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秦汉帝国的扩张与崩溃
自从秦始皇一统中国,中国就进入了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就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还是有不属于它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少被纳入中原的管辖体系,更常见他们向中原挑战,侵入、征服甚至统治了中原。著名的五胡乱华①和金、元王朝,就是较为显著的例证。
秦和两汉是一个连续体
直到秦帝国的出现,才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为中原,可是中原的范围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移。不过,以中国和欧洲的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有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之地都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则很难挑战核心的地位。
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做三个朝代来看待。正所谓“汉承秦制”,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扩散的。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①直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命大将蒙恬主持开筑,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是联结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由于道路较直,故名直道。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整体而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
秦王朝筑长城、开直道①、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时,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可以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国之后裔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农民在内的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兴盛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这并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体系,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汉代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史记》和《汉书》都很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的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的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这套讯息传递系统至少在西汉大半的时间里面,能为中央的种种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使这么庞大的帝国基本上能够稳定地运作。
西汉的崩溃,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内乱。那是因为王莽这个书呆子,他并没有理解汉代设计这套讯息内馈系统的功能,以为只要中央不断地下命令,就可以将一个设计好的“新政”,落实成儒家思想向往的理想国家。有人以为王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不然,他至多是一个以皇帝身份来抚育子民的专制帝王。王莽得到皇位并不合法,所以他和拥护他的人发动或制造大规模的舆论,以此来支持他的政权。由于舆论是经过制造的,中央从此不能得到真实的回馈讯息。王莽的种种措施,调动了许多资源,使得天下骚然,许多农民脱产投入变乱,而政府的反应既不恰当也不够快。于是,王莽接手的一个庞大的汉帝国,就因为大规模的民变而瓦解了。
西汉帝国的扩张策略
从西汉的对外关系来看,中国最大的挑战者是草原上的匈奴,这个部落集团可说是历史上罕见的游牧帝国。匈奴骑兵部队来去如风的速度,使得汉代的长城沿线必须处处设防,这是以少击多的战略。汉代费尽心思要制伏匈奴,最后是以取得良马马种,训练了可以跟匈奴对抗的骑兵部队才最终取胜。霍去病号称骠骑将军,他所采用的战略就是以快速行动的马队千里奔袭,深入匈奴腹地,再由卫青统领大量的步兵部队,沿着长城各路并进,从而一举把匈奴打垮。
中原和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是用大量的资源来抵消匈奴灵活机动的战略。从那以后,中国北方的战争都是依靠钱粮和补给取胜,这种战略也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如果因此引发内部资源不足而发生民变,王朝也许就会垮台。西汉的胜利,就是因为内部的资源可以用到相当紧张的地步,而政府能够随时应变,才不至于蹈秦代的覆辙。
汉帝国在西南一带的扩张,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展过程。其基本形态是先打通道路,建立若干据点;汉人用贸易和移民一步一步渗透,直至填满南方和西南各地本来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中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规模并不大,而帝国的扩张却是持续和稳步地推进,最终西南和南部大体上都与中原核心地区联结为一。这一扩张策略和罗马帝国不同。罗马是先用军队征服一个地区,然后将罗马兵团留在当地,与当地的旧有势力共同执掌政权,自己的核心地区常常因此被掏空;而罗马兵团驻守的各处新领土,并没有和中央融合的机制,结果就是边缘逐渐脱离于核心地区,最终独立。
因此,西汉帝国的对外扩充,是建立在有充实的核心,而且有一个相当顺畅的信息回馈制度之上的。
东汉地方势力的膨胀
