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何为“中国梦”？(2)

这个排名的一上一下有着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的GDP总量曾经长期是世界第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入了深渊。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重返世界GDP总量第一，这是巨大的荣幸。也许当这件事发生时，国内外很多人未必理解它的分量，未必知道它多么来之不易。但只要回顾一下历史，看一看“东亚病夫”曾经被人践踏、辱骂、蹂躏、掠夺的惨痛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为那一天的到来而骄傲。

美国经济总量领先世界已一百多年，它的这一领先地位一旦失去，不仅对美国，甚至对整个西方和整个人类文明进程，都会是一次巨大的震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标杆。一百多年前，即便是傲慢的欧洲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具有比欧洲更强大的活力、更蓬勃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冷战结束后，美国又被标榜为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方向，以至于有人得出“历史终结”的宏论。多年来，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都成为全世界的“榜样”，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

一百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家与民族落入灾难的深渊，中国人也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劣等民族”。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在为民族复兴、国家崛起而奋斗，但是，看好中国、希望中国早日繁荣富强、相信中国一定能重新崛起的信念，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世界主流。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很难想象现在中国居然能够再次成为世界的巨人。即便在这一百多年间相信中国能够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只有像日本那样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才能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然而，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奇迹一个曾经奄奄一息、看不到希望的民族，居然再次成为世界的巨人，并将重新占据世界的核心地位。

相比之下，以印度为代表的很多非西方国家，被西方长期殖民，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受西方文化耳濡目染、手把手地近距离熏陶几百年，并没有使它们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后起范例。反而，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模式而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这一现实将导致全人类思想认识领域的深刻变化。曾经有人宣称，只有像印度那样被西方殖民三百年，才能改造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人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几百年来认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成功面前，也将不得不接受一个铁的事实：西方认定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对于那些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国家，在追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道路上，因为有了中国的成功，它们有了一个非西方的借鉴模式。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两个翻番”“两个百年”的目标，我们需要在信念上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自信，在我看来，既是实现目标的前提，也是目标实现后这种自信更加充足的底气。我们需要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先进因素，但是，所有的学习都应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2013年3月，习总书记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也就是说，发展现代化，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需要我们寻找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方法。如果鞋子不合脚，那不是脚的错，而是鞋子的错。应该换鞋子，或自己动手做新鞋子，而绝非要削足适履。

二、“中国梦”的现实针对性：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中国梦”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即2049年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简称“两个百年”。在我看来，“两个百年”不只是时间限定，不仅具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献礼”性质，也是明确的宣示。它针对的是一种在中国弥漫多年的不健康情绪，我称之为“末日心态”或“沉船心态”。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动荡，以及“苏东剧变”，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和衰退的境地，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历史终结论”的狭隘心态和短视目光下，从那时候起，就不断有人给中国的执政党下达“死亡通知书”。有的说三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十年，国外不断出现和炒作的“中国崩溃论”也与之遥相呼应。虽然他们每一次对中国执政党的“死亡诊断”都没有应验，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幼稚的，但还是有不少人再三再四地做出这一威胁性的“死亡诊断”。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国内外还有不少人红口白牙地断言：中国执政党最多还有五年或十年执政时间，有人甚至宣称“有没有十九大？不知道”。

这些预言虽然一次次失败，但依然一次次重新出现，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希望像颜色革命那样推翻中国执政党，或是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轮替，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发展的西方政治模式。“西方模式是绝对正确、唯一可行的模式”，这种观念和认识在当今中国有市场，甚至影响到中国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人。他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繁荣富强，反而认为末日即将来临，中国执政党这条大船即将要沉没。这就是我所说的“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

“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第一是信仰丧失、理想坍塌，乃至对自己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失去理性的判断。轻者，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中者，吃喝玩乐地沉醉于堕落；重者，想办法提前改换门庭。这就是“末日心态”“沉船心态”造成的危害之一。

第二是赶紧捞一把，尤其是某些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认为快变天了，因此，在船沉之前赶紧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或家人捞好处，以备将来之用。这种行为还反过来刺激“末日心态”更加强化为了不让自己的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受到制裁，“末日”最好早一点来，“船”最好快一点沉。到那时，自己不仅安全了，还可能成为促船快沉的功臣。与此同时，一些“裸官”把贪污腐败所得藏匿在海外也是这一心态的体现，仿佛给自己提前留好了安全的后路。

第三是加紧瓜分国有资产。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掌管大量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国有资产以合法的方式实现了市场化，一部分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显得不干不净。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中，还有大约30%依然是国有经济。在“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下，这部分国有资产成为船沉之前尽快疯狂瓜分的对象。为此，有些经济专家为腐败唱赞歌，强调腐败的合理性；有些法律专家为腐败者提供法律避风港，这都是为了在船沉之前，自己先挖墙脚地凿下一大块船板，以便届时逃生，并在逃生后成为新的“人上人”。

