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传统体育非竞技倾向探微——从中国古代球类运动兴衰谈起
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作用下发生发展的，是在一定和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习俗等作用下发生发展的”，“以体育历史文化形态为表现形式的时代特征与以体育民族文化形态为表现形式的民族特征，是体育的两个基本特征”，“体育民族文化形态，在时间与空间的纬度中，都是以一定的民族方式具体存在着，有着具体性特征”。所谓中国传统体育，一般是指1840年西洋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以前的传统体育项目的总称，它和印度传统体育作为主要代表，构成区别于西方体育体系的东方体育体系。与西方体育体系比较，传统体育有其显著的特点：（1）强调“身心结合”、“身心一体”、“性命兼修”，不讲究人的身体动作和人体美；（2）强调“静”和“行气”，不追求力量和速度；（3）倾向非竞技性和娱乐性，缺乏竞技性和公平竞争精神等等。所以，谈起中国传统体育，人们必定自然而然地想到在那轩斋、路亭、竹影、槐荫之下，一壶小酌，羽扇纶巾悠然自得的手谈——围棋，或者是气运丹田，沉肩垂爪，或仿白鹤亮翅、或学野马分鬃的太极拳，以及为许多诗人美仑美奂地赞颂过的武术套路……等等。这些项目大都没有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强烈竞技倾向。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颇具竞技性的运动项目，比如球类运动，甚至世界也公认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祥地之一。但是，中国最终不能成为足球泱泱大国，其他具有竞技倾向的运动也在历史长河中衰微泯灭，究其根源，这是中国文化固有特性制约的结果。因为在古代中国，体育没有独立化、纯粹化，它没有像奥林匹克那样，把体育与宗教仪式、理性理念分离，它既是体育，也是哲学。
1 传统竞技性运动的衰微及其历史背景辨析
中国古代球类运动，总称为球戏。包括被称为中国足球的蹴鞠、骑马（或驴）以杖击球的击鞠，徒步以杖击球的捶丸等。其中，以蹴鞠和击鞠最具竞技性。
蹴鞠，又叫踢鞠。鞠，早期是以熟皮所制内填充毛发的实心球。传言黄帝所作。这种足球活动，在战国时期开始流行。据《史记》载，齐国“临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两汉时期，蹴鞠活动在民间普遍开展，汉高祖父亲“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此为欢。”汉高祖为了让其父亲生活快乐，特意在长安以东修造新丰宫，移请家乡故旧住在那里，和太上皇一起生活、斗鸡、踢球。据刘向《别录》载，汉武帝时，每到寒食节，长安城或“穷巷踢鞠”、或成群接队到郊外踢球。汉末的曹操更是把一个踢球能手孔桂留在身边，随时陪他踢球。汉代以后，由于战车在战场上消失，战争以步骑联合作战为主要形式，统治者认识到提高军队将士身体素质和体育运动意义，认为“踢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讲练之”。在军队中推广蹴鞠活动，训练士卒。“军无事，得使蹴鞠”。到了东汉末年，割据兼并战争连年不断，蹴鞠进一步受到重视，“三国鼎峙，年兴重革，以上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成了学习的内容和目标。到了唐代，蹴鞠运动更加兴盛，它首先表现在参与者更加广泛，除了民间开展广泛之外，帝王、宫女和士大夫阶层、文人墨客也都不乏爱好者和高手；其次，运动形式不断改进和发展。发明了充气足球，改进了球场格局，以球门代替了简陋的地坑——鞠域以射进球门界定胜负，加强了竞技性，即分成竞技双方进行对踢，竞争角逐。
击鞠，又叫击球、打球，是中国古代马球。最早记载，见于汉末曹植《名都赋》：“连翩击鞠壤，巧捷唯万端。”唐代，马球运动相当兴盛，长安城不少蕃人打球。唐代马业发展，官宦策划，马球作为宫廷娱乐活动，经久不衰。唐朝自高祖至哀帝李祝，历23帝，绝大多数都是马球的爱好者，到了唐中宗朝，由于“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景龙四年，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吐蕃王举行盛大宴会并举行一场击球赛，唐皇家先输一局，中宗随即令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嗣虢王和附马杨慎交、武崇训上场，4人对吐蕃10人，李隆基“东西风驰，风迥电游，所向无敌”。
天宝六年，唐玄宗认为，马球是“用兵之技”，“武由是存，义不可舍”，不能“徒习于宫中”，于应“示于天下”，于是下诏在军队中开展马球活动。由是军队马球运动蓬勃开展，不少将领勤于骑马打球。唐诗人张祜在《观泗洲李常侍打球》一诗中曾这样描述马球的情景：“聚骑鞍上月，轻拨镫前风。半转时乘势，旁梢乍进零。等来低背手，争汉旋分鬃。远射门斜入，深排马迥通。”这些诗句传神地描绘了军旅马球活动竞技激烈，火药味十足的骑马出击、冲击迂回、贴马近战和射门得分。
这些竞技运动，在士大夫阶层也十分流行，成为新科进士举行集会游赏的重要内容，每当科举结束就在月灯阁同禁军赛球。
到了宋代，蹴鞠、马球的竞技性逐渐转向娱乐性。随着社会文弱风气滋生和发展，开始滑坡走向低潮，仅存于宫中表演，或在城市瓦子里卖艺。及至明代，只能在妓院中娱客。到了清代，有的逐渐消失了，有的成为少数职业艺人的表演节目。
