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竞技训练理念

1.百花齐放

在探讨了竞技训练原理、竞技要素、制胜因素、要素因素组合的载体——打法类型之后，就要进入竞技训练理念的层次，即要探讨用什么思路，什么技术路线，什么方针政策来组织实施，以求达到战略目标的最佳途径。这就是“百花齐放”，技术创新，“三从一大”原则及与时俱进的技术策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是党和政府为了繁重艺术和科学而提出的政策，乒乓球界的领导在总结上世纪60年代的第26届、第27届以中国的传统直拍快攻和中国的传统直拍削球在冲击世界乒坛成功之后，在对乒乓球竞技制胜因素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在对制胜规律中存在的适应与反适应、制约与反制约的实践经验进行透彻的分析之后，为了27届以后的正确发展，及时而有效地在乒乓球界落实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并且依据当时国际、国内乒坛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以我为主，采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的技术政策。

这项技术政策的正确性体现在：对世界乒乓球界业已存在的多种打法，采取开放的方针，不人为地限制某种打法，而是百花齐放；但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不是齐头并进，而要以我为主。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又不固步自封，而是采诸家之长来发展自己。当时在乒乓球界有一句口号，叫做“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吸纳世界乒坛的精华，包括欧洲乒坛刚刚兴起的横拍的由守转攻，以及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横拍弧圈球结合进攻，由单面拉到正、反手两面拉等等。这项技术政策的落脚点是“走自己的路”，洋为中用。这是一项辩证的、全面的、完整的政策。既要百花齐放，又要以我为主；既要采诸家之长，又要走自己的路。对于这项政策的贯彻，不是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根据世界乒坛技术发展的趋势，为了落实好“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而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使各种先进打法，都有一定比例。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做的，它的显著成效，就是中国的主花，如直拍快攻，在历史上建立了奇功。从1959年至1989年，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出场的42名主力队员中，直拍快攻占26名，占主力队员总数61.9%。在女子团体决赛出场的35名主力队员中，直拍快攻占19名，占主力队员总数的54.2%。显著成效的另一表现，是中国培植的外来名花，也都中国化了，也能登顶夺冠。

这项技术政策的科学性体现在：它抓住了乒乓竞技的基本矛盾。由五大竞技要素和五大制胜因素的直接对抗中随机组合而成的刺激的复杂性和新异性，除这些要素因素的随机变化外，尚有不同打法和不同工具性能所造成的差异，如长胶削球和攻球造成的速度和旋转，与正胶、反胶、生胶、防弧所造成的各自不同的速度和旋转的差异，不仅在每秒米数和转数上，在反弹的性能、空中运行和落台后的碰撞上均有差异。所有这些球性刺激，会造成对应技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就是为什么会“吃转”，为什么会“球路相克”的原因，这也是训练中特别强调“适应球性”、“细腻手感”、“精确技术”的道理。中国运动员与某些欧洲运动员的显著差别之一是，中国运动员的技术是“精雕细刻练出来的”；欧洲运动员的技术是“自生自灭打出来的”。

要练就广泛的适应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多打比赛，多与各种不同球性的外国人比赛，类似于欧洲选手那样。但这不经济，且有效度也有限，一次比赛并不能碰上所有的球路。经济而有效的方法是在国内培养和扶持各种打法，“采诸家之长”，集纳世界上各种打法和流派，容纳于“中国乒坛小世界”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把不能经常出现的“世界大赛”搬到我们的训练馆来。从广义上讲，这就是世界比赛的“模拟试验”。

在这个“试验”中，一方面磨练和检验我们各种打法的运动员制造复杂新异刺激的能力，以我为主，塑造各种打法、绝招，克敌制胜；另一方面又培养了适应各种球路，对付各路豪杰十八般武艺的能力。这项技术政策还有很强的实效性。尖子运动员对我们乒乓球优势优在何处的深切感受，浓缩成一句话是：训练对手和训练环境为外国所不及，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为外国所不及。在“中国乒坛小世界”中，各种打法，包括各种超前的新人新技术，通过激烈对抗和竞争，众多不同打法的运动员先后或同时攀登上世界乒坛的最高峰，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难以达到的。而我国选手在“乒坛小世界”里，能与外国的主要对手打法相似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比赛，因而具备了对外国选手的适应能力，对他们的技战术不感到陌生。特别是有针对性的陪练，模拟外国强手的模拟训练，更符合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更能使运动员掌握适应和战胜对手的技战术，更有利于特定技战术迁移到比赛中，并能培养运动员良好的比赛心理。

