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企业家的社会地位(3)

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计算，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初每10年增加1倍，20世纪70年代以后每5年增加1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成果变成商品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周期大大地缩短了。据对一些重大的技术发明的调查发现，18世纪的转变周期大约是100年；19世纪缩短为5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3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1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9年；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转变周期一般只需5~8年，快的2—3年。1980年代被称为高技术时代，面对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家的作用在日益增大。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7]从那以后，时间又过去了100多年。这100多年生产力的发展，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100多年所不能比拟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进步的恩赐。但人们不会忘记，推动科学进步，并把它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是成千上万个企业家。

日本与联邦德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启示

他们（企业家）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组织者。……总之，他们使社会的各个部分协同一致。没有他们，第二次浪潮体系就不可能运转起来。

—阿尔温·托夫勒

1945年8月15日，在一艘名为密苏里号的军舰上，日本军事当局无条件地向远东盟军司令部递交了投降书，宣布战败，由此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血腥的军事帝国生涯。当时的日本，没有煤、没有石油、没有铁、没有粮食、没有铝矾……只有军事帝国留下的一片废墟，许多日本人靠“典卖度日”。但仅仅过了20年的时间，它就以一个经济帝国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界上。20世纪60—70年代，它创造了平均每年增长11.3%的世界第一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1945年夏，日本的人均收入是零，当年底为20美元；1980年则增长为1.2万美元，超过经济大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奇迹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令西欧、美国瞠目结舌。一时间“日本名列第一”“来自日本的挑战”等论文、论著充斥于世。1970年代，著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五极政治结构中，把在“二战”中战败的小小岛国—日本算作一极，可见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亲自缔造的“使几千万人丧生的第三帝国崩溃了，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饥饿”。

一个名叫哈特里奇的美国人这样描述道：“……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神秘感随着遭受战争破坏的城镇瓦砾中飞扬的尘土而烟消云散。在拥挤的医院里，几十万伤残人员没有止痛药；身着黑服的妇女排着队等待领取日益减少的食品；防御严寒的取暖用煤匮乏；成千上万人不得不栖身于拥挤不堪的房间和防空洞里，毫无私生活可言；人们失去了存款和养老金，所得到的只是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的帝国马克。由于经济生活从缓慢走向停止，壮劳力失去了工作和工资。最后德国人不得不面对惨淡的前景，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继续保持着低水准的生活。……德国进入17世纪以来最黑暗的时期。”[8]

“但仅仅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6000万幸存的德国人就从失败和破坏的深渊中爬出来，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战后欧洲的超级经济大国。今天的德国人，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用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各种型号的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发动机等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商业桥头堡。一个破了产和丧失经济能力的国家，它的全面复兴会使人想起神话里从灰烬中再生并重获青春活力的长生鸟。一切都像魔术一样，因此，人们也称之为经济奇迹。”[9]

那么，联邦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

当然，特殊的时间、地点、外部因素，如美国的援助、冷战、科学技术进步等，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恢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因素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一种内部机制。不然的话，难以解释世界上许多国家拥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和机会，却没有创造奇迹。

日本与联邦德国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中，积累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财富—企业家，形成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机制。

先谈谈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大致从1838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848年以后，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高涨阶段，18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革命。1870年以后，联邦德国的工业出现了跳跃性发展，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在联邦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培养了一批精干的企业家，推动联邦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外交史学家G.P.古奇在总结联邦德国这段经济发展史时指出：“……使联邦德国强大的不单是政治家和勇士，而且还有化学家、银行家、发明家、船舶主、钢铁大王和煤炭大王。”[10]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致力于学习、吸收、比较世界各国的先进制度，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它开发了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人才资源。这不仅是指日本整个民族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由于日本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家产生和生存的环境，成长起一批具有奋斗精神和创新才能的企业家。明治时代企业家群的兴起，使日本形成一个学习、吸收、创新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及管理知识的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个国家失去了一切，缺乏一切，但却拥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财富，即企业家。联邦德国经济恢复的设计者，亚当·斯密在当代的顽强化身艾哈德教授在反驳联邦德国许多悲观论者的观点时指出：“他们只看到联邦德国静态生产力的贫乏，而没看到联邦德国的人力资源。几百万熟练的劳动力和大批企业家，是动态的、无形的生产能力，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将使经济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增长。”他在联邦德国经济十分混乱的时候，冒险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十分坚强的信念，即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资金等会有帮助，但真正的国家财富在于竞争的技巧和智能。联邦德国的未来掌握在一批受过教育的优秀人才，以及雄心勃勃、富有经验的工业企业家的双手和头脑之中。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这批富有经验的企业家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在逐渐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以极大的热情整顿了被战争破坏的工厂、商店，点燃了许多熄灭于炮火之中的高炉，为重建新的工业结构提供资金，把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送上轨道并快速发展起来。结果他们填补了战争造成的经济真空，在全国资本货物和库存物资已消耗殆尽时，生产了货物；在遭受战争破坏和彻底毁坏的工厂环境中，恢复了生产。几十万工人有了工作、收入和稳定的生活。产品生产出来了，商店里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被称为“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宠儿”的威利·施利克尔是德国实业界通过个人奋斗而发迹的最突出的人物。他出身低微，没有靠山，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造船工人。战后，他一无所有。但他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发达的大脑，以及对鲁尔钢铁业极为丰富的知识，做出了一番光辉的事业。最初，他经营钢铁贸易；接着经营煤炭，把大西洋彼岸的无烟煤运到联邦德国出售，解决了联邦德国炼焦煤奇缺的困境；之后，他又投资造船工业。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竞胜，他最早把电子计算机、电子控制和装配线生产方法用于造船工程。联邦德国成为造船大国与这位企业家的努力不无关系。不久，他就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拥有23家公司的工商联合企业的企业主了。

