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分天下——战后格局大洗牌
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角度说，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资本主义世界的驱动核心由“欧美”变成了“美欧”，美国由此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同时，苏联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东欧。由英国所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由此正式被美苏两国各自主导的新的利益分配体系所取代。而美苏之间的争霸，也由此展开。
登临宇宙之巅——“欧美”正式变“美欧”
“不能设想从我身上可以找到任何条件，让大家来考虑把我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提到伟大的宇宙之王的崇高地位。”这句话是艾森豪威尔在就任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之前说的，他在表示谦虚的同时，顺便也把“宇宙之王”的头衔戴在了美国总统的头上。换句话说，在他的眼里美国就是“宇宙之巅”，而这么说在当时也确实不为过。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还正处于萧条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虽然对后来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当时来说，还只是稳定了盘面，没有让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而已。在1937年，美国又经历了一场经济衰退——由此而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是，当时美国拼命向外低价倾销工业品，结果严重冲击了日本经济，在日本掌权的军部为了转嫁危机，制造了“七·七事变”。直到1939年，美国的决策层顿时感到轻松了好多，因为在当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好时光又到来了。而且，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这一次的生意做得更大。
和后来美国“反法西斯战争核心力量”这个名号极不相称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恰恰是“法西斯们”的坚强后盾——美国一直在向德国和日本提供贷款、出口工业原材料乃至政治上的支持：1937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华的那一年中，美国对日本出口额超过28亿美元，其中60%是石油，石油产品，废钢材和钢——为了满足对日钢铁出口，当时连纽约的旧电梯都被拆下来直接卖到了日本；1938年，美国仅向日本出口的飞机总价值就达1745.4万美元——1939年时一架零式战斗机的价格差不多合7万美元；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消耗燃油约4千万吨，其中70%由美国提供。
不止如此，1941年4月，美、日签订《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规定：1.美国承认日本对“满洲”（东三省）的占有权。2.迫使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合并。3.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将停止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做是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而对纳粹德国的支持，基本也是一个道理，希特勒就曾是美国金融界的贵客。支持德国，是为了直接打击英、法；支持日本，则意在驱逐英、法、荷兰在东亚、东南亚的殖民势力，同时也压制了苏联在远东的势力。
说到底，在美国政界和商界眼中，这场战争其实是继一战之后美国的又一场超级大生意而已，压根谈不上什么道义、主义。其间美国政府的操作完全就是“华尔街式”的套路，前期对日、德的支持就相当于放水养鱼，而这之后，自然就该收割、抄底——1941年美国开始在能源、橡胶等战略物资上对日本实现禁运，“收割阶段”由此开始。被釜底抽薪之后，日本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前期美国给予的支持使得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意味着天量的资源需求，而美国的禁运则使得战争的“资源链”难以为继。此时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向美国吐出此前吞下去的利益，这意味着日本军部势力将退出日本决策圈；要么就只能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拿下东南亚地区以获取资源。对美国人而言，其实日本人做哪一种选择结果都不会坏。选第一条，美国的获利略小，但基本上没什么代价；选第二条，美国会付出代价，但两个国家的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美国还拥有地缘上的优势，所以是一场必胜之战，而美国则可借日本之手接手英、法、荷在远东的全部利益。
这之后的历史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日本人选了第二个选项，于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了，再然后就有了“中途岛”，有了“飞虎队”援华……，最后有了广岛、长崎的两朵蘑菇云。然而它们只是历史必然中的一个个“偶然”而已，有或没有，都不会改变最后的终点。对德宣战，走的也是同样的路数，这里暂且略过。后面我们会发现，有美国参与其中的几场战争，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种“经营”模式。
战争中，美国人强大的工业能力震撼了全世界。在电影《坦克大决战》里有过这样一个片段：一名德国军官拿着一盒从美军那里缴获的蛋糕，无奈地说：“他们（美国人）竟然可以把蛋糕空运到前线。”在当时，由于资源的极度匮乏德军士兵靴子的靴腰从最初高至接近膝盖一点一点被削减到仅仅高过脚踝，而美国人的燃料和飞机竟然富裕到可以给前线空运蛋糕。说到底，轴心国是被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加丰富的资源给活活压死的。
在遮天蔽日的B-29的地毯式轰炸下，欧洲和日本几代人积蓄起来的城市和工业体系连同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同被炸成了瓦砾，在战后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们发现，从“斯帕姆”午餐肉到道奇卡车，几乎所有的工业品乃至生活必需品都是“Made in USA”。同时，远离战火的北美大陆又一次成了财富的最佳避难所，战争期间西欧的资本再次大量涌入美国。
拿数字来说话，截止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多亿美元，国民现金储蓄1290亿美元；截止1948年末，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6.4%，而同期英国只占到11.7%，日本更惨，仅仅占1.5%；同一时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占西方世界出口贸易的32.5%，而英、法、日三国加起来还占不到15%；除此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西方世界总储备的66%以上……套用赫鲁晓夫访美归来对毛泽东说的一句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从道义角度说，我们可以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而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角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资本主义世界的驱动核心由“欧美”变成了“美欧”，由英国所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由此正式被美苏两国各自主导的新的利益分配体系所取代。德、意、日三国以国运为代价，最终打掉了戴在英国人头上的皇冠，然而它却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