这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理念和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几十年来促进中国队取得了巨大成功。

2.技术创新

江泽民同志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技术创新使中国乒乓球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举凡有别于以往的技术、战术、打法、球拍、训练方法，或在上述诸方面以往不曾出现过的，而其功效又有利于提高单个竞技要素（旋转、速度、力量、弧线、落点）及其组合水平的制胜效果的，谓之创新，或称其有新意。创新技战术在比赛中功效卓著是基于以下两点：

新异刺激论——比赛中的新异刺激，对手往往一时难以适应。创新训练时，创新者可以自己的技术去适应同一类型的10个不同对手，可获得10份类似的经验；而这10个不同的对手，与创新者新技术的训练，只可获得1份经验。而比赛时，创新者可以10份经验去对对手的1份经验。创新技术，特别是新人新技术，往往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获得冠军，如36届时的谢赛克、蔡振华等。

出奇制胜论——秘密武器，如上世纪60年代的张燮林、林惠卿、郑敏之，70年代的葛新爱，80年代的陈新华，90年代的刘国梁、丁松、邓亚萍等。

乒乓球队大力倡导创新，支持每个成员去探索新的技术和打法，形成了创新的氛围和土壤。有三次创新，曾经引发连锁反应，对拓宽中国队登顶的征途，做出过巨大贡献。其一是60年代，直拍削球手张燮林在第26、27、28届世乒赛中，多次将前世界冠军日本队的新老主将们削倒。张燮林的创新是首次在世界大赛中使用长胶球拍，此类球拍削出去的球，在弹出的时间、节奏、旋转速率、空间运行状态、落台及撞拍等方面的性能，与其他球拍相异，对手常常感到很怪，发飘，无谓失误增多。此后长胶球拍也由张燮林的1.6毫米发展到1.7、1.8、1.9毫米（规则允许在2毫米以内）。沿着张燮林闯出的这条路，林慧卿、郑敏之、梁戈亮、陆元盛、葛新爱、王俊、倪夏莲、陈新华、王浩、陈子荷直至邓亚萍，巧用长胶之怪，发挥自身特长，先后成为世

界冠军。

其二是70年代，直拍正胶快攻手郗恩庭改用反胶，创新为直拍反胶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这种新打法，是时任总教练徐寅生提出的，是徐寅生说服、引导甚至逼迫郗恩庭改变的。当时的背景是，面对欧洲选手两面进攻结合拉弧圈球的新打法，中国直拍快攻必须走“快、准、狠、变、转”的道路，他希望有运动员来尝试新的打法。而郗恩庭自知作为快攻手，自己的动作大，再一味求快，潜力难挖。如果改用反胶拉弧圈，有可能成功。但毕竟年岁大了，冒这种危险，需要有人逼。他最终下决心改用反胶。一年后试验成功了。郗恩庭在第32届世乒赛男单大战中勇过七关夺魁。一条新路打通了！20多年来，在这条路上，郭跃华、曹燕华、齐宝香、韦晴光、马琳等直拍反胶快攻手共20余次荣获世界冠军。

其三是90年代，刘国梁的直拍反手背面攻，即刘国梁的左推右攻加直拍横打。1988年，面对欧洲选手日趋完善的横拍“两只手”打我直拍“一只手”的困境，当时的中国队总教练许绍发与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员吴焕群联名发表了试验直拍反手背面攻的倡议，徐寅生和李富荣对此十分关注支持。在主教练蔡振华和主管教练尹霄的精心指导下，刘国梁等一批少年直拍快攻手投身于反手背面攻的试验之中。

三年后，初见成效，刘国梁以2比0轻取世界冠军瓦尔德内尔。又过三年，刘国梁在第43届世乒赛男单大战中将瓦尔德内尔淘汰。如今，刘国梁已成为中国第一位拥有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三项男单冠军的大满贯选手。

