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世事维艰(2)

这些垂死挣扎鲜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有钱的潜在客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们跑到市政府，说自己身无分文，请求成为贫困人口中的一例。这些具体数据因为没有得到妥善保存而无人知晓。失业者大概有1500万—1700万，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100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数的5.2%，考虑到这个比例在40年前还是25.1%，这一情况令人震惊。他们没有共享“新时代”的繁荣，经济危机也只使得他们所处的这一全国公认的困境进一步加剧。1932年，一位记者由美国的农民想到了在报纸画刊上看到的蒙古农民，以及平原地区遭遇饥荒带来的阴影。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没这样低过。1蒲式耳[1]小麦的价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麦10美分，1磅[2]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猪肉或牛肉2.5美分，200个一箱的苹果（假设它们都是毫无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农民充满了苦难和汗水的劳作折现，这意味着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以棉花活来说，最强壮、手脚最麻利的人从太阳升起一直辛苦劳作到太阳下山，一共14个小时，采300磅棉花只赚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卖掉玉米买煤烧更划算。肉类的价格也跌到了谷底，一个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场，最终得到的回报还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主通过借贷买了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宰杀了一群牲畜，却只把它们丢在峡谷里任其腐烂。喂养牲畜花费的钱是赚不回来的。转身离开时，他对一名记者喃喃道：“这是打击‘大萧条’的一种方式，对吧？”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抵押拍卖通知贴在了住户门柱上和州法院门口。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卖。共和党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恳求胡佛总统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他写道：“每个农民，无论他的农场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农产品的价格，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农场主破产了，甚至买不起麻绳，付不起工具维修费，买不起种子，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与此同时，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每磅黄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两打鸡蛋41美分），因为城市里有诸多闲杂人等，所以那些在职人员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在“饿不死人”的水平。

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削减工资，但他也反对小时工资制，因此，在1932年春，当美国钢铁公司第二次削减工资时，工人们深感无助。工人运动几乎绝迹，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成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少到220万，约占劳动力的6%。1932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尔这样的新英格兰工厂小镇，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农奴一般被使唤。其中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让他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大量求职者使得雇主们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公司职员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时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还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时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务业7.5美分，砖瓦制造业6美分，锯木厂5美分。“大萧条”之前，马萨诸塞州纺织厂很少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负责20多台织机。现在工厂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亚当米克看到十几岁的女童工操作着30台宽式纺织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歇。

在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里，15岁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时，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劳工部专员报告说，超过100家商店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时的店员60美分。纽约市是纽约州压榨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其服装行业雇用的5万名妇女受剥削程度最深。《时代周刊》报道“无良雇主”将“工资削减到中国的水平了”。织帽子的工人工资是40美分一打，一个工人每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是2.5美分一条，一个女孩一天只挣到20美分；做拖鞋衬垫的人做72双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个小时也才1.05美元；制裤厂的女清洁工缝合熨烫一条裤子可以挣0.5美分，通常5分钟可以完成一条，所以时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3000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000美元后再进行。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打算来罗伊斯城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萧条”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000多万美元。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6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1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3]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