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领域越来越广

比高频交易重要得多的应该是在更广的领域开展交易，也就是交易更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过去一个世纪里，交易对象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但是进展缓慢，许多极为重要的资产直到今天仍没有一个可流通的市场。随着广域交易概念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商品都可以用于交易。

举例来讲，有一种被称为“预测市场”的地方，其交易对象是基于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定价的。1988年出现的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就是预测市场中最早的一个，这个市场上交易的是一种根据特定事件的结果支付款项的合约，而这种事件可能包括参与竞选的人获得的选票多少这样的社会性事件。实际上，这些合约的价格反而成为一种预测事件结果概率的有效手段。由于预测市场的参与者将精力集中于近期即将发生的特定事件，而且向市场参与者反馈信息的速度很快，所以他们不太容易像其他市场的参与者一样受到过度投机情绪的影响，也就不会表现得像股票市场参与者那样。现在这种预测市场已经有很多，包括Intrade.com、newsfutures.com中的Lumenogic以及ideasphere.com中的Foresight Exchange。

人们也试图为宏观经济的整体需求新设一些市场。1985年，美国咖啡、焦糖和可可交易所专门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新设了一个市场，2002年，高盛为非农劳动力统计数据新设了一个市场。与此类似的市场后来都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展开交易。欧洲投资银行公司曾于2004年试图以长寿风险为基础新设一个市场，所谓长寿风险，就是由于医疗行业研究的进步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们的寿命比预期长（这给固定额度的年金基金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退休者的寿命越大，他们支付的年金越多）或者寿命没有预期那么长（这将给人寿保险公司带来麻烦，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提前偿付保险理赔金）。

这些新生市场很多都还没有获得流动性，交易量也非常小。通常来讲，预测市场交易量低得让人觉得这不过就是几个热心此道的人娱乐的场所，而非一个能够在宏观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这个问题对做市商来说无疑是个挑战，它同时也引导我们正确理解做市商在发起新兴市场时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我们一直没有见到住房价格衍生品市场的诞生，也没有单一家庭住房价格衍生品市场。其实商品房价格市场是早就存在的，但是对于由个人或单个家庭的住房价格总和而成的更大的住房价格市场却迟迟不见踪影。次贷危机招致2007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而诱发次贷危机的正是美国住房价格市场泡沫的破灭。如果有一个市场能够反映人们对未来房价走势的想法，我们就能避免这场危机。

我和我的同事们通过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作，希望发起一个以单一家庭住房价格为基础的期货市场。2006年5月22日，我们成功启动了一个反映10个美国城市单一家庭住房期货价格的市场，10个城市包括波士顿、芝加哥、丹佛、拉斯韦加斯、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迭戈、旧金山以及华盛顿特区，这个市场同时也编制10个城市住房价格的综合指数。当时我们也对这种新的期货产品提出了建议。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市场具有基石般的重要作用，因为当时还没有一种风险管理的手段能够有效应对住房价格这个巨大的风险。

我与发起此类合约的做市商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访谈，他们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看上去，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要创造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他们也为市场带来的预期感到兴奋。这些访谈使我更加坚信，大多数从事金融行业工作的人并非视赚钱为生活的唯一目标。

但他们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他们在做市过程中必须投入自有资金。如果他们创建市场时用力过猛，也就是订单太大而使其暴露在市场风险中，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突然的、灾难性的损失。

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新生的合约没有足够的流动性，也就无法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我和一些有可能在新兴市场建立头寸的投资经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答复我说：他们一旦交易过多的合约，就必然引发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而在不引发价格波动前提下所能交易的股数实在太少，都不值得他们操作。

这就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想创设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你需要流动性；要想有流动性，你的市场就必须有相当的重要性。如果做市商有足够的资金、勇气和决心，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绕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创设出一些可以实际运作的市场。但那些无疑都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而言，我们现有的市场数量还是太少。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建议政府给予做市商税收优惠，至少给予那些创设了具有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性新兴市场的做市商优惠，他们在创设这些市场并维持市场流动性的过程中确实是在为社会提供宝贵的服务，他们的行为应该得到持续的激励，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应该得到认可。

我认为我们需要增加现有的衍生品种类，也需要增加类似消费者物价指数、国内生产总值、长寿风险和房价风险等衍生品的交易，但是社会上对这种想法的反对呼声不绝于耳。民众对金融业者的诡计还抱有巨大的憎恶感，上面提到的这种想法也必然遭到严重质疑。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些新的市场只不过是给不良的从业行为制造更多的活动空间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并未发现（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人主张彻底关停既有市场内的交易业务，比如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他们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此类交易业务在既有的经济体制内发挥的作用已经重要到不可关闭的程度。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区分“好的交易”和“坏的交易”呢？如果说对公司盈利状况进行交易（即交易公司股票）是一种好的现象，那凭什么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交易就不会产生同样好的结果呢？毕竟，公司利润只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这也是第22章将要讨论的：人们对传统的和已熟悉的事物的冲动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境之一。危机发生之后，人们都有回溯自己的道德本源的意愿，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示了人们必须像以前那样做事。我们相信现在已在进行的交易是适当的—前提是滥用这些交易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截至今日的金融进步（至少在此次危机爆发前的这个时点）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些新的进步，但是进步应该就此止步。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金融交易创造了一套与人脑的回报系统十分相似的机制，正是这个机制推动人类采取各种协同行动。他们似乎也不认可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正在为更加良好的协同经济活动提供巨大的发展机会，而金融交易就应该围绕这些新的机会展开。看上去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从业者道德的突然崩溃，而是由于从业者没能正视并控制好风险（尤其是房价风险）。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组建政府委员会预防膨胀和泡沫，虽然对缓解危机有所助益，但是却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至少在摧毁我们现有市场体系诸多有益的特征前，他们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他们也没能意识到，拓展金融交易的领域是实现金融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因为扩展交易领域一方面使其更具代表性，另一方面使其能更真实地反映民众的需求，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延续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想要实现的核心目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以及市场创造者和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人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环节，他们使金融体系可以对更广泛的社会中出现的变革做出反应。我们正是通过市场才懂得交易对象的真正价值，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预示社会发展大方向的指标之一。如果我们想要改进金融体系，我们就必须保留交易员和做市商等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