球又快又狠，命中了显得很漂亮，但打不中的时候多，因而没有取得好成绩。准确性太低招致失误的教训，使我们开始认识到任何技术、战术，离开了准确，都毫无价值，因为乒乓球竞赛时，严格说来是不允许失败的。这种“失误即失分”“你失误了对方即得分”的直接性是同一项群的排球、羽毛球所不具有的。当时为了寻求登峰之路，国内一时众说纷纭，有的人主张更快更凶，这一提法实践很快证明行不通；也有人干脆模仿日本，以大动作及放慢速度来加强准确性，结果也失败了。通过实践检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光快不准”或“光准而不快”要战胜外国人都是困难的。于是，中国队提出了在快速的前提下，加强有一定力量的准确性的训练。经三年的努力，中国队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既保持了原有的快速，更重要的是击球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了，为登峰创造了物质基础。直拍快攻选手容国团在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中战胜对手，连闯七关为我国夺得第一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就是有力的证明。准确，使中国队在50年代创业阶段，第一次打通了登峰之路。

今天我们所说的准确，实际上已经包括了“稳健”。“稳”是“准”的低级阶段，但“准”必须建立在“稳”的基础上。相对于“稳”而言，“准”更富于主动性，更富于战术意味。

此外，对于战术上力量与落点，速度与落点，以及旋转与落点结合而产生的“凶狠”和“变化”，中国队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以“速度”、“旋转”为核心的前提下，狠狠打击对方的要害，从而取得主动和结束战斗。在快、转、准、狠的同时力求变化，调动对方，掌握主动权。这就是在五大制胜因素之间的不同组合、不同侧重而衍生出来的技术风格。

（2）中国队对上述五大制胜因素的认识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①认识比较及时

中国队基本能把握住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对世界乒坛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将来。对于世界乒坛出现的新动向，能较为迅速地作出反应，及时地认识到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这里，仅以两次著名的全国性大讨论为例。第一次是在25届世乒赛后，开展了关于攻球与防守两套技术风格的讨论。这场讨论结果导致了在26届世乒赛前的集训中，明确提出了“在技术全面的基础上，以快准狠和变化多样的打法，力争主动、力争胜利”的指导思想。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完善，在28届世乒赛前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快攻的技术风格为“快、准、狠、变”，削球的技术风格为“守得稳、削得低、旋转变化好，两面攻得准”。这在弧圈型打法还没成型，旋转因素的威力还没被人们充分发现和利用的60年代中期，这种认识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1971年31届世乒赛之后。围绕着是否在原有技术风格中加上一个“转”字，乒乓界开始了一场争鸣。其结果是将对乒乓球的重要制胜因素——旋转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有效地指导了70年代我们对付主要对手——欧洲弧圈的训练和比赛实践。

②认识比较系统

我国乒乓界关于制胜因素的理论著述之丰富，也是世界各国所不及的。这标志着认识的系统性方面，前者高于后者。

在中国乒乓球队参加25—28届世乒赛的技术总结中，都把这个问题列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现代乒乓球技术的研究》一书中，对制胜因素进行了大量的阐述；人民体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乒乓球的旋转》等专著；并于1987年首次对旋转球进行了定量研究，对国家乒乓球队主要技术的转速进行了定量分析。

③目的比较明确

我们的认识是一种能动的认识。即这种认识具有鲜明的目的，要成为训练和比赛的指南。因此，基于前述认识，中国队在制定各种技术打法的指导思想时，明确地把速度、准确、凶狠、变化、旋转等要求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如：

快攻打法为“快、准、狠、变、转”；

削球为“转、稳、低、攻”；

弧圈则为“转、快、准、狠、变”。

从本文作者接触到的欧洲、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区的乒乓球资料看，还没发现有如此基于对乒乓球制胜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认识之后提出的宏观训练决策。因此，在这带有根本性、战略性的环节上，中国队在世界乒坛占有领先地位。

2.“百花齐放”——建立中国乒坛小世界

在对乒乓球制胜因素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中国队提出了具有较高科学性和很强实效性的技术发展政策——“百花齐放、以我为主，采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建立了“中国乒坛小世界”，这是任何国家都难以进行的一项极富创造性的系统工程。

一项事业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具体正确的技术政策的指导。在对制胜规律中存在的适应与反适应、制约与反制约的实践经验进行透彻的分析后，中国队于1965年提出并逐渐完善了“百花齐放、以我为主，采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发展政策。

