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标准亦是博弈

中国人做国际标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闪联能成为国际标准，与政府、联盟企业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中国人必须做自己的标准，不参与竞争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

2005年，IGRS先后成为电子行业标准之后，闪联的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这为闪联的国际化之路埋下了伏笔。2006年，以闪联技术为核心，中国向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国际标准提案，至此，闪联踏上了长达6年的国际化征程。

迈出的第一步总是艰难的，中国自主标准走向国际要攻克的第一个堡垒就是克服国外专家对中国标准的偏见。

孙育宁还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时，外国代表疑惑的问：“中国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标准呢？”在外国代表眼里，中国是个制造大国，根本没有必要做自己标准，也没有相关的技术。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洲、美国和日本先后提出了近10个3C协同方面的技术标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Intel、索尼等公司建立的DLNA（数字生活网络联盟），这些国际联盟的企业规模都很庞大，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

这样的偏见让这份首个来自中国的国际标准提案，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某些国际知名企业和组织的阻挠，为了避免对自身的利益造成影响，他们更希望将中国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很多国家的组织或跨国公司会采取寻求国家的帮助和公司间联合的方式来获取标准化的胜利。利益关系使得中国标准在国际上申报时往往会面对很大的阻力。

在国际上，标准亦是博弈，牵扯着国家的利益，很多情况下不仅是国力之争、企业之争，也是一个利益争夺的过程。孙育宁知道，在这场博弈中，主导棋局并非易事。

从完成国际标准的立项到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通常还要经过委员会草案、国际标准草案以及正式的国际标准草案的起草和表决等几个主要阶段。按照国际惯例，每个阶段的投票支持率都有明确的要求，有些还要达到75%以上才能通过。然而，在投票游戏规则上，其他国家更加熟悉，更会有效利用规则来打压中国。此外，国外秘书处给中国的文件漏发、错发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IGRS标准几次被迫推迟审批。

回顾那段日子，孙育宁愁眉蹙额。他说：“从2006年到2012年这样的事情有不少。有一次，我们的标准已经获得各国专家的通过，但是上报到SC25秘书处时，却无故延迟了三个月，为此我们还对SC25秘书处进行了维权投诉。”

在一次次的博弈中，孙育宁开始摸索游戏规则、总结经验，并加强与一些关键国家代表的沟通，不断突破原有的投票阵营，让外国专家接受来自东方国家的提案。

孙育宁对记者表示，申请国际标准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需要说服国外代表团。其实标准有竞争，但是技术也有融合。应用本身是类似的，只不过实现的手段不一样，不同的协议之间还是可以进行互联互通的。在这个过程中，闪联团队也会为国外提供有益的建议。可以说，标准能否顺利走向市场，关键是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比如闪联设备如何与DLNA设备也可以有沟通的机制，市场与技术如何能够更加有益的结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与国外专家沟通的。闪联采取的是“公平、开放、兼容”的理念，只有国外专家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我们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市场也是证明标准成功与否的关键。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加强，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联想、中兴、华为等企业逐步“走出去”，迈向国际舞台，IGRS标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回首来时路，孙育宁感慨万千：“中国人做国际标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闪联能成为国际标准，与政府、联盟企业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中国人必须做自己的标准，不参与竞争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