1963年7月，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实业家的照片，照片说明是：“钢铁经理佐尔。”对于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汉斯·贡特尔·佐尔来说，这是一顶当之无愧的桂冠。是他，在被炮弹炸毁了的钢铁厂的废墟上，创建了欧洲最大的钢铁王国—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人们清楚地记得，当他接管这家公司时，它与战前的规模相比，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工人由1.1万名减少到2200名；工厂中11.6万吨设备已被盟军拆除，余下的一半不得不废弃。这座工厂还能恢复吗？只有上帝才知道。但雄心勃勃的佐尔一进公司就提出了三个奋斗目标：把这个公司重新建成鲁尔最大的钢铁公司，恢复战前的显赫地位；把它建成欧洲拥有先进技术的钢铁生产单位；整顿联邦德国的钢铁工业，使它在将来的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他有一句闻名全德钢铁工业的名言，即：“任何人如果不能保证他的公司长期盈利，使公司有能力支付至少14%的股息，并能留下14%作为储备，那么他就应该被活埋。”他没有食言。经过25年的奋斗（至1973年），蒂森钢铁公司已成为钢铁工业巨人。它接管了8个钢铁厂及其分厂，还有两家造船厂。奥古斯特·蒂森联合企业总生产能力为年产1500万吨钢，总销售额为50亿美元以上，居于世界第三大钢铁公司之位。

海因茨·诺德夫是一个工程师，他于1948年受英方委托出任大众汽车厂厂长。当时的大众汽车厂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厂房，工人们在临时搭成的组装棚里装配汽车。但诺德夫上任后，引进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些生产技术，也发展了自己创新的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该厂生产的大众牌汽车可以与亨利·福特公司的T型汽车并驾齐驱，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路上奔驰。1968年，大众汽车公司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其总收入在联邦德国企业中居第一位。

当然，在我们谈论重建联邦德国的实业家时，不能忘记鲁尔的企业大亨，更不能忽视支撑实业界的擎天大柱，即联邦德国金融王国里的银行家们。从历史上看，联邦德国的银行家与工业家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银行控制了联邦德国最大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70%的股份。他们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使他们享有“工业战略家”的盛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联邦德国经济恢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有三大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他们在币制改革后的严峻岁月里，把这个国家的信贷和金融结构重新组织起来。他们为了挽救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不惜冒着破产的风险，推行新的筹集资金的措施，资助各个工业企业修复和重建破烂不堪的工厂和设备。有时，他们打破常规，向债户发放相当于本身资金10倍甚至20倍的贷款。巴登苯胺和苏打化工公司当时除了一块地皮，被炸毁了的工厂，一堆破旧的机床，少数工程师和工人，及他们想工作的愿望之外，便一无所有了。但德意志银行毅然贷款给它，使它迅速恢复了生产。卡尔·蔡斯光学仪器厂的重建更为典型。这项工程估计需花费1.2亿马克。但这项投资的唯一保障仅仅是1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门技能。但德意志银行毫不犹豫地为这项工程拨了资金。不久，大量光学产品和照相机生产出来了。标着“蔡斯”商标的产品出现于世界各大市场。

历史下了结论：企业家是重建联邦德国的匠师，第四帝国的缔造者，创造经济奇迹的人。那些在极不利的条件下重建了被战争破坏的企业，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王牌空军、隆美尔式的英雄人物的地位，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与联邦德国相似的是日本在战后也致力于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禁止垄断、解散财阀、建立自由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等。这些改革大大促进了战后日本竞争机制的完善，把企业置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使各个独立的企业家都拥有主动创新的机会，开发了日本人才资源的优势。另外，战后日本政府与企业界保持着亲密的伙伴关系。它在税收、银行贷款、立法、政府订货、发放研究新产品补助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植，刺激企业家的积极性，使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保持活力，推动日本经济发展。

闻名世界的企业家盛田昭夫所经营的索尼公司的成长过程，是战后日本崛起的一个缩影。1946年，索尼公司以20名工人和500美元资本，在东京一家被炸毁的百货商店的废墟上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