这项技术政策之所以具有较高科学性，在于它抓住了乒乓球竞赛的基本矛盾——由五大制胜因素随机组合而造成的刺激的复杂性和新异性。这种刺激的数量是很大的，将弧线、力量、速度、落点、旋转性质及强度和运行路线按实战情况粗略分档，经过组合，将近1400万种。（计算乒乓球刺激数量的具体方法如下：将弧线、力量、速度、落点、旋转性质、旋转强度和运行路线，这七个因素各分成9、7、5、98、6、5、25个子因素，从每一子因素中任取一个组合成一种球性刺激。）

换句话说，运动员制胜系统一方面必须具备制造复杂、新异刺激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具备适应对方造成的复杂、新异刺激的能力。在制造复杂刺激方面可以用“以我为主”来概括，而在具备适应能力方面则必须通过“百花齐放”才能解决。为了进一步达到“适应”的目的，我们还要“采诸家之长”，尽可能集纳世界乒乓球技术的各种流派，做到国外有的我们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争取有。当然，“采诸家之长”不是盲目照搬，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在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即所谓“走自己的路”。

如果把这项技术政策看成是一种系统思想，那么，建立中国“乒坛小世界”则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系统工程。技术政策的实效性也是从这项工程的效应中表现出来的。

至今为止，世界上共有五大类型十二种打法，而在中国的“乒坛小世界”里，拥有其中的五大类型十种打法，居世界首位（表2）。

在以近台快攻为“主花”的“小世界”里，各种打法互相竞争，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锤炼出一批批既有广泛适应能力、又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运动员，为中国队在多次重大国际比赛中出奇制胜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些比赛中，中国队往往以打法、风格迥异、水平很高的队员出场并获得优异成绩，令世界乒坛震惊。正是在这点上，正确的技术发展政策显示出了极强的实效性。

自1959年至1989年，我国乒乓球队共计参加了14届世乒赛。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出场的42名主力队员的打法情况：直拍快攻26名，横拍削球结合反攻的7名，横拍快攻结合弧圈2名，直拍弧圈2名，直拍以削为主2名，横拍快攻3名。女子团体决赛出场的35名运动员中，直拍快攻19名、横拍削球8名、直拍快攻结合弧圈1名，直拍削攻结合2名、横拍快弧5名。

从第36届到第40届的四届世乒赛中，我国参加过男子团体赛决赛的运动员共有15人，其中直拍快攻7人，横拍弧圈（包括快弧和弧快）3人，横拍削攻结合2人，横拍快攻2人，直拍弧圈1人，女子共有11人参加过团体决赛，其中直拍快攻2人，横拍弧快5人，直拍弧快2人，横拍削球1人，直拍长胶攻、推、削、拱1人。

再看单打情况，我国男子共有9人16次获得世界冠军（含世界杯冠军），其中直拍快攻4人8次，横拍快攻1人1次，直拍弧圈2人5次，横拍削球1人1次，横拍快弧1人1次。女子共有9人获10次世界冠军（含奥运会冠军），其中直拍快攻1人1次，横拍快弧4人4次，横拍削球2人2次，直拍弧圈1人2次，直拍推拉拱结合1人1次。

上述情况表明，在中国“乒坛小世界”中，各种打法通过适应与反适应、制约与反制约的激烈对抗与竞争，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众多不同打法的运动员先后或同时攀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是其它国家无法办到的。这么多不同打法的高水平运动员，给外国选手造成的刺激是极其复杂、充满新异、且极难适应的。而我队选手在中国“乒坛小世界”里，能同与外国以主要对手相似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比赛，因而具备了对外国选手的适应能力，对他们的技战术不会感到陌生。适应与反适应，一正一反，中国队在这方面占了优势。

在建设中国“乒坛小世界”的过程中，有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其它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所不能进行或虽然进行了但不能达到我们的水平的：这就是“陪练”制度“模拟训练”的完善。

建立在集体主义精神上的、有的放矢的、极富针对性地选择一些运动员来模拟世界大赛中我队将要遇到的主要对手，从而使主力队员能产生专门性适应，这种制度的完善，对我国乒乓球项目长盛不衰，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建设中国“乒坛小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积极发展我国的传统打法——直拍近台快攻外，还大力扶持其它打法。因为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打法，只要它在现代乒乓球比赛中，能将五大制胜因素发挥到较高水平，就能生存下去，并可能取得优异成绩。在对削球打法的扶持上，充分证明这种认识的正确性。即便是在弧圈打法风靡全球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舍弃削球打法。当然，在保护这种打法时，我们又努力使其技术体系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此举的直接效果，在第39届世乒赛上显示出来。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上了削球选手陈新华，而瑞典队却由于欧洲削球几乎绝迹而不能很快适应这种打法，结果被陈新华连拿两分，以0：5败北。在当年下半年举行的第6届世界杯乒乓球赛中，陈新华又勇夺冠军。