布雷顿森林会议——英镑已死，美元当立
一般认为，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指美苏之间的大框架。而在更早的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便确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大致绘制出了战后的金融版图，日后西方阵营内部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此。在战事正酣的1943年，美、英两国的“文斗”也已经全面展开，其标志物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支配权——直白点儿说，就是有谁来垄断货币的“生产”。
当年3月，英国率先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方案”，由于这一方案由英国财政顾问、经济学家凯恩斯制定，故又称之为“凯恩斯计划”。其主要内容包含三部分：（1）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同盟，以清算制为基础，各国间的债权、债务通过联盟账户进行转账结算；（2）由联盟发行国际货币“班柯”（Bancor），作为清算单位，“班柯”等同黄金，可由黄金兑换但不得以“班柯”兑换黄金；（3）联盟会员国在同盟承担的份额以战前三年贸易平均额的75%来计算；（4）不需要以黄金或外汇储备缴纳份额，只需开设往来账户，通过转账清算官方债务债权，国际贸易中顺差国需将盈余存入账户，而逆差国则可申请透支，各国透支总额度为300亿美元。
一个月之后，即1943年的4月，美国提出了由财长助理怀特制定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简称“怀特计划”。这其中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4个方面：（1）设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以基金制为基础，由各会员国以黄金、本国货币及政府债券缴纳，认购份额取决于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及国民经济收入大小；（2）由基金发行名为“尤尼它”（Unita）的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与“尤尼它”之间的比价不得任意调整；（3）基金帮助会员国平衡国际收支，方式是由会员国向基金申请购买所需的外汇，而其数额不得超过它所缴纳的份额；（4）会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同缴纳份额成正比。
两份计划背后所包含的信息是：英国在国力衰退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一种国际多边清算体系，稀释美国由于大量资本流入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分享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持战前美欧双核心的局面。而美国则自恃有巨大的黄金储备，打算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美英之间激烈的争吵从194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最终，问题在谈判桌之外，以一种原始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了——美军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关系到西欧各国的生存问题，最终英国被迫放弃了“凯恩斯计划”而接受美国的方案。同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由四十四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正式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协定规定：建立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立“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限，否则IMF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仍必须经过IMF的同意，否则IMF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美元几乎是国际贸易中的唯一流通货币，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IMF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实质就是美元本位制，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所以美元在当时能被成为美金。美元体系就此确立，美国正式登上了“宇宙之巅”。
从货币霸权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手中“移交”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而此后这颗星球上的种种“故事”，很大一部分都将围绕这件事来展开……
经济形态与霸权模式
涉及国际格局，亦或说是国家间利益分配的问题，那肯定就要说到“霸主”和“霸权”。在这里，不妨暂时把“霸权”看做是一个中性词——霸主在世界利益分配体系中所扮演的其实是双重角色，首先是体系中最大的利益收割者，不过同时也是这套体系的“驱动核心”，负责构建体系，并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一点无须讳言。所以霸主做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国家打它成为霸主的那一刻起，它的国家决策中就会一直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维护大局”和“自私自利”，或者说，是“养鸡”和“取蛋”的问题。霸主地位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自己主导的分配体系攫取超额利益，可一旦做得太过分了就会演变成“杀鸡取卵”，体系就会崩溃，霸主的地位也就跟着没有了。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的政策其实就是在“杀鸡取卵”和“大公无私”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从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什么时候这种平衡保持不下去了，什么时候这个霸主也就该完蛋了，便是紧接着群雄逐鹿，历史进入到一个动荡时期……
