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发展：人口位势与资源平衡的上(1)
国际战略
在一个国家里，人口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有动力的要素，但其生产和生活的需求是要与资源的供给相平衡的。尤其是在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其人均GDP不断增长，需要在工业、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方面不断地投入和建设。另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源。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口位势会如何，资源需求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数，怎样从国际视角谋划中国未来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战略，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不战自败：中华民族规模萎缩和身体素质下降
从长远看，中华民族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即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人口规模急剧缩小，转基因等现代技术食品影响人口的生育和素质。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过去没有被列强的武力侵略所打倒，但极有可能因为发生上述灾难，在现代工业和科技时代被削弱国力。如果是这样，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甚至印度等国的竞争和较量中，将不战自败。
（一）适度人口争论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
就中国人口增长及规模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资源的关系，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一种是人口增长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各要素中，人是最能动和最宝贵的资源；人口越密集的地区，经济越发达，就业机会越多；而技术进步会扩展资源、生态和环境的空间，摆脱生产力水平低下对人口容纳的束缚。另外，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家庭预算的约束，结合先进的现代生育技术能实现对人口增长率的自动调节。因此，不应当强制用行政手段抑制人口的增长。另一种是人口应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平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即人口规模超过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容量，会形成严重的就业困难、交通拥挤、饥饿、贫困、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据此，需要抑制人口增长，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相适应。理论上的这种争论，在政治执行力较强的国家，往往会变为政策，并对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形成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出台的背景并不是因为人口多而造成了生态环境资源紧张，当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许多资源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其出台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加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引起了就业困难，粮食等供应短缺等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自然的人口增长与长期体制问题造成的生产力低下、就业容纳有限等等之间的矛盾，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中国这30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及达到世界经济规模第二的位势，最为根本的就是其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优秀的民族素质。从发展的动力来看，13亿多人口，将近10亿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良好的人口素质和教育，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支撑；13亿多人口的消费，使得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其广阔的市场需求；数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作为原来生活水平较低的民族，中国每向更高一台阶的水平迈进，都会形成巨大的经济规模。如中国2012年的人均GDP只有6094美元，而美国是49802美元，与之相差很大，但中国13.54亿人口的GDP总规模则达到了8.24万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位于世界第二。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种理论如果被转化为政策，并且使之极端化，往往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3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短期内是有利的，但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极其严重，甚至从长远看，将可能会为此付出灾难性的代价。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0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和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低成本高生育率的农村自然经济基本解体，城乡家庭小型化，生活来源市场化和货币化，以及伴随着上涨的物价，成本约束生育成为了最有效调节生育率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计划生育技术也为此提供了条件。实际上，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人口生育下降的自调节作用，从改革开放初的20%左右，已经上升到现在的80%左右。而另一方面，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其部门和从上到下体系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而且社会抚养费又与其部门利益，甚至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关联度高，计生政策的执行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自动调节作用的加强适当弱化；相反，则越来越强硬。
（二）计生政策已经形成灾难性的初始格局
由于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会出现人口规模长期萎缩的境况，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远期低迷、青年人减少使经济活力下降，养老负担沉重，债务高企等困境，甚至可能会使国家财政、金融崩溃。
1.老龄、少子、失独和中华民族规模萎缩
中国未来40年内，面临的是老龄化严重、青年人口少、及存在大量“失独”家庭的状况；远期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或者人们逐步形成少生习惯，2100年后，中华民族将只剩下5亿人。那时，中国必定会成为排在印度、美国等国之后的二流国家。
（1）人口规模大幅度萎缩
尊重事实及科学研究的多数人口学家，都认为2100年中国人口规模会萎缩到7到9亿之间。届时，世界总人口约为100亿左右，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0%下降到7%到9%之间，如果计生政策持续严格，继续恶化，则会降低到5%左右。联合国在2010年对中国未来人口有个预测，他们是在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基数按照比六普还要高的生育率为初始数据，进行了高中低三种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到2026年，然后转入负增长，2080年以后负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人口缩减会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届时中国人口将会比2010年减少4亿人，约是9.41亿。如果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的增长只会再持续6年时间，在2017年达到峰值13.6亿后迅速下降。其后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更是不断地加速，预计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将会减少到5.1亿。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10月20日发表的《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人口过亿的国家将增至17个，印度的人口将增至16.14亿，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2）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社会
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老龄化格局已经形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我国城乡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
从趋势看，老龄化速度加快，2001到2020年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2021年到2050年，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3）少子化与失独家庭增加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少子化趋势出现，意味着未来青年人比例越来越低，将导致整个人口的活力下降；并且，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独生子女死亡，还将形成千万左右的失独家庭。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段人口由22.4%下降到了16.5%，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4岁以下孩子所占比重不到10%。而有学者根据目前的万人死亡数据测算，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0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4）中华民族族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不同族群差别化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改变着中华民族人口的族群结构，特别是长远预测，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1980年新增儿中汉族群占96%，其他族群新增儿为4%；2000年新增儿中汉族群占52%，其他族群新增儿上升为48%；而2010年新增儿中汉族群占48%，其他族群新增儿比例超过汉族群，上升为52%。如果差别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或者晚调整，未来中华民族各主要族群比例结构的变化则为：1982—2082年，汉族群人口从10亿减少为6000万到1.2亿；而其他族群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可增加16到32倍，2100年时，中华民族族群结构中，汉族群人口，将可能缩减为5000万到1亿，而其他族群人口规模达4亿到8亿，经过近12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华民族中，汉人最终变成了占总人口12.5%的少数族群。
总体来看，21世纪中华民族的人口格局将呈现如下特点：人口老龄化比例将达30%左右，青年人比例将越来越低；积累1000万左右的失独家庭；本世纪末，人口规模下降到5至9亿，为全球人口的5%到9%；而且中华民族族群结构中，汉族群人口比重将下降到12.5%。
2.养老成本剧增和经济崩溃风险
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美国社会保险负担的危险状况。实际上，中国由于建国以后实行了近40年不计提养老金的制度，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调。未来养老金和老年人医疗保障金的缺口，问题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2011年，社保资金有2.25万亿的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为2.5万亿左右，而实账部分仅为2703亿元左右，“空账”达到2.25万亿，即社保资金有2.25万亿的缺口。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也就是说，到2011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的19497亿元中，近2/3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已经收不抵支。
曹远征和廖淑萍在他们的研究中认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保障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将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而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将会持续增加。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
如果2050年，不计医疗保险金缺口，仅养老金缺口就累积到当年GDP的95%，那么再加上其他福利收支不平衡等因素，财政赤字率可能上升到8%左右，债务率可能会上升到150%。这个格局，比美国目前的状况还要糟糕，势必会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如果财政向银行发债，继而向金融体系透支，结果或者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导致金融体系崩溃。加上经济失去活力，产品成本中养老金和医疗成本比例太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三）转基因食品危及中华民族延续和素质提高的风险
对来自常规武器的战争，我们可以防御和反击；对来自核武的打击，我们也可以尽可能防范，并以核制核；但是，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对有意或者无意的、隐性的生物风险，或者生物战争是难以躲避的。危险的“高生物技术”食品在食用后，潜伏并在几代人后才会引起人类灾难，常人无法及时识别。在两代人以后，甚至长达多代人以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规模急剧萎缩和素质下降，其灾难甚至比最凶猛的核打击都要严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21世纪世界各国博弈中，这种无意识的生物技术灾难，或者是有意识的生物战，给发起国带来的结果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而博弈的失败国，稀里糊涂，不战自衰，知时已晚，有苦而说不出，甚至找不到复仇的理由，也没有了复仇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