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会需要金融
我们如何解读这本书呢?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两个概念似乎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金融”这个词通常都和管理财富的理论及实践联系在一起,它的目标是不断扩充各类资产组合,并通过管控它们的风险及税务负担使得富人更富。本章后面的部分将回顾这种世俗的看法,并对其发出挑战。“好的社会”这个词已经被无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沿用了很久,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身处其中的理想社会,从定义上讲,这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所以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金融与资本主义结合得日渐紧密。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学者们围绕社会平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他们的议题几乎都围绕着资本主义体制展开,子话题包括社会应有的市场体系、私有产权、法律制度以及阶级关系等。这些体系和问题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定义当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从19世纪马克思那些激进性的言论到20世纪米尔顿·弗里德曼捍卫自由市场体系的理论,理论家们的争论似乎都是围绕“工业资本主义”展开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现代化的生产、融通和贸易体系。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金融体系的崛起,在这个新的体系里,一度曾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金融业一举成长为社会前进的主引擎。已经有很多学者著书立说,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的经济特征。在这场思想浪潮中,我也针对市场波动撰写过一些学术论文以及像《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这样的专著,也算做出了一些贡献。当前正在演进中的严重金融危机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系的思考,既有局部的问题,也要考虑全局性问题。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将此次危机称为“第二次大紧缩”,它反映出自200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现象已经可以和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所以此次危机也使得民众开始强烈地排斥金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金融体系的演进
《金融资本主义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Finance Capitalism)的作者乔治·W·爱德华兹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串通一气,在布局巨大的阴谋,而J·P·摩根就是他们的领头人。在“大萧条”时期,许多评论家和广大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说过:
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评论2007年的恶劣金融危机时也说过:
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
亚夫林斯基是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撰写《500天过渡计划》的人,他在这份计划里详细描述了如何将俄罗斯经济转轨到自由市场经济轨道上来,而俄政府最终任命他为副总理,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此次危机发生后,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2011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真实的政治》(Realpolitik),他在书中一个名为“结构性转变”的章节中提出:
发生根本的结构性转变的原因是主要发达国家道德逐步沦丧。诱发结构性转变的事件通常就是金融业及其关联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在本书中,我认可大多数评论家的部分观点,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变革应该覆盖面更广,而不能仅仅抑制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如果我们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那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能够扩展、纠正和规范金融的发展,那么我们仍然有能力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同样的繁荣和自由。
金融体系的传播不可遏制
撰写本书的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正因如此,我们通常把金融与近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比如说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引发这些问题的法律和制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得更宽、更远一些。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金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演进。一些发源于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创新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和东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于1978年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起始阶段是将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汉语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经济体系借鉴过来,通过与中国内地国情的结合和演化,其体系日渐完善。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起始于纳拉辛哈·拉奥总理执政期间,执行人是曾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学习的曼莫汉·辛格,辛格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使当代金融可以在更自由的空间内发展。俄罗斯于1992~1994年执行了凭证式私有化项目,执行人是叶利钦总统手下的部长阿纳托利·丘拜斯,该项目是在亚夫林斯基的计划基础上改进生成的,是俄罗斯政府精心谋划后采取的一种强力推进经济转轨的手段。其初衷并非是要使金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深入渗透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而是要使得俄罗斯民众所拥有的资本总额名列世界第一。