那怎样才能算是“驱动核心”呢？从军事上说最好理解，谁的拳头最硬、力气最大，谁自然就是霸主。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说，霸主必须能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让自己的“三观”成为别人也认同的行事准则——至于是不是真的适合别人另说。也就是说，要想搞霸权主义，你还得成为世界范围内“先进文化的代表”。而从经济上说，成为霸主的先决条件是能主导经济体系的运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能对最高端的那部分形成垄断——换句话说，要做世界霸主，光有钱（经济总量）是不行的，你还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古代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非常简单，农耕或者是放牧。当时也存在商业和跨国贸易，但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里所占的比例终归是有限的，那个时候生产技术水平有限，不可能让多数人脱离土地去搞别的东西。谁要是想成为一个地区的霸主，就必须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有了土地才能获得当时最基本的财富——粮食。那个时代的国家，通过步兵和骑兵来占领并保卫土地，水（海）军的使用也是围绕着争夺陆地进行的，和现在所说的制海权没什么关系；驰道、驿道是那时国家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力能够影响的区域大小，取决于人、马的行动速度。距离太远的话，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交换的反馈时间就会过长，粮食从地方往国都运，没到地方可能就被运粮的人自己吃光了，这样的控制基本就是无效的，最多只能是名义上存在臣属关系。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超越了当时控制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所以最终也没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当时经典的帝国，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只是控制亚洲的一部分，周围的小国和中土之间除了称臣纳贡以外，经济上没有太多的联系，也就谈不上利益分配的问题。同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生态上更像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其实现在也差不多，那里的霸主在性质上和“春秋五霸”比较接近，和大一统后的中国没什么可比性。
公元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的工商业开始兴起，由此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最后又衍生出了帝国主义这个超级大怪物。当时欧洲的经济模式就是殖民地经济，受技术限制，虽然产业上分工细了点，但产业链还是比较短。所谓国际分工，就两个层级——宗主国和殖民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英国，它们成为霸主的标准是看手里是否掌握了最多的殖民地。那时争霸的关键，一是控制殖民地，二是控制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物流通道，具体说就是要掌握制海权。相对于同样人数的陆军、海军的价格要高得多，但它依托于海洋这种质地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即使是在风帆时代，到达另一个大洲也不过数月的时间，到了蒸汽机时代，则是用周来计算时间。一支舰队的控制范围可以覆盖全球，殖民地平时就不用部署太多兵力，因而这种帝国的运行成本要比过去的陆上帝国低得多。世界范围内的霸主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
到了今天，由于技术的大跃进，产业链条大幅度延长了，能涵盖进来的人口也就多了，分工开始细化。现代经济体系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划分成四个层级：原材料供应、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金融。
人类的经济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去生产某种产品，然后消费掉它们，或是投入到更精密的下一级生产中去，而在生产→消费→再生产这个过程中，把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那个“→”，就是金融。对现代金融体系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就好比血液，各级金融机构则构成了循环系统，货币流通保证了商品的流通顺畅，就像血液循环系统保证了人体内部的物质输送一样。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货币这种“血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既有的，而是“无中生有”，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在经济体系的产业分工里，最高端的产业是负责“生产”货币。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都由实体经济主导转变成了“虚拟经济”主导。谁在国际分工里垄断了货币的“生产”，谁就是这个时代的霸主。现在所说的“霸权”，实质是“货币霸权”。
回顾——货币视角下的20年代
让我们来换一个视角，重新梳理一下20世纪初的历史。
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最早在荷兰和英国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体系，时间大致在19世纪。1816年，英国率先制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的是，现代人可以在信贷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就太不容易了，没有发达的信用体系，要做大生意就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推得动，有了商品，买的人同样需要先攒一笔钱。打个比方，这个时候，经济的发展就像是在地上推一只箱子，而金融的价值，就在于给这只箱子装上了轮子。
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后来由央行发行纸币，以国家政权而非贵金属作为信用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的载体问题。相对金银，纸币的印制几乎是无成本的，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不再会因货币量不足而存在上限。央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统计以及通过数学建模进行预期，这些也都因纸币的发行而具备了可操作性或是过程被大大简化。当然，在最初，这一转变未必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意愿之上的。
传统上的金本位制是金铸币本位制，即以黄金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枚金币都有法定的含金量，不同国家的货币以含金量决定比价；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以把手头的金子交给国家货币铸造厂按法定含金量铸成金币；金币具有无限制的支付权利，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自由流通。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都实行了金币本位制。当时的经济规模对货币的需求量还没有超出贵金属货币的供给量，而由于金币可以随意铸造和熔解，使得货币的供应量可以自发地满足流通的需求，而自由兑换和自由流通则保证了币制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性。金币本位制货币体制所带来的稳定，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
只是在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透支了国力，欧洲国家手里所剩的黄金已无力再维持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继续流失到美国，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被禁止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即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国际信用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长。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郎之上，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扩散开来。