但是，包括其他中国稍有竞技倾向的体育运动，即使在其兴盛之时，亦受到传统文化的挚肘，或仅在喜庆的节日，在宫廷、军旅和社会上层开展，其礼节繁缛。例如，盛唐时期的球类活动，特别是宫廷中的活动，“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诉得头筹。”十分讲究排场，显得过于节日化、装饰化，表现出一派闲逸祥和的气氛。
2 非理性审美取向，是竞技体育的动力之源
人类文明就是由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审美取向的交织、并存，融合的存在。以及由各自内在力量发挥作用，彼此之间的变异、消长的对立统一的推动下发展。
理性主义使人类告别了动物时代，告别了野蛮，使得科学和技术的初萌和发展成为可能。理性赋予技术以强大的非人工、非自然能量，可以产生新的理性，如医疗；同时，也可产生新的非理性，如武器。技术的进步，能使人类的本能更为自由，更为丰富。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模拟了人的本能，同时也模拟了人的理性，并因此而造福于人类。但当它从哲学的思维模式衍化为政权模式乃至人的生存模式，则反过来窒息了人的原始冲动与原始创造力。
非理性主义则从肯定个体走向赞美强力，从肯定欲望走向认知死亡，又从追求死亡走向肯定存在，在重新估价性欲的同时，又找到了性与伟人，性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又一种联系。在非理性主义作用下，人们绕过了理性主义这个曾经是文明标志的漫长时期之后，重新回归了本能、欲望、原始性。在膜拜了数千年的英雄之后，又回味到史前原始社会群居人的那种浑蒙的平等与自由；人们在饱偿理性的果实之后，厌弃了这种果实，反倒甘愿再度回到原始，以汲取生命的冲动与生命活力。
正如李力研同志所指出的：“文明是理性的，它必须辅助于非理性的内容，才能真正健康而稳健。这就是体育哲学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体育的本质是感性的，它的实质就是 ‘人的自然化’。在一个越来越脱离了兽性和野性的社会中，我们自己必须造出一种兽性来，它就是体育。”正是非理性审美取向激活了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在体育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深刻的竞技倾向。
体育竞技现象具有属于非理性的审美文化内涵，是以竞技对手为假象敌借助于象征公平的外在器具，模拟人类的暴力行为和暴力现象，以战争战术抽象的方式进行抗衡的技巧比赛的体育活动。但是，体育竞技是非暴力行为，它只是抽象地体现了战争与暴力对抗的侵略性，反映攻击他人，迫使同类的人屈服、顺从、膜拜自己的意图和追求团队、民族向心的心理特征。竞技给于人们的激情和人的欲望的宣泄，是人类美和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竞技的胜利者及其拥护者，会得到成功地进攻、破坏和占有他人的类似满足；而失败者及其拥趸，则会将自虐和他虐后宣泄掉内在的欲念，获得生活的经验、过程、感觉的实践的满足。
足球是一种野朴粗犷的竞技体育运动。它之所以能够冲破人类地域、语言的隔阂，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爱好的运动项目，就是给予了人们怀恋野朴的人与自然的亲近情愫，怀恋人类原始逐猎、战争的潇洒与艰辛、冒险与优美、生的渴望与冲动、死的神圣与静谧。绿色的草坪象征着广袤的大自然原野，比赛就象征着一场大军团的战争或是围歼野兽的族群打猎活动，脚下的足球则是他们的致敌于死地的利器，人与球的奔跑移动、球员间的组合、冲撞勾勒出战争和田猎的情景，大雨滂沱、泥浆飞溅或雪花纷飞更影托着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的悲壮情怀，足球的胜与负牵动着人们团队、族群和民族存亡的理想。这就是足球的非理性主义的魅力。
非理性主义作为人类精神和肉体上的永恒存在，为体育竞技向民众生活提供了最原始、最本质的活力，成为人们的一种审美取向。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审美取向，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崇尚的“中和”、“温柔、敦厚”，“尚清悦乐”、“文质彬彬”、“善美统一”、不尚冲突的传统风格相悖。竞争、强体力抗争、裸体（甚至半裸体）都不是中国文人主流观念。至胜者狂欢、败者称臣，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忌讳的内容。因此，在体育的竞技倾向，在中国必然受到主体文化形态笼罩的社会、习俗、舆论的排斥和压抑。
3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压抑了传统体育的竞技倾向
中国文化存在理性主义的一面，也存在着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一面。
每当中国文化走上发展高峰时期，主体意识得以高扬，非理性精神十分活跃，竞争精神乃至竞技精神较为普泛。由此可见，非理性主义，作为人类精神和肉体的永恒存在，为体育竞技对民众生活的渗透提供最为原始、最本质的活力。
中国文化历经了先秦与盛唐两个发展高峰期。
