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智慧的痛苦(3)
当然，由于人类同时具有自然的有限性和理性的开放性，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亦只能由他自己去探索和确立，因而他的价值目的毕竟是理想性的而不可能最终成为现实，而且始终只是他追求和探索的目标而没有现成的终极答案。所以，人类生存的价值方式既是他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而且高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优越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生存方式，以这种方式生存于世无异于一种“冒险”：价值无疑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但是当我们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理想的时候，受到种种限制的理性既无法弄明白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不可能完全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也无法完全充分地确证这一理想，甚至无法证明的确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理想。然而我们却别无选择，因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对我们而言性命攸关，我们不可能因为有危险就放弃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必须冒险，因为只有冒险才可能有希望，或许正是在危险中蕴含着希望。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伊甸园神话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味着人的开放性存在。
伊甸园神话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亚当犯了原罪，而是亚当怎么可能会犯原罪。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亚当怎么可能犯罪呢？难道说上帝眼看着亚当犯罪而不加干涉吗？难道上帝不能预知亚当会犯罪吗？难道上帝明知亚当犯罪也不去制止他，任由他成为千古的罪人而且还株连他的所有后人吗？显然，如果上帝明知道亚当要偷吃禁果而不去阻止他，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不知道亚当要偷吃禁果，上帝就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不能预知亚当要偷吃禁果而去阻止他，上帝就不是全能的……所有这些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我们或许可以有一种解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级的产物，它的“高级”就体现在自由上，因为创造一个完全被上帝所支配的造物并不能真正显示上帝的荣耀。所以，不是人凭他自己就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是上帝赋予了人违背他的意志的自由。
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的进化。
通常我们总是说，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不但没有使自然更加欣欣向荣，反而一步一步地将自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似乎也有点儿不可思议：难道自然产生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我毁灭的吗？！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看：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自由，而自由毕竟是要冒险的。因为人的自由不同于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的自由。我们把上帝设想为无限的存在，人则是有限的存在。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自由是创造的自由。人是被造物，他的自由主要体现在选择的自由，即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人的自由选择始终是受限制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选择是不是最佳的或者惟一正确的选择，困难之处在于，我们经常是只有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才能确定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然而那时已经没有了退路。自由之所以在20世纪之前一向是美好的理想，而到了20世纪却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命运，其原因就在于以往人们在谈到自由的时候主要说的是“人类”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抽象的、普遍性的东西，而当自由实实在在地落在个人身上的时候，自由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负责任，由我们自己来承受选择的后果。
总之，人不仅因为智慧的痛苦而成其为人，而且具有开放性、非现成性的自由本性，这就决定了智慧乃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给哲学问题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本性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人是某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自由存在，因而他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本身也一定是一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对象。既然如此，哲学问题当然不可能有最终的解决，如果有的话，那时人也就终结了，或者说结束了自己的“进化”。因此，爱智慧根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人成其为人。人“成其为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等待”着人去实现，而是说“人是人的未来”，他的“本质”是未定的和开放的，由他自己来塑造自己本身。
因此，一般的哲学问题乃是人类明知道永恒无解但是却不得不永远追问下去的难题。人们追问哲学问题不仅仅有痛苦，有无奈，也有欢乐，毋宁说在“智慧的痛苦”中就蕴含着“智慧的欢乐”，而且是真正持久崇高的欢乐。按照我们的哲学史观，哲学不仅起源于问题，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永恒的探索之中，因而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然而，如果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我们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哲学是什么”和“什么是哲学”。表面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追问方式都是在追问哲学的那个“什么”（概念、定义、规定），似乎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我们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在逻辑上问的是这种东西的“本质”或“本性”，亦即规定它“是什么”的“定义”。然而所谓“定义”所表述的既可以是曾经如此或现在如此的实际状态，也可以是将来如此或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前者说的是“是如何”，后者讲的则是“应如何”，一个是“实然”，一个是“应然”。在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是没有这种区别的，或者说上述两方面是统一的，但是哲学却不在这“一般情况”之列。由于哲学家们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普遍的共识，使得我们只知道以往人们关于哲学的不同规定，而无法确定关于哲学的一般规定，所以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什么”问的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而“什么是哲学”问的则是究竟什么样的哲学才能够被我们称之为哲学，亦即作为普遍意义的哲学“是什么”。当我们以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追问哲学的时候，似乎显得对哲学有点儿不太恭敬，因为这意味着在“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与“哲学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着差别，把这个问题问到底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哲学过去或者现在是什么样子，它有可能还不是它应该所是的样子。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那么，把“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区分为“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样两种不同的问题形式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这种区别是有意义的，我们除了知道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思想之外，究竟能否把握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普遍规定？