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尹霄归纳了这项创新的六项功能：①反手接发球。②拉打下旋球。③弹击机会球。④倒拍后正手可用反胶拉。⑤反手背面发球。⑥正手倒拍发球。

近来有专家指出，凡是直拍反手正面的技术，都可以成为反手背面的技术。这就是说，反手背面的潜能决不止上述6项，而是12项。这表明，这项创新给直拍快攻选手带来的潜能还有待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中国队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并且是随着国际乒联对抗形势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星光为何这般灿烂》一文中，曾列举了在个人技术创新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队的创新占总量的58.7%。国际乒坛的对抗，从第40届至第46届（1989年至2001年），即从中国男队跌入低谷，3届6年与男团世界冠军无缘之后，至1995年、2001年在第43届、46届上重新囊括七项冠军。这期间的竞争也最为激烈，这期间的个人技术创新，也最见成效。如法国的盖亭和比利时的塞弗横拍近中台凶狠型打法，瑞典瓦尔德内尔等人的类似直拍式的横拍左侧上、下旋发球，横拍撇搓式接发球，奥地利施拉格等人的横拍发右侧上、下旋发球等。与此同时，中国队也针锋相对，如孔令辉的横拍反手快“撕”；刘国梁的直拍横打；丁松的攻削结合；阎森、马琳的直拍反胶左推右攻加直拍横打；邓亚萍的横板反胶与长胶结合的全攻型打法；王楠的具有中国传统快速特征的反手连续快拉技术等。以这一时段的对抗统计，中国队的个人创新总量，也是领先于国际乒坛的。仅比男子，是五五开，加上女子，为六四开。除此以外，中国队在打法上的创新，则是领先于各乒乓强国的。截止于2001年，世界乒坛共有五大类18种打法。其中，中国占有16种，日本占有6种，韩国占有7种，匈牙利4种，瑞典2种，捷克3种，波兰3种，南斯拉夫5种，英国3种，法国1种，比利时1种，白俄罗斯1种，德国1种，克罗地亚1种，中国台北2种，朝鲜1种（表5）。

3.“三从一大”原则

“三从一大”原则的全称是“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科学地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这一训练原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乒乓球队一直认真贯彻这一训练原则。

中国乒乓球队早期就认识到，乒乓球运动的性质，属于持拍隔网对抗的技能主导类项目，在乒乓球竞技的制胜系统中，技术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地位是其他任何因素都难以替代的。在训练中紧扣乒乓球项目特点，始终抓住技术训练这一中心环节，就是抓住了“要害”。而技术训练这一中心环节，如何组织实施？是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来组织技术训练，一切训练要求、训练态度、训练措施，都要从难、从严，不怕艰苦。打多球一组结束时，每分钟脉膊可达192次，属大强度训练，每分钟回击左右方位的多球达45～50余次，属高频率训练。运动员常处于“极限”负荷下苦练，反对骄、娇二气。但是这一切的中心，所谓“练到了没有”和“练够数了没有”，都是“从实战需要出发的”，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这就是在训练指导思想上，把“特长突出，技术全面”列为核心。在总体上，这是全队的技术训练路线，在个体上，这是个人的技术规格要求。回顾几十年来，这一“路线”和“要求”，是反复出现的，可以说从未间断过。中国队成功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它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证明了它符合“成功心理学”的规律，是激发个人为实践“特长突出、技术全面”这一“路线”、“要求”的内在动力。“从难、从严”要落实到“从实战需要出发”上，“从实战需要出发”要落实到每位运动员所深刻把握、熟练掌握的备具特色的各自打法上，而每位运动员各具特色的各自打法，又都要落实到“特长突出、技术全面，没有明显漏洞”上。这些，都是规律性的，是对事物内在的本质认识。

狠抓特长突出，就是在运动员所掌握的特定打法中，抓住那些对得分制胜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战术，反复苦练、精益求精，力求使其形成为突出的特长，使它们在比赛中成为得分率和使用率最高的主要的手段，如以往强调并形成的“前三板”技术、正手技术，使发球与发球抢攻在与外国运动员比赛中成为中国运动员的特长，成为中国运动员克敌制胜的法定之一，成为中国队特有的优势。个人的各个具体打法的特长越突出，越有利于个人独特风格的形成，特长越精，风格越明。