正是由于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19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相继放弃金汇兑本位制，1933年3月，受伦敦影响美国再次出现货币信用危机，黄金大量外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未受波及的美国此时也不得不放弃金币本位制改以美元纸币进行流通……截至1936年，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国家货币体系就此完全崩溃。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和理由。
苏联——“第三种选择”下的新型大国
此处我们需要先把时间略微拨回去一些……
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这场革命并非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此前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20世纪初叶，以规模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绝对是一场空前（但不绝后）的浩劫——战争涉及亚、欧、非三大洲，波及15亿人，共计死亡约1000多万人。不过就对历史影响而言，它只能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的改变不是在这4年里完成的，而是在这之前“积蓄、发酵”了好几十年。而这也正是十月革命的大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战争其实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密度越来越大。其根本原因还是前一章说到的问题：商品总供给=利润+社会购买力+其他成本。
供大于需在一个封闭体系内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不加控制，在放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循环便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对内搞“大鱼吃小鱼”，譬如通胀；要么对外去抢别人，通过战争获得廉价资源和海外市场，通过压低原材料成本以及给过剩商品找到购买对象来平抑前面那个矛盾。
在20世纪初期前后这段时间里，人类先后搞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而与此同时各国搞得都是无节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当时，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社会购买力提高的速度，需求和供给之间缺口拉大的速度随之成几何数量级增加。于是便呈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经济总量迅速膨胀，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而战争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一战在这其中，则是一个最终的超级产物。
在当时，沙皇俄国面临的是两种方法都走不通的困局：去抢外人，却打不过人家——先是日俄战争战败，接着在一战战场上和德国打成了胶着状态；战场上空耗财力却没有些许入账，而对内又无法抑制贵族和资本家的贪欲，最终压力只能全部压在穷人身上，而当时老百姓的承压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社会压力就只能如同堰塞湖里的积水一样越积越高，整个系统最终走向崩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1917年的一场饥荒最终恰恰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崩涌而下的“洪水”在顷刻间便吞没了沙俄的贵族和资本家。十月革命的具体过程我们这里同样不加赘述，只是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在革命胜利之后，迎接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灾荒的俄国此时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德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人畜完成，全国50%的人口是文盲。
而就在苏联正式建国不到10年之后。1933年1月，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已经建成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苏联已经具备工业化基础，国民收入也增长了68%。改变并不仅限于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苏联几乎消灭了卖淫、赌博现象，犯罪率由1919年的十万分之375，下降为十万分之39；全国普及七年义务教育，识字人口达到90%；苏联人的社会保障也走在世界前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普通家庭也拥有了单门独院的房子（house）以及小汽车，苏联社会甚至没有“失业”这个词。
需要注意的是就经济运行模式而言，苏联经济运行中工人所得同样是小于所劳的，按照教科书式的说法就是苏联经济也是存在剩余价值的。但这个剩余价值并非是作为利润，而是由苏维埃政权来统一调配的，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这些剩余价值被用于公共事务或是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以国有资产的形式被固化了下来。正是这一特质解决了此前沙俄时代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死结。而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苏联并没有由于制度不同而与欧美国家之间产生什么障碍。而在日后西方国家与苏联自身的背叛者不遗余力的推动联盟解体，他们所觊觎的也正是70多年来积淀下的苏联人民所创造的价值。
与美国不同，二次世界对苏联而言既是国运的转折点，也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卫国战争中苏联共损失人口2700万（1990年公布数据）——苏联战后人口总数不过1.67亿，此外无数的工厂、城市都在战争中化为瓦砾。
在承受了巨大损失的同时，二战后苏联的地缘环境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纷纷被纳入到了苏联的控制范围之内，为苏联构建起了客观的防御纵深，历史上俄国核心地带直面法德等欧洲传统强国威胁的问题得以根本性解决[13]，苏联面对西欧国家就此从守势一跃变为攻势；日本的战败，苏军南下出兵中国东北，这使得日俄战争中沙俄丢给日本人的利益又连本带利找补了回来；历史上俄国与英国在中亚地区一直是明争暗斗不断，后来为了应付一战，英俄两国以俄国不入新疆、英国不入西藏为条件达成妥协，二战后英国势力的迅速衰败，使得苏联在这个区域有了可乘之机。显然，后两条对于战后的中国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便是后话。
怀璧其罪——想不打都不行的冷战
让今人可能很难想象：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国家经营并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在列宁这批领导人对未来的最初构想中，资本主义在几十年以后就该入土为安了，届时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天下大同之后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的概念了。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选择了俄国。