首先，“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的区别给我们的启发是，哲学的一般规定与科学的一般规定是不同的，它具有更广泛的“宽容性”和“历史性”。关于哲学的规定应该体现它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这种领域和范围亦有其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亦不应该企图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除非这种哲学思想确实可以涵盖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倘若如此，它也就不是“一种”哲学了）。因为哲学的问题和对象根源于人类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之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就人类有理性而言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理想，但是就人类的有限性而言他又不可能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虽然他无法实现这一理想但他又不可能不追求这一理想，哲学就产生于这个“悖论”之中。由于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暂时与永恒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我们命中注定要千方百计地去尝试各种方式以图超越这一界限，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是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而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由此可见，哲学不可能存在于“一种”哲学之中，而只能存在于所有哲学之中，因为任何一种哲学都只不过代表着哲学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而不可能代表哲学问题的所有解答方式。我们之所以坚持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做出区别，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所谓哲学归根结底乃是哲学史这个道理。这也就是说，谁要想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就必须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可能的哲学都考虑在内，我们不能按照给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规定哲学，因为一旦哲学有了这样的科学的定义，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了。
所以，“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是需要用整个哲学史来回答的。我们只能通过追问“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来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哲学的本性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呢？
三、问题与对话
通常在非哲学专业的人看来——其实大多数学习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是一样，哲学不仅无用，而且晦涩难懂，因而人们若不是对哲学敬而远之，就是对之不屑一顾。我们前面所说的话，试图消除关于哲学无用的成见。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喜欢哲学，但也读不懂哲学著作，那么我们怎么学哲学？
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正常，虽然的确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语言。
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无论你学了多少种外语，那些外语也一样是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当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时，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在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中形成的。但是，当我们试图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另一种语言可供使用，换言之，我们也只能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语言就不得不扮演“一仆二主”的角色：同样一种语言，既要用来表达日常生活中有限具体的事物，又要用来表达抽象的有时甚至是无限的哲学对象。问题是，我们能否使用有规定性的话语来表达无限的哲学对象？！这显然是成问题的。
因而哲学家们始终挣扎在这种困境之中。
并不是哲学家们都不会正经说话，也并不是我们的理解力都成问题，以至于不能理解哲学著作的深奥寓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著作晦涩难懂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问题作为永恒无解的难题，的确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哲学家们并不是在故作高深，而是有苦难言：他们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但是却苦于说不清楚，他们千方百计试图找到某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的话语方式，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不过，哲学家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是一回事，我们能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可以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熟悉了哲学家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就是熟悉他们的问题，按照他们的思路，理解他们的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哲学不应该让人们敬而远之。哲学看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还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假如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就以这张桌子为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是从哪里来的？使桌子成为桌子的究竟是构成桌子的材料，还是桌子的概念？构成桌子的材料与桌子的概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具体的桌子生灭变化，桌子的概念是不变的，那么桌子的概念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假如桌子都毁灭了，不存在了，桌子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桌子而不是椅子？我们能够形成关于桌子的知识吗？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与桌子本身是符合一致的吗？……如此等等。
按照柏拉图的思路，世界上有三张桌子：一张是画家画的桌子，一张现实中的桌子，一张是作为桌子的概念的桌子。柏拉图认为，画中的桌子摹仿的是现实中的桌子，因而最不可靠。现实中的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存，也不是最真实的存在。只有桌子的概念，不会因为现实中的桌子的毁灭而消失，它才是真正真实的存在。显然，经验论者肯定不会同意柏拉图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念，只有现实存在的、被我们感觉到的具体的桌子才是实在的，所谓一般普遍的桌子概念并不存在，也没有意义。然而，若是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立场看，现实中的桌子不过是物，认识中的桌子受到主客二元式的认识框架的限制，不可能把握桌子的本性。只有画家的桌子不同，他实际上将桌子、使用桌子的人——尽管它可能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上——连同他的世界，浓缩在一幅画中，等候欣赏者融入其中，打开艺术的世界……
可见，由一张桌子几乎可以问出所有的哲学问题来。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呢？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 nicht Werke），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言外之意，哲学问题的终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探索。所以，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永远“在途中”。由此可见，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某一种哲学体系或理论学说之中，而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则是问题史，因而哲学的全部意义乃存在于追问和求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