为什么从中国“乒坛小世界”里培养出来的世界冠军们各个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我们充分注意到了将五大制胜因素在不同打法的不同的运动员身上进行高效的组合。

尽管五大制胜因素对乒乓球比赛的制胜都有作用，任何打法对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能忽视，但由于打法的不同及运动员的个体差异，制胜因素的组合方式是不一样的。如快攻打法应坚持以“快”为主，而、弧圈、削球打法则应该以“转”为主。即便是同一打法的运动员，对这几者的组合也有差异，例如同是快攻运动员，庄则栋、周兰荪“凶”，而徐寅生则善“变”，现在，陈龙灿则在“凶”的基础上又有了“转”。削球选手中，梁戈亮、陈新华的风格也有很大不同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中国乒乓球之所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在“百花齐放、以我为主，采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的技术发展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建立了一个具有极强效应的系统工程——中国“乒坛小世界”，而这点正是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3.保持优势的关键——创新

举凡有别于以往的技术、战术、打法、球拍、训练方法或在上述诸方面，以往所不曾出现而其功效又有利于提高单个制胜因素及其组合水平的，谓之带有新意或叫做创新。由于对创新的价值有充分认识，中国乒乓球队无论在创新实践方面，还是在创新理论方面，都走在其它国家的前头，为我国乒乓球技艺的长盛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国队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创新的价值：“乒乓球历史上出现的三次“革命性”突破，无一不是由于打法、技术或球拍的创新而引起的。这些创新，引进了新的制胜因素或将原有制胜因素的单个或组合水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从而使在创新方面率先突破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攀登上了世界乒坛高峰，可以认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一个国家“有创新则兴，无创新则衰”。

本世纪初叶，匈牙利成功地将英国人库特于1902年发明的胶皮拍运用到实践中，并创新了以削为主的新打法。他们充分发挥了能制造旋转的“武器”的威力，于1926—1951年间，在总共117项次世界冠军中，获得了57.5项次，占49.1%，保持优势达25年之久。但在1952年以后的近20年内，包括匈牙利队在内的欧洲各队创新甚少，既想保持传统削球打法，又想学习日本、中国，造成指导思想混乱，在21—30届共10届世乒赛的70项冠军中，欧洲只获18项，匈牙利队仅获2项半，占3.6%。这期间，中国队还因故没参加29、30两届世乒赛，否则欧洲可能还拿不了18项冠军。

然而，70年代后，欧洲创造性地将日本发明的弧圈球技术和中国的快攻技术融为一体，向中国、日本等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重新形成了欧亚对抗的新格局。在70年代举行的五届世乒赛中，从中国队手中夺走了两届男子团体冠军。此为“兴”、“衰”关系的两个有力例证。

1952年，日本队首次运用海绵球拍创新了中远台长抽型打法，一举冲破了欧洲的严密防线，在1952—1959年间的49项次世界冠军中，夺得了24项，占47%。然而进入60年代后，日本队却因缺少创新而趋于停滞，自1961年被中国击败后，除河野满、小野诚治先后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外，20多年来，从总体水平看是每况愈下。80年代以后，一次世界冠军也未获得。此为“兴”、“衰”关系的又一有力例证。

回顾我国乒乓球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有类似的情况。凡是重视了创新，技术就有发展，凡是忽视了创新，技术的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下来，就出现了低潮。（徐寅生：“惟有创新别无出路”，《乒乓世界》1988年3期。）

在中国队参加过的14届世乒赛98项次冠军的争夺中，共获56.5项，占57.6%。这种整体兴盛的局面，除其它因素外，直拍近台快攻打法的创新与发展，长胶球拍的研制与运用，起了直接作用。而训练方法等创新，则起到了保证性作用。

但从特定的阶段看，我们也应注意到，在7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队的创新不如60年代丰富，因而对70年代举行的5届世乒赛的10项团体冠军中，中国男女队丢掉4项的结果有一定影响。此外还丢掉了25个单项冠军的13个半（见表3）。此亦可算是“兴”、“衰”关系的再一例证。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正在透过前述“兴”、“衰”关系，逐渐认识到了创新的价值。这种认识通过认识高级形态——理论表现了出来。“继承与发展，学习与创新”，历来是中国队参加历届世乒赛总结上都要提及的重要经验。我国不少科研人员、教练员对创新问题进行过专门的探讨。《现代乒乓球技术的研究》一书中曾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而徐寅生同志为（乒坛操练精粹）一书写的序言“惟有创新别无出路”，则对创新的意义作了新的评价。