这些手段或者体系原本是为金融业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制定的,突然将复杂的体系强加到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当中必然诱发各种问题,在经济转轨期间,投机者将大量财富敛聚到自己手中,而民众对这种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汇集的现象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但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呈现出金融体系繁荣发展的现象,其经济增速也令人称羡。此现象也不仅仅局限于这几个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未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成员国、中东各国、中非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的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年均6%的增幅。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通过一系列协定组建了多家全球性机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复杂的金融工具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现在已经扩展为世界银行集团,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门前陈列着该机构座右铭的浮雕—“为消除世界贫困而奋斗”。世界银行为多边发展银行组织开了一个头,后来陆续出现了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欧洲重建及发展银行、泛美发展银行等同类机构。
当今社会,现代化金融机构随处可见。但是人们应该意识到并非只有股票或债券才能代表金融市场。或许读者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价格也与金融产品息息相关,它们的价格对期货价格的影响和股票及债券价格的波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谷物交易市场同样也是一个金融市场,它需要使用和股票市场类似的科技设备,也存在价格的波动,并且对实体经济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仅从这些对比上讲我们可以说谷物交易市场也是金融市场。全球范围内许多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些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波动,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体会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从而也说明把这些机构带上正轨的重要性。
金融体系与马克思宣扬的共产主义
20世纪70年代,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甚至曾一度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寻求变革,这不能不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正在迅速告别历史的象征。
当代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巅峰时刻出现在1848年,当年欧洲主要城市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民众起义。这些工人阶级自发的反抗运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且从根源上讲,工人们起初并没有提出任何共产主义的诉求,他们只是简单地反映了草根阶层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但正是这些运动为共产主义生根发芽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这些民众起义的重要性,在共青团(一个曾经为基督教会所领导的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于同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在书中提倡暴力革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也成为1848年开始的革命运动领导人。虽然当时的革命并没能持续太长时间,但是他们宣扬的理论已经被民众视为替多年以来一直沉默的阶级说话。
“共产主义”一词源于古法语词汇“commun”,意思是普遍的,同时也反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核心信条—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应该由全民共有。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之所以要由全民共同拥有资本,目的在于打破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
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社会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劳动者无法获得资本。他暗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发展的目标完全由上层社会决定—所谓上层社会也就是拥有资本的人,而普通民众没有发言权。虽然他的理论中没有明说,但是根据推理,在这样一个体制内,贫苦的劳动者是永远不可能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的,也永远不可能从富有的投资者处获得风险投资。
但如果仅从理论上讲,在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你能想出不错的赚钱的点子,你就应该能获得贷款。我们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还并不能完全实现这样的理想,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民主化的进程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参与金融活动的大门正一步步向全民敞开。我们必须怀着美好的理想,让这种趋势继续沿着正途发展下去。
我承认现实中存在各种障碍,怀才不遇者并非少数,更不用说将才能转化成财富。比如,来自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的不识字的年轻人很难有机会在大城市的某家银行寻求到做生意的启动资金。阻碍这部分人群获取资本的社会障碍确实存在,这种障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同样数额的贷款由于地区差异和科目差异,借款人所要支付的利息大相径庭。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达弗罗对此现象总结说:“这些证据的存在使得我们很难相信信贷市场已经接近其理想状态,至少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做到,在理想状态下,信贷市场应该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投资之间毫无关联。”