我们不应以现在已有的信息来嘲笑前人，在1916年前后说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几十年后灭亡很多人都会相信。十月革命出现在沙俄并非是由于她有多特殊，只不过是同样的问题在俄国要更糟糕一些，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普遍存在的，顺着这个脉络想下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一代革命者会如此的乐观。
但后面的历史并没有按照列宁等人的预想去发展，他们所没料到的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又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资本扩张的空间又增大了——一度即将决堤的“堰塞湖”，由于容量的增大水位又慢慢降下来了。另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问题是，恰恰是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让后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游戏规则改变了。
由于出现了这么一个颠覆自己制度的模板，几个大国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彼此杀的尸山血海的列强们能坐到一起搞一个国联出来，首要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换句话说，即便苏联什么都不做，她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已经被西方国家是做眼中钉。
而如果进一步追溯，即便在沙俄时代，俄国也始终受到来自西欧的威胁。拿破仑的入侵就曾逼得库图佐夫不惜火烧莫斯科，以坚壁清野来抵抗法军的入侵。所谓“楚人无罪，怀璧其罪”。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广袤的国土、丰富的物产决定了她永远无法躲开他人的觊觎，而东正教基础下的文化在西欧诸国眼里同样是“异类”[14]。而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之前忙于改旗易帜的改革派们，恐怕没有谁会想得到。也正因为此，在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一再对欧美国家做出单方面让步，而换来的除了来自欧美的嘲讽和羞辱，就是北约东扩以及支持俄境内分裂势力。最终，俄罗斯才不得不调整最初对西方一边倒的荒唐的外交政策。
很多人对冷战的认识都是美苏之间针锋相对，然而无法忽略的是：两德分裂始于美国率先策动西德建国，朝鲜半岛南北分制始于美国首先策动南朝鲜建国，北约建立（1949年）早于华约6年之久（1953年），古巴导弹始于美国率先在希腊和土耳其部署可覆盖苏联腹地的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基本都是美欧首先发难，苏联被动应对。
苏联看似是当时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可她所面对的西方阵营却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强，而在1948年美国又牵头建立起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司对苏联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禁用和贸易限制，以此进一步拉大两边工业能力的差距。这种悬殊的差距导致苏联不得不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最终导致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人们日用生活物资匮乏。在计划经济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
铁幕降临——意识形态先行
在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大致可分为两部分，通俗地说，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苏联人，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西欧在战后已经彻底衰败，美国要接手他们的势力范围，这自然不会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苏联如前所言，对美国具有双重威胁，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更是争夺全球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反过来，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对外战略决策同样也是这样的两部分。在笔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楚汉之争倒是有着几分神似——如果剥去表象看本质，历史其实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捷足者得之，仅此而已。秦帝国崩溃之后，起事的各路诸侯先是分食秦的遗产，然后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在一番混战之后，一方获胜，天下重新统一。
美苏之间的争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例。起初为了减少消耗，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一拖再拖，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以后，苏军立刻出兵东北，甚至来不及和当时的国民政府签订一份协议。因为这时候日本投降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苏联必须抢在美国人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地方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早些时候，美国迟迟不肯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白了就是苏美都要抢地盘，但又都想尽量避免自身实力的损耗。
杜鲁门接任总统伊始，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从战后的历史发展看，美国决策层对战后世界性质和美国对策的看法，应该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基本形成。巴顿将军曾多次对苏联大放厥词，要“进攻苏联”，这不是没有背景的。只不过，罗斯福总统时期所执行的对苏“怀柔政策”还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这些言论给巴顿招来了麻烦。1946年的1月5日，杜鲁门当面指责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不够“强硬”，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而要用“强硬的抗议”和武力的“铁拳”对付苏联。杜鲁门把这一举动称作“我们政策的转折点”。