上述认识的形成过程，同时又是指导我们实践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使我们的创新实践也同对创新的认识一样，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中国队从打法、技术、球拍、训练方法及训练器械、培养新人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实践。创新（发明）之多，列世界首位（见表4、表5）。当然，这种包括发明在内的创新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完成的。

①打法的创新

从1961年开始，中国队先后创新了直拍近台左推右攻、直拍近台两面攻、削攻结合、削攻推结合倒拍、攻拉推结合倒拍等打法。每种打法的创新，都使掌握这种打法的运动员（有的不只一个）获得了世界冠军。如近台两面攻的庄则栋；左推右攻的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张立、李振恃、江嘉良、陈龙灿等；削攻打法的梁戈亮、陈新华；攻拉推结合倒拍的倪夏莲；削攻推结合倒拍的葛新爱以及直拍弧快快弧打法的郭跃华、郗恩庭等等。这几种打法连同我国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其它打法一起，组成绚丽多彩的“百花园”。

②技术的创新

从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过程看，当一种新技术问世后，其他运动员对其总有一段认识、了解、适应的过程。而创新这种新技术的运动员在此期间，则可能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庄则栋创新了近台两面攻技术。赢得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史上第一个男子单打“三连冠”；蔡振华创新了用防弧圈胶皮倒拍发球与发球抢攻技术，亦攀登上世界冠军宝座。历史证明，只要运动员在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特定的时间里就可能取得良好运动成绩，国内外实践反复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技术创新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中国队历来就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过去的创新，有些至今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对新技术的技术原理进行科学论述方面，我们也开始了可喜的尝试。“直拍反面进攻技术的可行性研究”的学术论文（该文发表于《体育科学》1987年第二期）对直拍反面进攻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了严密的科学论证，为今后进行类似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队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实践给我们如下启迪：

首先，新技术可大幅度提高制胜因素的水平，从而给对手造成更大的不适应。如近台快攻技术提高了“速度”水平，而“倒拍”技术则提高了“变化”水平：外国选手在手握“魔杖”的中国运动员面前往往无所适从。

其次，某项技术的创新往往是为了更有效地制约另一技术。例如，70年代中期，中国队快点、快带技术的创新，就是为了制约欧洲的弧圈球技术。因而可以认为，“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对抗”的基础上完成的，其目的是在新的对抗中占据优势。

最后，技术的创新往往和现有球拍的合理使用是分不开的。例如蔡振华创新的倒拍发球与发球抢攻技战术，就是成功地将人们用于打削球的防弧胶皮改用于打攻球上。

③工具与仪器的创新

在工具方面，中国队创新了长胶粒球拍。这种球拍的问世，对于提高“变化”因素的水平，丰富乒乓球的技术与打法（如倒拍发球与发球抢攻技术，倒拍削球技术，直拍削球打法、横拍削攻结合打法、攻推削结合倒拍打法、削攻推结合倒拍打法等等，都离不开长胶球拍），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先后有张燮林、梁戈亮、林慧卿、郑敏之、黄亮、陆元盛、童玲、葛新爱、黄俊群、王俊、倪夏莲、陈新华、王浩、陈子荷等多名运动员使用这种球拍攀登上了世界乒坛的最高峰。至今，我国在这种球拍的使用水平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仪器的发明创新方面，我国研制了PD-1型乒乓球动态测转仪。这台仪器的研制成功及利用这台仪器对我国国家乒乓球队主要技术转速的常量分析，标志着我国在对乒乓球基本制胜因素——旋转的定量研究方面，率先于其它国家进行了突破。

此外，我国研制的B一82型乒乓球发射机，在提高模拟训练质量、增加训练密度与强度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④训练方法的创新

训练方法是技术发展政策与训练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因而，中国队历来重视方法的研究。先后创新了模拟训练法、多球训练法、男帮女训练法等。

⑤新人涌现

不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新人，是“创新”的重要而特殊的内容，也是中国队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从60年代初开始，获得世界冠军的总人数，中国队高居世界榜首。这是新人不断涌现的必然结果。

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个运动员的制胜系统都是不相同的。新人新技术，因而在比赛中，一个新人的出现，给对手就是一种新异刺激，而这种刺激，对手往往一时难以适应。这是中国队一些新手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获得冠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中国队在第36届世乒赛团体决赛中上了三个平均年龄仅20岁的年轻选手，其中谢赛克、蔡振华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的新人，结果5∶ 2战胜匈牙利队，赢得冠军。已故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郎在当时将此说成是我队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在24届奥运会及第40届世乒赛上，第一次担任世界比赛主力的陈静及乔红又力挫群芳，为我国赢得第一枚奥运会乒乓球金牌及40届女单金牌。