第四是大肆造谣污蔑执政党和现政府。客观地说，执政党和现政府的确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各方的监督和改进，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因。然而，改革根本是为了执政党、政府和全社会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指出病灶应该是为了快点治好病。而在“末日心态”和“沉船心态”下，指出执政党的毛病只是为了证明一点：它快死了，它该死了。为此，造谣和污蔑成为促死的毒药，成为让末日早日到来的战术手段，甚至还成为执政党的反对者美化自己、标榜自己“伟光正”的最佳工具。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被用来反对中国执政党的西方模式也有正反两方面。但在“沉船派”“末日派”那里，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倒，因此，中国社会一切坏事情的污水都可以随便泼在这个“将死者”“必死者”身上，统统归为中国的体制作恶。但事实上，很多坏事情的根源恰恰是“沉船派”所主张并推行的西方模式。他们却在末日狂欢的气氛中，将一切罪责都推到执政党头上：既证明罪恶累累的“他”该死，又证明纯洁善良的“我”该生，该替代“他”掌权。

因此，“中国梦”提出“两个百年”的目标，实际上是换了一种方式宣示：末日不会到来，中国的这条大船不会沉。这对于纠正长期以来“末日心态”“沉船心态”造成的不良后果，具有强大的醍醐灌顶的作用，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一种体现。因此，“中国梦”制定的“两个百年”目标实现后，膜拜西方、将西方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狭隘观点，必将大大失去市场。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充满信心地看到实现“中国梦”将带来的巨大正面作用，同时也应该充满警惕地预计到，为了防止“中国梦”实现后西方模式落入冷宫，某些西方模式的痴迷者纠集各种势力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尽一切可能咒骂、诅咒、嘲讽、讥笑“中国梦”，破坏或阻止“中国梦”的实现。

十八大以后，国内外有一种论调说，中国要放缓经济发展步伐。这种观点比较含蓄。沿用这一观点，有人赤裸裸地主张，不惜破坏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倒逼政治改革。这种言论的本质就是，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广大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在这一喧嚣中，还有人说：为了中国的环保，平均工资降一半也可以。这种论调包藏了极大的祸心。事实上，破坏中国经济的方式多种多样，催眠式的理论、观点，对于缺乏自信的某些官员容易起作用，导致他们在决策上的失误。而以环境生态的名义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被美化的糖衣炮弹。中国的确需要注重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但是，改善环境、保护生态决不能同发展经济相对立。而且，只有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环境生态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工业革命在英国蓬勃兴起时，英国的环境生态极其糟糕，泰晤士河就是一条臭水沟。如果那时英国人为了环境生态而放弃经济发展，还会有今天吗？所以，在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始终是正确的。只不过，在继续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以资本主义的教训为鉴，对自己生活和生长的土地、自然有更多的关爱。发展是为了中国人过得更好。

“中国梦”不只是“两个翻番”要求的硬指标，也是“两个百年”所要求的软实力。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不尽如人意，与中国整体国力的增长不相匹配，但是，在当今中国发展处于关键历史时期之际着重强调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软实力问题，并不为时过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使得我们所需要的软实力具有了丰富和充实的来源，它是对中国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价值和长时段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

二十多年前，美国人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它是指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国家靠文化和理念等因素对其他国家获得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中国梦”，我们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但实现“中国梦”的“软实力”还不仅仅是对外施加影响。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自信，没有与自信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很难形成。

自“中国梦”提出以来，有些人便将自己的狭隘理解强加其上。例如，把“中国梦”说成是“宪政梦”，或者说成是多党轮替、一人一票等。这些说法矮化了“中国梦”，把“中国梦”等同于几个政治口号或几项政治制度，而忽视了“中国梦”的根本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并不只是那些人狭隘理解的“宪政”、多党制和选票。这些东西的确是西方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但当今世界还有不少国家完全接纳了这些西方模式，却没有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手段并没能保证它们现代化的延续，而是日益遇到难以克服的危机。因此，中国要实现“中国梦”，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而应该明确自己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手段。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即人类文明到美国模式已经终结了，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了，认定历史发展只有唯一的道路，其形态就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宣称它是“人类普遍史”“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也就是后来很多人宣称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早就有人提出过。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甚至也曾经认为人类历史就终结于中国那个时候的形态。在西方世界，提出“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是第一个。历史会不会终结，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从地球、太阳系的生命历程来说，结论应该是明确的。然而，人类文明、意识形态、统治形态等，是否就一定会终结于福山所认定的那个模式？具体辨析的意义不大，一个简单事实是，时隔多年后，福山本人也改变了这一主张。当今世界也没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