1946年3月，卸任后的丘吉尔应杜鲁门的邀请来访，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反苏反共演说——也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一举动，可以看做是美、英两国决策层对国内舆论的一次试探。演说内容被公布以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很多政府官员也纷纷表示不同看法。杜鲁门由此感觉时机尚未成熟，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矢口否认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有任何关系——按照外交常识，这么敏感的内容，在事前美方不知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民众的这种反应，一方面是源自老百姓最淳朴的感情——就在几年前，两国人民还在并肩抵抗法西斯；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当时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已经开始认同，社会主义在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战后初期苏联真正占优势的并非是军事而是意识形态。和现在我们的印象不太一样，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宣传的语境中极少会出现“民主”这个词，他们宣传的立足点是“自由”，老电影里国民党一方一开口肯定说“自由世界”，在朝鲜和越南当时东方阵营都提出搞投票选举来决定这些国家的走向，但美国都拒绝了，归结起来还是那个时候自己心里不踏实。很多前华约国家的国名全称中都带有“民主”这个词，这其实是当时东方阵营意识形态上处于攻势的一个反应。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的攻守易位，对“民主”的解释权也顺势转到了西方阵营手中，但西方国家说的最多的，还是“新自由主义”。
而在当时，爱因斯但在1950年3月16日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热情称赞“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己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的含义是我可以给你最大限度的空间让你来折腾，释放个人的能力，但我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放到经济层面就是无干涉主义，源自法语词汇“laissez-faire”（“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简单说就是开了一个“盘口”，没人拦你进去，但你要进去就必须“愿赌服输”。
题外话，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能够广泛被接受，倒也不光是西方国家高层加媒体就能引导得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历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窘已经在社会福利的浸淫下逐渐为人们所遗忘，这个时候“自由”对人们的吸引力往往会更大——虽然多数人不会承认。久赌必输，庄家至大这些赌场潜规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另一方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寒门子弟从小听到大的，而一旦有朝一日面对可以做“人上人”这个高额回报时，在输到要跳楼之前，几乎所有的“参赌者”都会更愿意相信自己会是最终的赢家，而当持这种观点的人达到一定比例以后，所有人不管想不想，就都必须参与到这场“自由竞争”中来。人民书写了历史，这其中包括历史的所有部分。
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萧条的记忆还并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这还是在1100万农村人口没有计算在内的情况下。同样在1932年这一年，美国的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这种情况下你让多数人“愿赌服输”人家肯定是不干的，由此使得众多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左翼人士，《国际歌》成了那时的流行歌曲，某些州的左翼政治力量甚至提出过要从美国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实上时至今日，美国文化界总体上依旧偏左者居多。
二战结束后，美国随即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战后一年的时间里，全美共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
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必然要引起欧美上层的强力反弹，英国学者帕克曾说道，“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官方掀起了一场反共政治运动，现在美国的舆论动辄把共产主义和纳粹等同起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到后来，发展到几乎人人都要过筛子的程度。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女孩要为商店当广告模特，结果它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而到1950年时，美国人口一共才1.5亿。在当时，教社会科学的老师要是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因为沾上了“红色”，也被迫更改了队名，连参加美国小姐选拔的候选人都必须先陈述她们对马克思的看法。到此还没完，这场运动的真正高潮在1950年到1954年。在1950年2月12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国务院”的演说。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麦卡锡参议员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一时间，美国国内上下都开始抓“叛徒”、抓“特务”。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紧接着在次年，“洛斯阿拉莫斯”[15]的科技人员挨个接受调查（前面提到过，美国知识分子偏左的居多），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成了嫌疑犯而受到迫害，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则在1953年6月19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所谓“原子间谍”的罪名双双送上电椅处决了。
到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为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施莱辛格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被纷纷查禁、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这基本就是美国版的“焚书坑儒”。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这些要害部门也没得安宁，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六百多次“调查”活动，外加十七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
到1954年，麦卡锡运动总算是停下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内上下都熬不住了。麦卡锡参议员除了受到“谴责”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到1957年因为饮酒过量死了。从为政的策略看，这应该属于一招“矫枉过正”：先做到十二分，再往回退一退，但还能剩下十分。麦卡锡主义被“谴责”了，但美国国内的左翼在这段时间里遭受了重创，作为政治力量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到80年代美英带着全世界掀起新自由主义，一直到现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和这段历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6]，这是后话。就当时而言，这其实是美国的精英阶层面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对国内思想进行的一次肃清，说白了就是“防止和平演变”——美国精英层对意识形态安全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关注一直以来从未放松过，就连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还在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两德分裂