同时，新人涌现亦是中国队“出奇制胜”战略的物质基础。例如，60年代的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70年代的葛新爱，80年代的陈新华，都起过“秘密武器”的作用。

4.训练——以特长突出，技术全面为中心

在训练中紧扣乒乓球项目特点，始终抓住技术训练（尤其是特长技术、主要技术）这一中心环节，使技术水平在世界乒坛上占有了优势，成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

中国队一开始就认识到，乒乓球项目属技能类项目，在乒乓球制胜系统中，“技术”因素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其它任何因素都不能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乒乓球选手间竞技能力的较量，可看成双方技术水平的较量。因此，狠抓技术训练，是提高制胜系统整个战斗力的主要途径。

（1）在训练指导思想上，中国队把“特长突出、技术全面”列为核心，并在30年时间内长此以往坚持下去，此举在多次世界大赛中，获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

①狠抓特长技术

在运动员所掌握的特定打法中，抓往那些对得分制胜有决定意义的技术，反复多练，精益求精，力求使其形成为突出的特长，使它们在实践中成为使用率和得分率最高的主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狠抓特长技术训练的意义所在。

例如，中国队十分注意进攻型运动员“前三板球”技术的训练，努力使发球、发球抢攻技术成为每个进攻型运动员的特长，使“前三板球”成为我们在世界乒坛上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成为中国队特有的优势。

应当指出，中国队培养了一批批既有广泛适应能力，又有独特风格的运动员，其中，“独特风格”的形成，和特长技术的掌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长越精，风格越明。技术风格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特长技术的培养。如梁戈亮掌握了“倒拍”削球的特长后，形成了“变字当头，转攻稳凶”的技术风格；张立掌握了拉小上旋的特长技术后，使风格在稳健的基础上更加凶狠；蔡振华、郗恩庭具有凶狠的技术风格，其中前三板球精绝是很重要的原因。

②重视全面技术

中国队狠抓了特长技术，同时也十分重视全面技术的训练。这是由于技术的普遍提高，由于对抗的日益激烈，攻防矛盾是经常转化的，主动和被动的情况是经常交替出现的。所以，在特长突出的情况下，还必须力求比较全面。“水涨船高”，即要在一定基础上的特长突出而不是孤立的突出。否则，对手会盯住自己的弱点不放，使自己无法相持、过渡和反击。特长虽然是主要的，但是没有次要的，也就不成其为主要的了。

我们重视全面技术训练的结果，增强了运动员的技术实力，从而使特长技术的充分发挥有了牢固的保障。

如果说“风格独特”有赖于特长突出，那么，“具有全面广泛的适应能力”则有赖于技术的全面。中国队在训练中把这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2）牢固树立从实战出发的技术训练目的，苦练基本功。处理好训练与比赛、有序训练与无序训练等关系，使技术训练的质量得到保证。

①在进行技术训练时，中国队始终抓住“从实战出发”这一关键环节，想方设法使技术训练在“对抗”的气氛中进行。例如，先后提出了“练活的基本技术”、“死球活练”、“不练舒服球”等口号。这样练出来的技术，具有很强的实战价值。

②无论是进行特长技术还是全面技术训练，中国队都注意要“苦练基本功”。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比赛中技术水平发挥比较稳定、真正经得起考验的运动员都具有厚实基本功。只有如此，才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优良成绩而不致昙花一现。

苦练基本功，已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优良传统。

③为了保证技术训练的质量，中国队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训练与比赛的关系：从宏观上讲，在训练大周期既保证了足够的技术训练时间，又合理安排了比赛。这方面，中国队和日本、欧洲有明显不同。欧洲每年9月至来年4月为赛季，比赛频繁进行，训练时间较少，因而欧洲选手尽管比赛能力较强，但因技术训练时间较少，因而往往有明显漏洞。而日本则埋头于训练，讲究板数，参加高水平比赛较少，因而比赛能力较弱，应变能力也较差。中国队在一个大周期训练中，则注意处理好技术训练与比赛的关系，将其置于一个合理的比例上。从微观上讲，每次技术训练课中，一般都安排有计分比赛，以利于运动员将训练中获得的技能即刻“迁移”到比赛中。

有序训练与无序训练相结合：为了使运动员既能更快形成动力定型，又练得“活”，中国队几乎每次训练课都要求运动员将有规律（有序）地击球和无规律（无序）地击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生理学角度看，这样既可训练运动员的反应，又可保证其形成正确的动力定型。因变化多端的灵活训练，不但能提高大脑皮层不同部位兴奋与抑制迅速交替的能力，还有强化各种条件反射的作用。从训练学角度看，这样将技术的学习、掌握、巩固与运用融为一体，提高了训练的质量。