但这种现象并不代表金融体系的本源性问题,其存在只能说明我们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民主化、人性化和扩大化改造。财富分配这个基础问题在马克思倡导的新社会中依然存在,这个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得以解决。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通过改进公众教育和沟通方式等措施逐步改善分配体系。
金融体系走向成熟
我们已经确确实实生活在金融体系蓬勃发展的时代,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后悔。为了督导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将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位,我们确实要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对它们进行约束和引导,但最终这些机构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还是由它们运营的理念和它们所掌握的权力决定。我认为,金融机构及金融变量应当与朝夕变化、季节更替和潮起潮落等自然现象一样,对人们生活起到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提出将取消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不过我们可以用其指代一些金融机构发展较落后的市场经济体,毕竟当今世界上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还处于这种状态。就算我们想要大肆批评现有的金融体系,我相信也绝没有人会把其他可选的生存状态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
身处金融和非金融领域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互相帮助,从而发现并了解经济体系存在的意义以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这个使命说来容易做来难,主要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是现有经济体系使得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其二是现有经济体系结构过于复杂,其三是人们被迫在体系内进行各种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往往要么令人无法满足,要么令人十分不快。
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如何定义金融体系(并且是正确定义它)能够为我们将来摸索出一套与之相关的可行理论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个定义还应该为金融如何运作制定标准,应该告知商业、公共事业以及政治的领导者们,如何通过捕捉金融界新兴的发展动力实现更广泛的目标,其中既包括朝着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繁荣的经济状态发展,也包括抑制金融的过度膨胀、平抑金融的波动性,以及如何使得金融能够为所有发达经济体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等。
完善金融体系
广义来讲,金融是一门研究目标构建的科学,也就是如何通过必要的经济手段实现一系列目标的学问,以及如何管理实现目标所需的资产的学问。所要实现的目标可以由家庭、小企业、大公司、民权组织、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提出。人们可以提出各类目标,比如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一对夫妇退休后的经济保障、新开一家餐馆、为医院新建一栋大楼、打造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一次登月之旅,只要目标明确,参与各方就需要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实现目标,通常还需要有人提供专业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与工程学极其类似。
有一个通常被人们忽视且令人费解的事实就是金融的英语单词“finance”源自于拉丁语当中一个常见词,其意义就是“目标”。词典中的条目告诉我们,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finis”,通常被译为“终点”或“完结”。有一本词典还特意指出,“finis”之所以演化成为“finance”,原因在于金融的原始形态之一就是债务的终止或完全偿付。但为了方便本书中的讨论,我们就引用“finis”最古老的意义,即指代“目标”,和当今使用的英语单词“end”有同样的意义。
绝大多数人对金融的定义都是狭义的,但是为一个行动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为取得行动的最终目标构建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通过充分的管理保护和保存相应的资产,使得这些资产能够为目标的实现和延续提供支持。
金融所要服务的目标都源自民众,这些目标反映了我们每一个职业上的抱负、家庭生活中的希望、生意当中的雄心、文化发展中的诉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金融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到底哪些才是其服务的目标。换句话说,金融学本身并不包含一个特定的目标。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功能性的科学。如果其运行脱轨,那么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正如过去10年间我们在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它能正常运转,金融就能帮助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
想要实现目标并有效管理过程中所需的资产,通常需要许多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些参与者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将自己掌握的信息集合在一起,他们还需要保证每个参与者的动机都是相同的。试想一下,新建一座实验室、资助一项医学研究、新建一所大学或者新建一条城市地铁,只有金融才能为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机构的建设提供必要的规划。如果金融不负众望,那么它就是帮助我们实现美好社会的最佳手段。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明白当下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金融的功能
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平日里对金融的定义和讨论经常都是从狭义理解上展开的,这与本书中讲的概念有很大差别。学术界对金融的研究大多数以短期交易策略和结果为对象,同时也针对与之相关的风险控制等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标准范式下,金融学其实就是为投资者谋划收益最优的投资组合的学问。与此类似,华尔街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于高度细化的分工当中。但是这些仅仅反映了金融的一部分内涵。
