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话说盗墓源起(3)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南北朝的“潜葬”之制相比，唐陵平面布局更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的。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依然不再像当年珍珠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真正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成熟阶段的布局风格是明陵。明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被誉为“地下宫殿”的明神宗定陵玄宫，该陵墓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5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多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都是厚葬惹的祸
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会庇护后人。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着的变化。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随葬青铜礼器、玉器等随葬品。除了精美的随葬品外，大型墓葬中往往还有殉人和殉牲，有的墓中殉人多大百余人。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yì）藏之。”汉陵中的藏品，可以从赤眉军盗墓时的情形窥见一斑：当年，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同样地，因未开掘而尚未得知其珍宝数量的，还有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陪葬墓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乾陵的藏品将是多么丰盈。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累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这些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的宝花，令人叹为观止，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还有数千件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礼制社会，丧葬的等级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随葬棺椁的重数、随葬礼器的数量等，僭越不得，却也马虎不得。后世的人们往往利用这种礼仪制度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攀比现象。
在清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了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正是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盗墓与反盗墓之间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与盗墓是呈咬合发展趋势的。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风潮愈高涨。也许，历代帝王将相并没有想到，他们在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正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地猖獗，它令死者尸横于野，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墓贼觊觎宝物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这说明，古人对于厚葬的危害，早有所认识。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盘，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北宋时的陕西转运使李朝孺盗得商末名臣比干墓，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出现了。《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厘（lí）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在该墓中，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1928年夏天被盗掘的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导致墓坑下陷。当时正好有一个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破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