在美国国内反共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苏联其实并不打算和西方世界彻底决裂。苏联同样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它并没有美国那么走运，战争是在它的国土上打的，虽然胜利了，但这个胜利没法直接带来财富，相反大量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都毁于战火，更糟糕的是战争中损失了2700万人口，这对战后总共只有1.67亿人口的苏联来说是最严重的损失。苏联硬实力上的强大在此时不过是指它那部只能消耗资源的战争机器而已。想要恢复元气，除了尽快拿到德国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就得依靠苏联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西欧国家做能源生意来获得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其实和现在的俄罗斯是一样的思路。
当然，美国人并没有给苏联这个机会，而是拉起了所谓的“铁幕”，一来由于前面提到的苏联的“双重角色”，二来美国也需要给西方世界“制造”一个敌人，一个可以迫使西欧和日本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敌人，而苏联恰好是最佳的选项。
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和英国曾存在一个严重的分歧，就是战后如何对待德国。英国提出要肢解德国，在战后成立所谓“北德”和“南德”两个国家，而苏联则坚决反对。为此斯大林和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是在罗斯福的协调下才得以化解。最终的协议中规定，德国投降后，苏、美、英三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行使德国的最高权力，有关德国性质的一切问题应由中央管制委员会（后称“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解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肢解德国，是因为一旦德国分裂，仅凭苏联控制的那部分将很难兑现对苏的战争赔款。而且“中央管制委员会”的存在，也会给苏联提供一个和西欧保持接触的平台，那么苏联向西欧出口能源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后面的历史自然是无法让斯大林满意的，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同年8月英美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宣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冷战的帷幕就此拉开了。苏联为了应对，只能无奈地在9月仓促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应对北约日益增大的威胁。
原本该由整个德国承担的战争赔款，只能由东德一家来承担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东部的工业基础原本就比西部要差不少，战争中东部遭受的破坏比之西部也更为严重。如此一来，就注定了东德在成立之日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物资匮乏迫使苏联对德国苏占区搞起了“三光政策”：一共拆迁了1900多家工厂的设备，其中绝大多数是整厂搬走，同时就地“改造接收”了200多家大企业，对苏占区的设备、人员一律无偿征用，最后连东德境内的复线铁路也都统统拆了半边去，这一拆就拆了13.5万多公里。经济上的问题，又迫使东德政府不得不始终对内采取“斯大林主义”式的高压政策，以维持国内稳定，即便是后来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时，东德政府的这一高压政策也没有改变。这也就难怪在冷战期间，东德老百姓会不断地逃往西德。现在很多前东德的人士，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主观上极度仇视一切和共产主义沾边的东西，和这段历史也不无关系。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
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不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日本并非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已经“一穷二白”了，它的工业底子还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更重要的是还保留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和社会动员体系，这是国家工业化的种子。不过当时的日本的确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期，这主要是由于日本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完全崩溃了——原材料与农产品来源地随着战败被剥离掉了。
美国最初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想法，果真实现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充其量也就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水平。但是，后面的历史显然没有随着美国的愿望而发展，因为冷战开始了。为了在远东地区应对苏联和中国，美国不得不选择重新武装日本，使其重新工业化，于是就有了“道奇路线”，这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重启的根本原因。我们常常提到的朝鲜战争的因素，起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激活”的作用。
美国不但给日本人松了绑，在资金技术上还加以扶持，连日本的国土防卫也用驻日的方式由美军代劳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其实一直希望日本人加大国防上的投入，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日本政府就是不干。有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大气候，日本先前留下的“工业化种子”很顺利地就开始“生根发芽、茁长成长”了。1956年“神武景气”的到来，正式标志着日本战后经济开始腾飞。这里还要说一句题外话，某些媒体经常会拿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加以比较，说：当时中日经济相差无几，而后人家日本却开始腾飞了云云。问题是这个所谓的“相差无几”仅仅是指几个纸面数据，实质上日本战后留下的现成的各类设施、产业工人、组织体制等等都是中国所从未具备过的，是需要那时的共产党白手起家去建立的，而那时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要举国勒紧裤腰带还苏联的债，而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美国政府一施压，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就宣布放弃了（日本对华战争赔款和外蒙“独立”原理上差不多，之前回旋余地都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给弄没了，两盘死棋到中共手里后，前一个换来了日本对华无息贷款，后一个则促成了苏军撤出东北）。