金融从业者核心的工作之一是撮合交易,也就是创造新的项目、构建新的企业甚至塑造一套新的体系,不论这些交易的规模大小,正是此项工作将通常散落在各处的个人目标结合在一起。各种金融方案(包括付款方式、借贷方式、抵押融资、发行股票、激励计划以及退出策略等)只不过是这些交易的表层元素而已。撮合交易意味着推动各类方案的执行,而这些方案能够促使现实中的人们采取实际行动—通常情况下采取共同行动的将是一大群人。普通人如果不能和别人合作,那么基本上都无法创造持久的价值。即使最典型的独行诗人也需要经济来源,才能展示他们的才华。具体一点儿说,诗人也需要生活的基本收入,需要发行人,需要印刷商,需要读诗会的组织人,需要有人为公共读诗会建造适当的场所,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套隐性的金融架构。
针对同一项金融方案而言,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明确同一个目标,都需要各尽所能,都需要承认风险的存在;他们同时还需要彼此信任,相信别人会和自己一样尽最大的努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也需要相信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根据现有的最好的信息所做出的必要举措。金融可以为这些工作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保证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除此之外,金融还和探索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机遇密切相关,因此金融与信息技术也密不可分。只要有交易就有询价,也就是说,就有机会让我们探寻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询价的过程能够揭示人们的感受和动机,也能挖掘出不同的人群之间进行交易的机会,从而也有可能促使人们制定更远大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除了作为一门构建实现目标之路的学科之外,金融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正是作为一种技术,我们才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看到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古代人们用货币进行借贷开始,逐步发展到近现代的抵押信贷市场,以及为了保证这些新型手段能够延续的法律法规等。它将来也一定会持续发展。金融已经具备了为未来服务的特征,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推动平等社会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
社会需要金融
解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的真正良方并非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反而应该进一步改进这个体系,使其更加民主化。所谓改进这个体系就是使其为平等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这一直以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对于那些激进分子而言这可能令其失望。
对许多领导人而言,规划金融的未来总有一个核心的障碍,那就是他们需要理解金融可以帮助我们在越来越宽广的社会阶层中广泛地分配财富,金融创造的产品可以更加大众化,也可以更好地和社会经济融为一体。
就第一点来讲,金融理论中没有一条明确地提出资本应该由少数“大亨”掌控。试想保险、房贷和年金这些基本的金融创新产品在民众中广泛地传播,过去一个世纪里,它们共同保障了上百万人的福祉。通过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创新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将使财富覆盖的范围扩大,从而逆转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的趋势。
针对第二点来讲,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这意味着心理学家应该加入金融业的大圈子,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所取得的革命性成就也应该纳入考虑。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磨平金融体系现有的棱角,也就是人们一旦犯错就会引发危害的因素。这也意味着在人们签署金融合约之前应该被告知合约的真实信息,其中包括这些合约在未来可能给人们造成的各种损失,这样的话他们在签订合约时就能结合自己的情绪和期望更全面地考虑。
如果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推演,我们很有可能极大地延展金融体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干预的手段不能阻碍市场自发的解决方案推进。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参与者制定清晰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方面保护消费者,另一方面提升公众的利益,在此规则引导下,市场参与者都尽最大努力相互竞争—争相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由于当今的金融市场已经全球化,并且信息传递也达到了即时化,所以在制定规则时面临的真正挑战就是如何保证其具备全球性视野。
信息时代的金融
1995年,比尔·盖茨的著述《未来之路》问世,他在书中对信息技术时代的生活做出了一系列预测,其中不乏一些美好的幻想。他那些有趣的设想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成为现实。比如,他认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会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一生,也就是随时随地都开着摄像机记录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样晚年时可以回顾自己的影像自传。这个点子虽然可以引发读者的无限联想,但毕竟没有成为现实。盖茨没能预想到一些根本性革新的出现,其中就包括eBay(成立于1995年,即盖茨著作问世的同年)、Wikipedia、Facebook.com、LinkedIn.com,Zipcar.com,CouchSurfing.org以及上百万同类网站的诞生,这些网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不能算作他的失误,实际上根本没人能预测到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创新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什么它们在特定环境里发生的概率更高。这才是金融真正应该关注的主题。
比尔·盖茨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或美好社会的理念提出任何设想,他的书更多地在讨论工程学上的细节。他的预测更多地涉及细枝末节,与一些精彩的小点子相关。他也没有刻意预测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真正的话题在于,当社会的复杂程度和信息关联度达到相当水平之后,资本主义能为社会良性发展做些什么?哪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当与其他小事发生碰撞时,能激发出潜力强化我们对生活富足的感受?用Facebook这个“小”事来说,比尔·盖茨1995年没能预测它的诞生,但是我们可以用它联系上多年未见的朋友。对于实现平等社会的宏伟目标而言,这件事重要吗?如果说这个网站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加完整,那么它应该算重要。