抓好技术全面，是抓好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为了适应世界乒坛技术的普遍提高，适应对抗的日益激烈，适应攻防矛盾的经常转换，适应主动被动的经常交替，适应制约与反制约的需要。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是，在特长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力求比较全面。“水涨船高”，即要在一定基础上的特长突出，而不是孤立的突出。否则，对手会盯着自己的弱点不放，使自己无法相持、过渡和反击。特长虽是主要的，但是没有次要的，也就不成其为主要的了。如果说“风格独特”有赖于特长突出，那么，“具有全面广泛的适应能力”，则有赖于技术的全面。中国队在竞技训练中把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一任的教练们，除注意继承与发展“从实战出发，苦练基本功”以外，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处理好训练与比赛的关系：为了适应国际乒坛赛事频繁的需要，也为了国内乒乓市场开发的需要，与以往训练安排的不同点是，训练的周期改变了，由训练的长周期改变为训练的短周期，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过去，中国队与欧洲等强队不同，中国队的训练周期长，有正规的系统的训练时段，又可安排合理的比赛，而欧洲是每年9月至来年4月为赛季，比赛频繁进行，训练时间较少，因而欧洲选手尽管比赛能力较强，但因技术训练时间较少而往往有明显漏洞。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队很快转变了训练安排的模式，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竞技训练规律，紧跟世界潮流。坚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金钱与金牌的关系。坚持完善以集中为主的国家队体制；同时又增强国家队的流动性、竞争性，形成多集训、少集中、多流动、少固定、多竞争、少指定的格局。大力调整和处理好新时期的训练与比赛矛盾，探索“以赛带练”，“以赛促练”“赛练结合”的规律；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证在重大国际赛事前有一个月至40天的系统训练时间，以充分发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封闭训练”、“针对性训练”、“模拟训练”、“男帮女训练”的作用。

处理好运动负荷与技术训练的关系：在技术训练中，贯彻合理安排训练负荷的原则，不搞马拉松式的训练。乒乓球属技能类项目，对运动员神经肌肉系统（尤其是小肌群）感觉的灵敏度要求较高。技术训练只能在中枢神经系统处于良性兴奋状态、精神高度集中时进行，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如运动员过于疲劳，则肌肉感觉处于模糊状态，对球性的分辨能力下降，往往会破坏正确的动力完型而使训练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每天的训练量，大约保持在5小时左右，每天挥拍击球次数，大约在3000～5000次，全年训练日大约在280天。

4.与时俱进的技术策略——打法改革的理念

中国乒乓球界的决策层，数十年来始终站在国际乒坛竞技的第一线，率团参加了历届世界大赛，对国际乒坛风云了如指掌。面对国际乒坛不同历史时期规则变化及技术发展的挑战，这个决策层及主教练们，总能保持头脑清醒，不沉醉于以往的成功，不拘守于以往的经验，而总在思谋进取。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东西。某种技术、某种打法，不可能永远先进，不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变化，总有一天是要被淘汰的。他们深信发展是硬道理。他们熟悉世界乒乓球技术和打法的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他们深刻理解技术和打法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及其规律，因而，他们总能把“挑战”当成机遇，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前进的方向和步法。

世界乒乓球技术和打法的演进过程，大体上可区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代表性打法（表6）。

五个发展阶段中，各种类型的打法在相互制约、激烈的竞争中演进着。一些打法由于不能充分将竞技要素和制胜因素发挥到高水平而被淘汰了。相反，另一些打法拥有这些条件，则在对抗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起来，演进变化为更高层次的先进打法（表7）。

第五阶段是集一、二、三、四阶段的大成所进行的一次速度与旋转紧密结合的升华和变革，基本结束了前几个演进过程中的以转制快，以快制慢、以快制转、以攻制守，以及以转制转的较单一的制约与反制约，跨入了整体制约与重点制约紧密结合的高级发展阶段。