东汉是西汉王朝贵族的复辟,可是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改变。这个王朝的核心地区和西汉王朝的核心地区,基本上是一样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制度,经过西汉的发展,构成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这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以此来调动资源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这种制度建立在完善的道路系统上。灵活的市场交换,施行察举制度的文官系统,在东汉发挥了更灵活的讯息回馈作用。
汉代的地方层次,因此有相当大的自治空间。可相对而言,这并不是民主制度意义上的自治,必然造成地方势力集团的膨胀。汉代地方的巨室大族,就是这种地方势力集团,可能延续好几代。于是,本来可以有助于中央地方平衡的机制,却转变为地方力量的坐大。再加上中央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郡的上面添上了一层监督郡县的“州部”,可是“州部”权力的制度化,反而使每一个州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分割中央的权力。发展到后来,十三个州就不再是代表中央来控制地方,而是挟制地方,挑战中央。
东汉的外患也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留在草原的南匈奴,本来和汉朝相当友好,可是在西部又出现新的力量。在河西走廊一带一直到青海大草原,出现了一些不太大的部落,当时称为羌人,他们正好扼住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对汉朝的国际贸易及汉朝与西域的交通都形成威胁。这一批人数不多的羌人,并没有很严密的组织,却为汉朝增加了不少困扰。
可能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包括匈奴)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时中国东方和中南部出现长期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疾病现在已经不清楚,至少可以判断的是天花和某种从中亚传入的不知名的疾病,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疾病共同作用。这些疾病在气候比较温和与潮湿的地区蔓延很广,维持很长时间,造成人口的大量变动,少数民族地区最受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的汉人地区,可能因为死亡的威胁,人们都想逃避,于是侵入今天湖南、江西直到广东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造成许多纠纷。汉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武装力量,一方面企图制伏羌人,另一方面也想打开南方。帝国的资源,因为这两项持续很久的战事,也颇为紧张。
前面说过,十三州部的逐渐独立,使中央能够运用的资源相对减少,以至于西面和南面本来规模不大的战争,却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奔命。两汉对比,制度上一点小改变,就可以使得帝国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
“五胡乱华”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
西汉是儒家思想由成熟走向正统的一个阶段,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也已经被融合在儒家的体系之内,从此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扰。东汉开始,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取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仰。在人民生活困难或者对于不可知的命运有所畏惧的时候,新进入的佛教向他们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心灵安慰。和佛教思想相当接近的道家,在这种环境下也忽然有了复兴的动力。尤其是在翻译佛家经典时,道家的名词,作为“格义”①被佛家借用,佛道两家因此成为既对抗又联盟的思想系统,足以挑战长久独尊的儒家。
从此之后,中国不仅仅只有儒家这一家意识形态,而是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是有社会阶级性的,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群一般都信奉儒家,处于权力圈边缘或以外的人则常常站在佛道一边。这种核心和边缘分裂的现象与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状况极为相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②认为,基督教的出现,首先也是在边缘人群中得到传播,从而削弱了罗马本身的传统理念。
大概从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之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东汉中期几次大规模打击匈奴的时候,恰逢北方温度剧降,以至于匈奴人大批的牛羊死于大雪,连牛犊、羔羊都接不上明年的春天。同样寒冷的西北地区,羌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大量渗透进入汉族地区,甚至取代了当地居民,其根本原因也是气候变化。所以在东汉末年,西部边防军董卓跋扈,启动了东汉的崩溃;而中原东部,在今天山东、河南和苏北地区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却是宗教教派发动的大规模变乱。这一地区,在中国也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稍微南部一点的百姓可以向更南移动,而这些华北的老百姓,后面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前面无路可走,又有宗教信仰作为结合的动力,于是“黄巾之乱”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整体而言,秦代和两汉三个阶段可当做一个大帝国来看,它延续了四百多年。到三国以后,中国长期扰攘三百多年,局面才逐渐澄清,开始隋唐帝国的时代。“五胡乱华”的几百年,也正是世界气候史上中古的大寒冷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引发了所谓“蛮族大入侵”,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其实都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气象学专家,例如竺可桢先生等人,根据冰川遗迹、格陵兰冰层、加州红木年轮等各种资料,都认为这一段时期是北半球最寒冷的时期,也是中国动乱最剧烈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