运动负荷与技术训练的关系：在技术训练中，我们贯彻了合理地安排负荷的训练原则，从不搞马拉松式的训练。因为乒乓球属于技能类项目，对运动员肌肉（尤其是小肌肉）感觉的灵敏度要求得较高。技术训练只能在运动员中枢神经系统处于适宜兴奋、精神高度集中时进行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如运动员过于疲劳，势必使肌肉感觉模糊，对球性的分辨能力下降，从而破坏正确的动力定型，不能达到技术训练的有效目的。

除上述关系之外，我们还处理好了统一安排与个人计划相结合等等关系。这些都保证了技术训练的高质量。

5.以教练为中心的实施系统和以科研、情报为辅助的支持系统

人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我国建立了一个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以教练为中心的高效实施系统和以科研、情报为辅助的支持系统，是乒乓球项目长盛不衰的重要经验。

（1）一支素质较高的教练员队伍

影响一个国家运动技术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教练员人数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能培养出多少世界冠军，首先在于他们能够拥有多少具有世界水平的教练员。苏联、美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等体育先进国家和我国乒乓球项目30余年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据1987年统计材料，我国乒乓球项目拥有省市级、国家级的专职教练员210名，普通少年业余体校的专职教练员1057名，儿童业余体校专职教练1091员名。总计为2358名。这样一支数量大的专职教练员队伍是其它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

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初级阶段的低水平到发展壮大的进程，是我国乒乓球竞技运动达到世界水平的重要保证。

整支队伍在量和质上的第一次飞跃原于1960年，我国为参加第26届世乒赛集训了全国各种打法的男女优秀运动员108名。这108名通过集训，不仅取得近期成果——在第26届世乒赛中，为祖国争得三项冠军的荣誉。从远期的成果看，这批运动员的四分之三陆续担任了国家队、省市队或少年业余体校重点班的专职教练员。从1961—1989年的28年中，这四分之三的人中的大多数承担了主教练职务，在选材、育才的工作中为我国乒乓球项目在世界上保持长盛不衰的成绩发挥了主导作用。

决定运动技术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练员是训练过程中的控制部分，是决定训练水平的主导因素。我国乒乓球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梁卓辉、傅其芳、徐寅生、李富荣等及其他优秀教练员。他们共同之处是：通过在训练实践、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培养出一批批世界冠军，带领世界冠军不停顿地勇攀一个个世界高峰。梁卓辉是我国乒乓球基本技术训练理论的奠基者，并在实践中有所建树；傅其芳提出了乒乓球技战术的核心是积极主动、先发制人的论点，指导运动训练获得了飞跃，为我国在第26、27、28届世乒赛中向世界乒坛展现出积极主动、凶狠、多变的前三板技术，并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寅生、李富荣等则在培养新打法、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我国整个教练队伍对我国乒乓球训练的指导思想、技术发展方向、打法和技术的风格、战术的训练方法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正确地处理了继承和发展、学习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无论处于顺利、成功之时，还是遭受挫折、失利之际，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唯物论辩证法为指导，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当70年代初国际乒坛出现第三次技术革命，欧洲的新型弧圈打法向我激烈挑战，我们在第31届世乒赛中从“薄冰上过来”的危急时期；当第35届世乒赛中男队几乎遭到全军覆灭之险的失利阶段，教练队伍经过学术大讨论，坚决按照“百花齐放、勇于创新”的路子走，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几种迥然不同打法的新人就出现在世界乒坛，夺回了技术优势，排除了隐患，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两次大滑坡。特别是在36届世乒赛中男队与女队并肩作战创造了乒坛史上的奇迹。

这支队伍能够把握住乒乓项目的发展规律，狠抓特长技术和绝招，能因材施教精雕细刻，尤其是预测能力强，对战术有透彻的研究，并善于在实践中灵活应用。在战略上敢于出奇制胜，以新取胜，战术上常采用掩护性的虚虚实实。在多次重要国际比赛中，能据实际情况，大胆、果断地排出凶或凶、稳结合之阵。这种灵活、巧妙的战略战术往往造成对手心理上的恐慌，对我们产生错误的判断。在用人布阵这方面的战例，给世界强队留下深刻印象。例如，第25、28、36、37届已过去多年，但罗马尼亚、日本、匈牙利、瑞典队还记忆犹新地说：“中国队真精，防不胜防。”曾蝉联六届世界冠军的露齐亚娜和她的老教练最近还很有感触地说：“中国队在第25届世乒赛中‘骗’我们出了不该出的第四号队员，丢掉了进入决赛的机会。一丢就是几十年，我们的男队连这次比赛都不够格来参加了。中国队的教练员真是聪明的‘狐狸’。”