从以上五个阶段的发展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决定技术和打法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仍然是五个竞技要素及五个制胜因素的不同组合，尤其是某一核心竞技要素及某一核心制胜因素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组合，如速度、旋转、落点和快、狠、准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组合等。同时也可看出，技术与打法的演进，还与球拍性能紧密相关。凡是能紧紧抓住核心的竞技要素，制胜因素的组合和调整，并科学地处理好与球拍的关系，就能形成具备新异刺激的打法，就能赢得一个相当时期的生存权，并可能夺取优异成绩。

基于以上的理念，在中国队打法改革的过程中，就遵循了技术和打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妨以中国传统直拍快攻打法的改革为例，来阐释改革的理念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中国直拍快攻打法的特点、作用和功绩，前已述及。但这种先进打法，也不是永远先进，在它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几经磨难和变革，才有今日的面目。乒坛老将、著名教练庄家富曾有一句既是玩笑又很富内涵的话：“中国男队逢九就难过，69、79、89，三九寒天。”1969年，“文化革命”中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失去比赛机会；1979年第35届，失去男团、男单、男双，输得只剩下一条裤衩；1989年第40届，也失去男团、男单、男双，而男团竟以0∶ 5败于瑞典，真是始料未及。这几次难过，既是直拍快攻的磨难，也是直拍快攻的机遇。

第一次：1970年底，当与国际乒坛隔绝4年之久的中国队重返国际舞台，参加传统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时突然发现，我们昔日所熟悉的对手，技术上已大有改观，心中无不大骇：欧洲选手在这4年中，已将中国的快攻和日本的弧圈球熔于一炉，创造了横握球拍，速度与旋转相结合的新打法，涌现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新手，对中国男队构成了很大威胁。当时，就如何迎接欧洲选手的挑战，技术上如何发展的问题有过一场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近台快攻打法应坚持不变，面对欧洲的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我们只有“快”字当头，进一步提高快攻速度，才能保持优势；另一种观点是时任总教练的徐寅生提出的“近台快攻打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模式”，坚持快攻就要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欧洲选手拉弧圈球的能力提高了，我们的进攻速度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攻不上不宜强攻，能否在“快、准、狠、变”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转”字，在旋转上下功夫为快攻创造条件呢？后来经过实践，逐渐趋于统一，认为从长远看，中国的快攻打法应走以快为主、结合旋转的打法，使中国的快攻打法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要提倡一种新的直拍反胶快攻结合拉弧圈的打法。于是中国的快攻打法，开始了新的探索。此后就逐渐培养出了一批善于对付弧圈球的快攻好手，如直拍正胶快攻打法的李景光、李振持、张立、张德英、谢赛克、江加良、陈龙灿；直拍反胶的郗恩庭、郭跃华等。在技术上出现了既要练打，又要练拉的结果，出现了正胶小上旋、正手快带弧圈逐渐过渡到快打弧圈，出现了台内“快点”、反手侧推、挤推、推下旋，加力推、减力挡，正手高抛发球，等等。以上技术，已不同于60年代的正胶快攻了，技术上创新了，发展了。风格上出现了“快、准、狠、变、转”。

第二次：在1988年，即第24届奥运会乒乓球赛上，江加良、陈龙灿两名快攻好手，在男单比赛中失利之后，乒协决策层的徐寅生、李富荣、许绍发等，这三位不同历史时期的总教练、三位直拍快攻的球星，均先后宣布他们自己擅长的我国直拍正胶快攻打法又一次落后了。特别是随后在1989年春天的第40届世乒赛上，江加良、陈龙灿的再次失利，促使他们进一步下定决心宣布：直拍快攻打法如不改革发展，就要宣判死刑了。他们的本意是促使教练们培养出比江加良、陈龙灿水平更高的快攻运动员，因为欧洲总还是不太适应这种打法。

这次的改革理念，促使9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直拍正反胶的快攻好手，如刘国梁、马琳、阎森、王皓、王飞、冯吉吉等等，在国际乒坛上，又重新夺回了直拍快攻的优势。

直拍这两次成功的改革说明了：不能固步自封，死守传统不放；而必须与时俱进，图谋改革与发展。同时也说明了，与时俱进地对竞技要素与制胜因素的重新组合，就能出新的战斗力，出新的技术和打法，以重新占领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