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整顿，1974-1975(4)

邓小平在5月份的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谷牧开始向与会者介绍钢铁问题的严重性，但邓小平插话说，“这样讲还不够。应该说，这样继续下去，对钢铁工业是破坏！”他又说，“谷牧说每年增加250万吨钢没问题，我说每年增加300万吨也不难？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邓小平说，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7月1日以后就不客气了。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他说：“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铁道部已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但在这里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欢。”他接着又说：“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他说，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那么复杂，杂事很多，但是高层管理人员不能每天只抓技术性的小事。“公司必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茶，而是指挥生产的。”在5月29日召开的关于钢铁工业的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企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他把重点放在钢产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上，并批评四家最大的钢厂——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都没有完成指标。他说，鞍钢的问题最大，关键是领导“软、懒、散”。1975年6月4日，经毛泽东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钢铁主管部门下发了13号文件，内容与整顿铁路的9号文件相似。

文件重申了1975年2600万吨的目标产量。国家计委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直接向国务院汇报，保证钢铁生产指标的完成。为了给钢铁厂所需物资提供保障，电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关部委都向这个小组派出了人员。要求各省市党委履行对钢铁厂的领导责任，确保它们完成指标。各大钢铁厂都召开了贯彻13号文件的职工大会，有些大会的参加者多达4万人。直属国务院的最高领导小组也每周开会，讨论各项计划，确保指标的完成。不过领导小组在8月1日开会评估钢铁生产时，与会者承认，要完成之前定的高额指标颇有难度。其中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春天他还在大胆领导着推动钢铁行业的工作，可是夏天生病以后，他无法再提供一贯的坚强领导后盾了。干部们仍然担心如果只抓生产，忽视极“左”政治，他们以后有可能遇上麻烦。确实，“四人帮”当时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正在犯这种错误了。

中国在1975年生产了2390万吨钢，与1974年的2112万吨相比显著增加，但并未达到2600万吨的目标。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胜利。从12月15日到23日（此时邓小平已在上层受到小范围的批判），谷牧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负责钢铁生产的省级干部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会上仍在唱高调，但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在12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2046万吨。

1975年中国钢铁生产的改善与当时日本的钢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3年后参观一家现代化的日本钢铁厂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仅这一家工厂的钢铁产量就是1975年中国钢铁增产后总产量的数倍。邓小平在1975年的努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猛增到1989年的6159万吨，199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12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到2010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6亿吨的钢铁年产量，相当于1975年钢铁产量的25倍。

浙江问题和王洪文的失势

1975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选拔新的领导班子，让过去斗来斗去的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当时，分裂最为严重、最需下大力气恢复团结的省份是浙江省。1974年，随着秩序得到部分恢复，除了江苏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经济都有所增长。浙江是一个人口多、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它的问题在1975年一季度仍很严重，工业生产比1974年一季度下降20%，全省财政收入下降28.5%。由于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的努力，1975年全国前8个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平均增长17%，浙江却下降了6%。毛泽东1975年2月8日从长沙来到浙江杭州美丽的西湖，在回京接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前，在那里一直住到4月中旬，对浙江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在杭州时有很多机会与省里的干部谈话，特别是党的老干部谭启龙和军队老干部铁瑛，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毛泽东这时有恢复秩序的想法，因此觉得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相反，他在杭州时对翁森鹤印象不佳，翁过去是造反派头头，从1973年到1974年一直有王洪文为他撑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浙江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因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谭启龙又控制不了他们。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在1974年也开始出现不和，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飞到长沙时，毛已经对他过分紧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年春，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怀疑进一步增加。浙江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于是派王洪文分别在1974年11月和1975年3月与浙江领导人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一无所获。从4月27日到6月3日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评，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决浙江的问题。王洪文为此做了检讨。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于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蹿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