我国各层次的教练所组成的这支队伍是一支事业心强、具有献身精神、专业知识较丰富、指导训练的造旨较高的队伍，因而易于从宏观的战略指导思想到微观的行动计划取得一致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共同造就一批批世界冠军，使我国在世界强手之林中占据长达28年的领先地位。

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够执行好“百花齐放、以我为主，采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的发展政策，除自身素质高，具备世界性战略眼光外，重要的原因是行政领导能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予教练员行使职责的相应的主动权、决定权，形成了乒乓球界有学术权威，但没有学霸的局面。重大学术问题通过民主讨论寻求到正确的答案，齐心协力付之试验。历届世乒赛我队领导力量较强，但关键在于领导有方，不过多干预教练用人布阵的决定权，直至第24届奥运会和第40届世乒赛均是由主教练拍板。在几次技术发展的关键时刻，均通过全国性学术大讨论统一了认识，这同一些欧亚国家中，技术政策的制定全凭某个“权威”一人说了算的情况，形成丁鲜明对比。因而，就其决策的科学性而言，前者当明显大于后者。所以，符合科学性的领导管理是保证教练群体得以正常运转，卓越有效地工作的根本保证。

（2）科学研究

我国专职从事乒乓球科学研究的人员为数不多，到目前为止约有30名（含体育院校教师兼职科研工作者）。但与日本、瑞典、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国相比较，我国还是比较多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我国也较为广泛，且研究的重点明确、实用价值较高。根据1989年3月，参加国际乒联在罗马举行的第一次科学代表大会代表的专业看，15位科学工作者多是从事运动生理、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方面研究，从事训练学范畴研究的代表仅我国一位。我国的体育科研所内设有专门研究乒乓球项目的小组。目前尚未发现其它国家设有这类专门的专项研究机构。多年来研究的数量及成果的质量都不低于其它国家。不少成果属世界首创，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某些专著在国际乒坛影响较大，不少论文对训练、比赛实践，有一定导向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1959年至1989年，我国乒乓球界在科技刊物、内部资料和各种学术报告会上共发表过477篇学术性文章，出版过两本专著、五本中初级训练法的书籍，研制成功B-82型乒乓球多球发射机、PD-1型乒乓球动态测转仪等等。

从对477篇学术性文章的分类及比例（见表6）分析，清楚地看出我国乒乓球项目科研的几个特点。

①从相关的学科进行本项目的研究；

②研究的范围广，且重点突出。选择的突破口符合运动实践的需要；

③理论联系实际，注意为提高运动训练水平和运动成绩服务；

④477篇文章、专著、训练指导书、仪器是出自250位研究者之手，其中半数以上是亲自参与实践的教练员，教练队伍的科研能力强。

总之，我国乒乓球项目的科研工作，是从实践中选题，从丰富的实践中提炼升华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再上升为另一个层次的理论。所以既有一定理论高度，又有相当的实用价值。譬如《现代乒乓球技术的研究》（1982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这一专著，就经历了这一过程。它较科学地总结了世界乒乓球运动和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兴起、发展，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回答了我国为什么能在技术、战术以及训练等多方面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对促进我国乒乓球运动进一步发展起了较好的作用。国际乒坛人士也普遍认为是我国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的一个贡献。

关于乒乓球旋转的力学研究的多篇论文，深化了对旋转性能、规律的理性认识，为强化对付弧圈球的对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制的“PD-1型乒乓球动态测转仪”，对于提高模拟训练质量；对于利用测转仪这种科学的技术鉴定器材，向教练员、运动员快速提供训练效果的信息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实际意义和学术意义。

我们的部分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新技术博览会奖、国家体委科技进步成果奖，有的成果在奥运会科学报告会、国际乒联科学代表大会上报告，引起国际体育科学工作者的很大兴趣和较高评价。

我国乒乓球项目的科学研究，虽有一支中高级的科研人员、教练员和社会上的一些学者努力进行科研工作。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科研力量、成果水平尚不尽人意，未能与我国乒乓球项目的发展速度和需求同步，存在科学研究落后于实践的状况，但我国的科研工作在正常运转，并取得一些可喜成果。这种局面得以维持，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奉献精神等因素外，我国乒乓球界形成的一种积极探索的学术风气，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民主气氛等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无论是掌权的官员，还是教练员、科研人员，都可以平等地发表己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存在，也允许在意见尚分歧时进行试验，例如1972年，全国学术讨论中有人提出快攻打法在原有的训练指导思想14 J陕、准、狠、变”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转”字的理论未被大多数人理解，但允许进行试验就是证明。这样的外部条件鼓励了人们积极进行科研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良好的条件为科研开发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是我国科研工作能取得成绩并不断向前运转的重要保证。