言归正题。凭借已有的底子和优良的外部环境，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的56%，到1966年就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日本的GDP一直居于世界第二。
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到1979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这个数据背后反映的是一国在技术上的进步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一共用了15亿美元就从欧美获得了如果自行重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亿～1.800亿美元的技术，这同样得益于冷战，对如今的中国而言，这种好事是想都不要想的。
除了基础和外部环境这两个“硬件”之外，日本的经济腾飞还得益于其“软件”。在大批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日本政府针对外国的同类工业品建立了极为森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也就是说，不再通过税收等经济途径间接限制外国商品，而是直接动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在经济体制方面，日本经济其实搞的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效果上和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全国一盘棋”，资本家们在政府的协调下抱团去和欧美“鬼畜”们竞争。在技术领域，还可以集中力量在重点方向搞攻坚。当然在具体机理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的举国体制是通过大公司间交叉持股以及公司和银行交叉持股来实现的，这等于把资本家们的利益连到了一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除此之外，在生产组织中日本搞起了“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逐步在企业里建立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三项制度，亦成为“三神器”。这三项制度加上成熟完备的福利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在保障了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笔者看来，日本或许应该算是最“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由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它正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交界处，挨着苏联和中国两大社会主义“辐射源”，再加上大批在华的战犯被改造后重新回到日本，一里一外使得当时的日本社会“向左偏”的趋势可能还要大于欧美，譬如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日本红卫兵出身，《机器猫》的作者之一藤子不二雄也是日本著名的左翼，除了《机器猫》之外他还有另一部在日本很有名的漫画作品《毛泽东传》。那个时候左翼青年们举着毛主席的画像上东京大街上游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留下来的照片里要是背景里没有日文，一不留神就会当成是在中国拍的。换句话说，这种“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动力来自于左翼政治力量的斗争，这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产生的背景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从历史渊源上说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其实就一直有着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非常强调整体性和计划性——不这样的话，让一群“散户”资本家自个去和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竞争，那不出一个回合，要么被“市场规律”淘汰掉，要么就得被人家收编成买办。都说日本人在善于学习他人，在经济运营模式上当时日本的学习对象一个是普鲁士（德国）另一个就是苏联，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苏联一样，都是走的重工业先行，有余力后轻工业跟进的路子。日本战后前首相岸信介（也就是安倍晋三的姥爷）以反共著称，但他却又是这套“苏式”经济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侵华战争时期岸信介曾负责伪满洲（东三省）的经济[17]，他的主张曾一度叫同在伪满的东条英机怀疑岸信介是“赤化分子”并下令叫关东军特务机关特别留神这个家伙，而从日本的角度说，岸信介当时在伪满的经营确实比较成功，这一点从后来东北成为新中国工业摇篮也能看出来。这是题外话。
把日本经济的崛起（而非日本的崛起）放到同一时期的世界大格局里来看，这其实是欧美国家产业输出的结果。资本越来越国际化，各个国家在分工体系里开始变得日趋专业化，欧美国家开始主攻“钱生钱”的虚拟经济，把实物生产这种脏活累活都抛给日本人去干了，这是这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说的是大势，在具体的时间，对具体的人或集团而言，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种产业转移是金融资本所乐于见到的，但对当时欧美制造业的从业者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后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阶段，由此不得不进一步放松对日本经济的压制，以此为契机日本先是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垮了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的有38项，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当时世界十大银行中有八家是日本银行——其中前三位都是日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企业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光看经济指标的话，超越美国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在日本产品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不断地丢城失地（当然这里面也有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的因素），大批产业工人丢掉了工作，更多的人则是人心惶惶，议论着即将来收购自己公司的日本新老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做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公开骂日本人是“可耻的剽窃者”，高呼“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那一时期西方国家不少文艺作品里都有嘲讽日本人的桥段——就像早先时候嘲讽犹太人那样。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是路易·德·菲奈斯主演的《夫妻市长》，里面的日本人具备了西方人眼中所有的关键词——剽窃、诈骗、偷窃等等，但是路易·德·菲奈斯扮演的市长兼资本家还得把他们奉为上宾，因为日本人有钱（购买力）。当时欧美国家看待日本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非常不甘心，但还非常无奈，如今他们看待中国同样还是这种心态，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