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它带来了数目可观的且经常令人害怕的变革,因为我们看到智能机器正在快速取代人类。一个名为Soar的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和真人进行对抗游戏,而且还能自己学会玩新的游戏。IBM一个由大卫·费鲁奇领头的小组开发出一个名为DeepQA的程序,它不仅能进行话语识别,还能回答常识性问题。他们曾在电视节目“困境”(Jeopardy)上对这个程序进行模拟测试,这个程序打败了几乎所有真人参赛者。
这些新发明听上去就令人胆寒。我们当然都想锻炼自己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有效地竞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如果一些技能是机器能够取代的,那么锻炼这些技能就是白费工夫。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预测哪些技能是最终无法被取代的。
劳动力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和理查德·J·默南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新劳动力分工:计算机如何创造新的就业市场》(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How Computers Are Creating the Next Job Market)一书中讨论过,计算机正在逐步承担一些重复性日常工作,但是它们还无法承担需要“专业思维”或“复杂沟通”的工作。实际上,计算机由于需要这些特定的人类技能进行操作,反而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不会使这些技能变得没用。
专业思维指的是能够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将不同立场、不同渊源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思考的能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什么事情是新的、什么事是多年前就发生过并已经被遗忘的。利维和默南给出的一个例子是现代汽车制造商都需要的自动化机械师,这种机器对于微机化的诊断程序相当熟悉,它知道哪里能采购到便宜的零件,能够识别不同客户的需求,并且可以通过试驾判断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进措施。
复杂沟通指的是人际交流技巧和对复杂谈话环境识别两种能力的综合。利维和默南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律师,身为律师的人不仅深谙法律条文,能够理解在客户当前的情境下如何操作才能保障客户利益最大化,并且能把他掌握的法律知识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传递给客户。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大类的工种能够幸存下来,任何一个大类之下都会不断衍生出需要专业思维和复杂沟通技能的工种。但是从广义上讲,金融是此类工种最容易存活下来的领域,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金融相关的工作和上面讲过的机械师和律师都有共同点。金融从业者必须像机械师那样了解金融工程包含的技术成分,也必须能够将这些知识和感受应用于为人类解决问题上。金融从业者也必须懂得金融机构的内涵(以及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框架),并且具备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客户的能力。
新旧更替的过程多年来一直都是金融创新发展史的重要特征之一。19世纪40年代,纽约街头有很多小男孩在不同的银行之间来回奔走,他们负责帮人传递支票、汇票以及其他类型的议价工具,并从银行取回黄金或其他等价银行票证。但是1853年纽约清算所成立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当时的纽约清算所共有54家银行成员。这一创新并没有用上任何电子设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算不上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信息技术领域一次重大的创新。每天早上10点,所有主要银行成员的代表都会齐聚在一间大屋子里,每家银行有一个固定的席位,所有席位围成一个大圈。人到齐之后,大家会一起站起来,顺着同一个方向把其他53个席位都检视一遍,所有人都同时进行,最终每个人手里都收齐53份文件,每份代表一家银行的情况。整个过程不超过6分钟。此后任何银行间的欠款都会以黄金或票据形式进行结算,并不是银行间互相支付,而是统一付给清算所。由于这个发明,街头传递票证和现金的职业消失了,但是金融业却没有随之消失。
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清算技术取得了明显进步。像DeepQA那样的智能系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学会在“困境”那一类节目中回答与金融相关的问题。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许多人开始猜疑一些现有的工种在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命运。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计算机还无法为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投资组合提供建议,无法在公司之间撮合交易,无法向大学推荐研究项目,也无法从事其他诸多工作。因为金融最终还是为帮助人类实现目标服务,这个任务是机器无法取代的,机器充其量只能应付最基层的工作。
在本书中,我们将了解到,对金融进行进一步民主化改造,意味着创造更多为民众所开发的金融方案,比如提供金融建议、法律建议以及金融教育,同时还要运用一些为全民化方案服务的技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更明智地参与金融系统。
金融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
金融活动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相当数量的资源,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中变得尤为明显。2010年,金融企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1%,延续了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相比之下,1948年时这个比例仅为2.3%。这些数值还不包括与金融相关的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其中就有保险业。信息技术革命完全没有影响金融业工作的数量和范围。
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目前金融活动占美国经济整体的比例太高,而比例持续上升的趋势值得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凭什么说这个比例的确过高,或者说我们高度发达的经济一定要配合一个不断上升的比例呢?我们是否真的有评判标准?美国民众在餐馆就餐创造的产值相当于金融业产值的40%(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说在餐馆吃饭是一种浪费,人们都应该在家自己做饭呢?