（3）准确、全面、及时的情报系统

对于正确的决策和针对性的训练，情报信息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我们早在60年代初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第26届世乒赛之前，中国队得知日本发明了一种能使球产生强烈上旋的技术——弧圈技术。为了使中国队能对此产生适应，特地派员去香港观看日本比赛，随后选出运动员专门模仿日本队员。这一行动为中国队在26届世乒赛中获胜提供了重要保证。从这届锦标赛看，日本选手用弧圈球对付直拍选手如巴西、新加坡、朝鲜等队成功率达83.2%，而对付我国成功率是56.5%，每局平均只胜一分左右，效果不大。这里，准确的情报起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由于重视情报工作，因此注意收集各国情报，已成为中国队整个训练竞赛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在第27届世乒赛前的“训练工作安排”上，明确提出“收集各国有关乒乓球技术资料”。在《第27届世乒赛总结》中有这样的记载：“每次国际比赛后，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立即将每个运动员所碰到的对手情况详细地写出技术和战术资料，为以后的训练和比赛积累材料。”

在第28届世乒赛前，中国队为了加强对对手的了解，已建立了以下资料档案：

文字资料。规定每次国际比赛后，运动员必须详细记录对手的技术情况。从1960年起，已集中编辑了世界名手四五十人的资料，以后年年补充、修改。这是制定作战计划的主要依据。技术统计。是对主要对手做的详细比赛记录。数字根据比印象要准确，是深入研究对手的重要参考资料。

技术电影资料。纪录了主要对手的重要比赛情况。可以反复观看、研究。

对于如何运用情报，《第28届世乒赛总结》中写道：必须活用资料。赛前公布抽签结果后，把上述三种资料交给群众，大家帮助比赛队员分析研究对手情况，考虑制订作战计划。并且配备“假设敌”来模仿主要对手的打法，进行技、战术的模拟训练，使我们有所发现，有所体会，找到一些有效的制胜战术。

对于资料，提倡有分析地运用。资料总不能完全反映现实，只能概括地近似地说明情况，况且经过一段时间，对手又有新的变化，而在赛前练习中，对手技术可能有所保留，同时会有新的选手出现，都必须充分估计在内。临赛前，还要组织观察，争取和对手练习，印证、修改补充作战方案。此外，也要准备和情况不明的对手打遭遇战，运用一般战术原则去进行比赛，在比赛过程中观察了解，摸索对策。

以上情况说明，在如何收集情报以及正确利用情报方面，中国队60年代中期即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进入70年代后，工具的改革十分迅速。中国队在收集情报时，十分注意这一点。对外国选手使用的新球拍总是尽快加以报道，研究出对策，尽快地引入到我国的“百花园”里。如31届世乒赛上，法国的削球手畏伯尔，使用防弧海绵拍拿了中国队两分。在第31届后的访欧比赛中，匈牙利队员战胜了郗恩庭、李景光、梁戈亮等人。对此，中国队马上予以反应。随后引入了这种球拍。70年代末80年代初，蔡振华创造性地利用这种球拍打攻球，取得了很好效果。

从80年代初，中国队已基本形成一个包括现役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科技情报人员、乃至援外教练员等多种途径的情报系统。因而，中国乒乓界不仅能准确地了解外国强队一线队员的情况，甚至了解其二线乃至三线可能对我国构成威胁的队员的情况，并为这些队员建立了技术档案。如瑞典选手林德还是少年时，中国队就注意到，这个少年将来可能对我具有威胁。果然，。不久后林德成为瑞典国家队主力。24届奥运会上，他淘汰了江嘉良。这个高效率的情报系统，甚至还对外国强队的教练员情况进行了跟踪。例如第38届世乒赛前科研人员为中国队提供了近四十份情报，其中一份是从日本乒乓球杂志中发现瑞典男队主教练贝尔纳曾对日本记者发表过一次谈话，认为在瑞典举行的这届世乒赛中，如果中国队发挥不够好，而瑞典队发挥得特别好的话，瑞典队可能获冠军。中国总教练许绍发根据这条情报，结合其它方面信息，得出正确的判断：瑞典教练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在本土上向世界冠军挑战，不是“拼”，而是寄希望于对手发挥不好上，存在伐幸心理。因而许绍发大胆作出了决策：提出排“凶’阵的方案，“拼”瑞典队，结果我队以5∶ 0大胜。

这个由各方面组成的情报系统，在高效运转着，它产生的效应是其它国家尚不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