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中国文化以周文王时代《易经》文化和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哲学成就为代表。《易经》文化的核心思想——易，它强调“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阴阳二道互相作用，产生宇宙一切现象”。这两种“道”各自内在力量作用的发挥，使得它们之间呈现着相互变异、消长。它揭示的本质不是纯然的静态——“永恒的和谐”，而是冲突。儒道文化中的人生观、自然观，不仅充溢着放纵肉体的思想，也首肯人向自然的索取的挑战，也同样是一种冲突。先秦时期的哲学和审美文化必然导致人的生存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标新立异、千差万别。不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辨传统，孕育了屈原悲壮的诗篇，体育文化也百花争妍，出现了蹴鞠、角力、举鼎等富有竞技意念的体育运动。士阶层最流行的体育往往也极是对立的，孔子把射驭作为重要的修身课程，老子则赞美胎息、守雌，追求内在机能的改良以及内在力量的激活。这些充分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完美结合。
李唐王朝起家于五胡杂居的河东太原一带，较少受到尚文的中原主体文化影响，给唐代文明注入了刚健强悍的素质。唐代文化的发展，唐代王朝奉行儒道释三教并行，无形中削弱了儒教的“正统”地位，其实质就对先秦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流派以及百家争鸣文化格局的一种复活和复兴。在唐朝，人的主体性被再度抬到很高的地位，非理性主义又一次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导潮流。因此，唐代吸取了不少来自异域的竞技运动，如马球等，并将其普及于大众文化圈中。
但是，中国文化终完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儒家文化强调“家天下”，“忠、孝、仁、恕”的理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通过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大统一思想基础。理性主义是以强权的形式出现，它在统一中国、构建中国文化历史功不可没。正是这种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在总体的历史沿革上保持了其统一，使中国文化保持了它鲜明的特质。中国哲学很难跳出儒道的圈子。这种强调大统一思想的负面价值，就在于其有过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以压抑人的自然欲望，阻止人的创造欲和竞争欲为代价，它严重窒息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使得具有传统中国文化的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出现了人为的扭曲、变态、弱化，乃至退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的人格萎缩了，只有等级、只有惟命是从，只有为他人、为家、为国而活着，只有闭锁性，屈从性、阿谀性、奴化性、内省性、保守性的和谐精神，而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和主体自觉意识，缺乏竞争欲、进取欲、竞技欲、开拓欲、外向欲和平等欲的冲突精神。
在这种文化格局环境下，传统体育的特点就如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斯讥讽的那样：“中国儿童不象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做爬高跳低之类的事，他们不知道运动竞技，游戏只有放风筝、踢键子、赌博、打麻将、放爆竹，对武力的赞赏也完全没有了。”在这样的文化大氛围中，必然把体育也逼上了与儒道并存的发展道路。
所以，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要求，自汉以后，“独尊儒术”的政治模式不断地压抑了中国文化非理性审美的取向。唐以后，理性主义文化逐渐占据优势。宋元以后，反竞技倾向、自大、内省、保守、宁静、情动、怀古更逐渐成了社会的整体思维导向。及至明清，统治者肆意抬高宋代理学的地位，使宋代一直是非官方哲子流派的程朱理学，成了明清两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清朝早期统治者由于受游猎民族习尚较深影响，喜射猎尚角斗的风气也一度风行。但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以非理性的粗暴的方式对待文化主体创造者，便使得这时候文化深深地打上沉闷的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运动竞技倾向的扼杀，“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陈独秀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击杀益堕健斗之风。”这样，竞技体育何以有生存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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