我们至少要承认金融从业者所做的事情中有一部分是有建设性的: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对各类业务进行估值,并且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其中有发展潜力的一部分。但是其他一些金融活动,比如和市场赌方向、进行高频交易或者兜售可疑的金融产品,都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
根据阿尔君·贾亚德夫和萨缪·鲍尔斯的测算,2002年,美国约19.7%的劳动力在从事与保卫相关的工作,包括督导员、安保员和军人等。我们花在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设施、财产安全上的钱比花在推进金融体系发展上的钱多得多,但是很少听到民众抱怨军人比例过高,这个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
金融创新不能缺少
尽管金融体系最终要为平等社会服务,但是其功能无法简单总结出来。这个体制代表了众多机构、工具以及市场,其广度和交叠程度令人瞠目,体制内任何一个元素的演进都如同汽车和飞机的发明过程一样,而且它们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前演变。
金融创新是一个被人们低估的现象。根据古歌·格雷姆的说法,“金融创新”这个词组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为人熟知。这个词组最早被用于指称当时刚刚兴起的金融期货市场。在那之后不久,专利局开始接受金融创新专利申请。举例来讲,1982年,美国专利及商标管理局向美林的前身颁发了第4346442号专利证书,认证了其对“现金管理账户”的发明权。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专利局为什么在此前那么长时间内没有认定金融创新可以被列为专利呢?原因要追溯到1908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酒店安全检查公司对簿罗润”的案件中做出的判决,此项判决直到美林获得“现金管理账户”专利前都一直有效。1908年的法院认为,一项业务模式不论是否原创,都一视同仁不予专利认定。在此案当中,法院强调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在会计工作中发现诈骗的一种手段,对这种手段赋予专利只不过是使用了纸笔和商务常识而已。我们从判决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法院希望看到的是通过“实体物理形式形成的”创新活动。因此直到1982年,美林在创新过程中使用了计算机,金融创新才具备了获得专利的可能。以1908年的观点来看,一台被设置了专门程序用于执行金融服务的计算机可以被视为实体物理表现形式。
向金融创新颁发专利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创新通常与经济的全局紧密相关,它们有可能引发各种后果,包括在市场中制造赢家和输家,而这些后果直到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为金融创新申请专利的人无法证明此项发明的功效,正如一个机械设备的发明人无法向专利局展示其作用一样。由于金融专利总是与人们最易受伤的属性发生互动—人们的希望、人们的承诺甚至他们一辈子的积蓄,所以从根源上讲,给金融产品发放专利本身就比给一个工程制品发放专利要招来更多非议。金融专利中有一些是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支持的,这一类专利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通过某种较为基础的方式运作了很久,或许有些的历史都已经无处追溯。确实,人们对金融专利的第一印象都是认为它们缺乏实体物理器械所体现的那种真正的创新精神。
尽管停留在企业和社会创新这个层面,没有孤独的发明家独自在实验室埋头钻研那种精神,但是金融创新的过程仍然极其重要。如果要我们说清金融的本来面目,或者解释金融如何取得成功,无异于让我们射击一个移动的标靶。社会的领导者们要明白金融创新是一个杂乱的过程,有时候还伴有破坏性。在本书中,我不仅介绍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而且加入了对它们未来创新和改革方向的建议。
探索金融经济
本书旨在建立一套关于金融体系的可行理论,用于引导人们继续推进关于金融与好的社会的讨论。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金融体系的现状,既描述了当代金融体系是如何构建的,也推导了其未来的构建方式。这个部分梳理了金融界各种角色及他们应负的职责,从投资银行家到律师,到监管者,再到教育者。第一部分检视了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经济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的各个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的表现形式就是因不同因素而通过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他们通常都有特定的传统,也有独特的行为方式。
社会上流行着以抽象的概念界定金融体系的倾向,在我看来这个趋势是不幸的,我们不能把金融体系简单等价于股票和债券,也不能等同于一些算术等式的组合。引领金融体系发展的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他们已经将这种角色想要达成的目标转化成了个人奋斗的目标,也把这种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化成了个人应负的职责。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最终都取决于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能否坚守这些准则和规范。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广泛审视这些社会角色,让读者从宏观角度了解金融体系真实的运作方式。在讨论这些社会角色的过程中,我们同时探讨了如何对他们进行改进,还有金融创新如何影响这些角色的功能,以及金融创新如何使扮演这些角色的人更有效率地工作。
我们在当今社会中看到人们对金融体系抱有敌意,其表现形式就是对扮演某些角色的人做出愤怒的举动。本书第一部分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认可这种社会敌对情绪存在的前提下,通过逐个分析,让读者们明白为什么金融体系内特定的角色总是充满争议。
本书的第二部分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第一部分中介绍的各种角色共同创建的金融体系,同时说明这个体系还有改进的空间,并针对此问题提出建议。第二部分既探讨了金融体系的优势和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它的焦虑和崩溃,所有议题都围绕金融和好的社会这个主话题展开。现有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理论是一致的,它具备一种能够激发人类思考的魅力,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还有很龌龊的一面。我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金融危机,但这只是金融的一方面。金融的龌龊之处使得一些人想彻底放弃金融体系,但这么做无异于削足适履,只会使我们丧失实现珍贵理想的能力。
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取得今天这样的繁荣和文明是不断调整金融体系操作技术的结果,是金融理论激发创新的结果,也是根据人类本性不断革新的结果。本书在第二部分中逆推了金融体系之所以能越来越好的历史轨迹,同时也为未来几十年中如何改进这个体系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本书的结束语简要讨论了三个话题,一是金融体系内的权力是如何被使用的,二是我们对亲眼所见的权力的高度集中的反感情绪,三是在金融民主社会中应如何管理这些权力以及如何使其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