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哲学的诞生(4)

四、本体论的转向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以毕达哥拉斯（Puthagoras，盛年约在公元前532年）为创始人，集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团体。他们擅长数学，勾股定理至今被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可能正是因为对数学的研究，使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理由是万物中普遍存在着数学结构，例如比例关系规定着事物的存在，也是天体运行的规律。显然，“数”尽管还不是思想概念，仍然具有感性的特征，但是与水、火、土、气相比，毕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通常我们将其看做是从早期自然哲学到巴门尼德存在论的中间环节。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是同时代的人，两者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拉克利特强调运动和变化，巴门尼德强调静止不动；赫拉克利特主张万物是多，巴门尼德则主张存在是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个人，一个代表着始终处在生灭变化之中，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一个代表着不动不变始终如一的“本质”（存在），两者就好像哲学的一对孪生兄弟，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他们的思想后来都汇集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之中。

巴门尼德（Parmenide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公元前501），生活在南意大利的爱利亚城邦，他是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哲理长诗一开篇，巴门尼德就借女神之口为众人指点迷津，希望把人们从黑暗带到光明之中。我们的认识面对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真理之路”，一条是“意见之路”。“真理之路”以“存在”为对象，“意见之路”则以“非存在”为对象。“非存在”不是不存在，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自然事物。在巴门尼德看来，只有存在是可以思想和述说的，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因此，知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存在之路。在希腊人那里，知识与意见有着严格的区别：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意见则是因人而异的。巴门尼德把以往的自然哲学都看做是“意见之路”，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使哲学走上“真理之路”。哲学家们要追问的总是最根本的东西，亦即第一性的东西。如果说以泰勒斯为首的一些哲学家追问的是时间上在先的最古老的开端和主宰，那么我们可以说巴门尼德扭转了哲学的方向，他要追问的真正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时间上在先的本原，而是逻辑上在先的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巴门尼德关于两条道路的划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本质与现象，只不过还没有那么明确。他所做的努力，无非是使人们从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感觉经验超越出来，转向常住不变、永恒惟一的本质。

那么，巴门尼德为什么要与自然哲学反其道而行之呢？

希腊哲学要寻求的是运动变化的自然万物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然而自然哲学家们所说的本原都具有感性具体性的特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以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所有的自然元素，而这样的本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更不用说我们对之难以形成知识了。不仅如此，虽然本原被看做是最原始的东西，然而哲学家们在追问本原的时候却因众说纷纭而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一来知识就难以确定一个立足点。显然，知识必须从一个确定无疑的东西出发，不能陷入无穷后退之中。后来，亚里士多德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无穷后退不可能”的原则，所谓“无穷后退不可能”原则指的是，如果知识是存在的——在希腊人看来确实如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立足点而不能无休止地追溯其根据，即无穷后退，否则知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无穷后退就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古典哲学乃至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直到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如此。现代哲学不再坚持这样绝对的立场了，因为我们不再像以往的哲学和科学那样将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看做是绝对的普遍必然的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巴门尼德凭什么说只有存在是认识的对象？巴门尼德延续着前面的推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既然如此，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就一定是存在的。于是他得出结论：“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注12：《古希腊哲学》，第93页。）。通常我们把这个命题简略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且归之于黑格尔。实际上，巴门尼德早就提出这个命题了，只不过它的含义与黑格尔不尽相同。我们可以把这个命题看做是思辨思维的公式：认识无非是要达到与对象的同一性，而这个同一性在感觉经验中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的，只能在思想或者理性认识之中有其根据。因为思想是普遍性，存在也是普遍性，惟有在思想中达到知识与对象的同一性。由此，巴门尼德便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通过理性认识的方式认识万物的本质。

巴门尼德哲学是希腊哲学的转折点，虽然这一转折的深远意义直到苏格拉底之后才真正显现出来。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伟大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关于两条道路或两个世界（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划分，确定了后来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基本方向。其次，他将“存在”确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再次，他不再像自然哲学家那样武断地宣称，而开始使用逻辑论证的方法，使哲学向理论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最后，他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的命题确定了理论思维或思辨思维的基本形式。

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西方哲学从宇宙生成论转向了本体论，而且蔚为大观，统治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多年。

所谓“本体论”（ontology）应该译作“存在论”，因为其词义就是关于“存在”（to on）的理论（logos）。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追问的是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因而本原通常是时间上在先的质料性的东西，而后者则追问的是宇宙自然在本质上真正第一性的东西，存在乃是在逻辑上在先的东西。

那么，巴门尼德为什么用“存在”来规定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呢？

先让我们看一看“to on”（Being）这个概念的翻译。在希腊语中，to on有两种含义，一是所有存在着的东西，一是存在者的存在，汉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因为to on（Being），可以有“在”、“是”、“有”等等的含义，汉语却没有一个可以将这些含义包容一身的概念。译作“存在”实在有点儿勉为其难，因为汉语中的“存在”意指“存有”和“在场”，两者都有某种具体性，而“to on”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个概念的翻译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现在还没有定论，或许也不可能有定论，因为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令人满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所以，我们仍然沿用“存在”这个概念，取约定俗成之意，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存在”概念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语言学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印欧语系所特有的系词结构的产物。

在印欧语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语句结构，即系词结构：一个语句通常是由系词连接主词和宾词而形成的。不同的语言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形成不同的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因而不同的哲学形态，如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其差异总有语言学上的根源。希腊人最初以自然万物的本原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寻找生灭变化的自然万物中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自然哲学家们以某种自然元素如水、气等作为本原，因为本原需要满足一个条件，这就是它必须能够在保持自身的同时还要能够转化为其他的自然元素，如此才能说明自然万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但是，如果本原也是一种自然元素，也处在变化之中，那么它就不是真正不变的东西，而且由于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存在着争论，从而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于是，巴门尼德认为本原不可能是不变的东西，因为它们处在运动之中，只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非存在”。那么，什么才是真正不变的东西呢？我们用语言来述说事物。

在希腊人看来，语言所表述的东西与被表述的东西是一回事，语言就是存在。在语言中，主词和宾词都是可变的，惟有连接两者的系词“是”是不变的：天“是”蓝的，花“是”红的，这“是”一棵树等等。一切东西首先是，然后才是什么，换言之，这个“是”是使什么成为什么的根据和前提。现在我们要寻找变化中不变的东西，而不变的只有这个“是”，加之由“是”的不定式亦衍生出了它的分词形式和名词形式，这就使我们可以像追问其他概念的含义一样，追问“是”是什么。在巴门尼德看来，正是这个“是”使是什么的东西成为了什么，正是这个“存在”使存在着的东西存在出来了。这就是说，“是”先于所是的东西，“存在”先于存在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先于”指的是逻辑上在先。或者说，一切是什么的东西先要“是”然后才是“什么”，一切存在者先要存在然后才能存在出来。于是，存在不仅是所有事物中惟一不变的东西，而且它也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和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