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钱 资本和财富
一、钱是信息载体
货币是标定人类劳动成果的筹码，而以货币计算的价格承载了有关产品供需的全部信息。
以物易物的交换（Barter system）成功率极低，假如一头牛的主人想换四只羊，而羊的主人不需要牛，则交易无法完成。而且，物物交易难以跨时间、跨地区。所以人类在很早就开始使用一般等价物——货币。劳动者先将产品换为货币，再用货币换取自己想要的物品。众所周知，金、银最终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货币，它们的地位不是哪一个国家“封”的，而是由其天然属性决定的。
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列强从美州、亚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远东的日本也“不甘落后”，仅通过《辛丑条约》就从中国取得两亿两白银（6000吨）。按中国教科书的说法，“帝国主义”靠掠夺来的金银发达了，中国却越来越落后了。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吨金属的易主就能造成“国运”的逆转？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金银是货币！
黄金是天然的货币，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独领风骚数千年。但金银的储量有限、勘探开采困难、产量无法迅速提升，这是它们成为一般等价物的重要前提之一。假如黄金像大理石那样可以大量开采，不仅不再“物以稀为贵”，而且数量暴涨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运行。金银成为一般等价物的另一个前提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稳定，不生锈、不氧化、不燃烧。
近代商业文明是刺激人们为消费而生产。而消费的欲望一旦被唤醒真是“驷马难追”，更何况金银产量如此之低。根据布罗代尔对19世纪中叶的估算，“仅仅为使物价保持同等水平，贵金属存量至少要以每年3%的速度持续增长，否则物价势必下跌”。“物价保持同等水平”实际上意味着滞胀，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贵金属以3%的速率递增。在经济蓬勃发展时对贵金属的需求难以估量，但金、银低下的产量无疑成为瓶颈。掠夺者不“解渴”，被掠夺者更是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这就是中西方国运逆转的根源。
持续了几百年的殖民侵略本质上不就是掠夺金银，掠夺货币吗？最初，西方列强将金银掠夺回来，相当于为本国经济注入了货币，刺激了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升。货币很快又不够用了，而被掠夺的对象也快“油干灯尽”了。与其到处血腥掠夺不如自家关起门来印钱！18世纪开始，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开始大量发行纸币。由于美国立国晚，“家底儿”薄，没有多少金子、银子，纸币在美国反而大行其道，推广速度快于欧洲“老大哥”。纸币本质上是信用货币，它被人们接受靠的是发行人的信用。布罗代尔传神地写到：“这种虚假的、但又以成千上万种形式流通着的货币逐渐侵入欧洲的经济生活，15世纪时只是偷偷摸摸，16世纪时还小心翼翼，17世纪就已经咄咄逼人，而在18世纪则摇身一变，公然成为黄金和白银的替身，扮演大人物的角色。”此外，穷兵黩武的欧洲列强纷纷举债，它们的借据居然一度被当做通货而流通。
现代各国普遍采用的是本国政府发行的纸币。政府强行规定一切商品与服务必须接受本国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对价，称为“无限法偿性”。其实，最早的纸币就是由中国人在宋朝发明的，但在皇权至上的情况下，纸币的发行者和持有者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关系，谈何契约精神？
从金属币到完全脱离黄金储备的货币发行，中间还是有极漫长的道路的。最初实行的是“金币本位制”，一英镑含纯金113厘（一盎司=480厘=1/16镑=28.35克）、一美元含纯金24.75厘（后改为23.2厘）。任何黄金持有人都可以请求政府代铸金币，手续费低至可以忽略。后来，黄金数量越来越吃紧，各国陆续进入“金块本位”。此时金币已经不再被铸造和流通，纸币持有人只有达到一个巨大额度时才能请求兑换金块，比如英国当时规定最低兑换数量为400两。期间，各主要国家都尝试将白银引入本位制度缓解黄金数量之不足，称为“复本位”。但由于金、银本身的价格比例变化无常，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复本位实际上成为在单一金本位和单一银本位之间切换的“跛脚本位”（Limping standard）。此后，英、美依仗它们的政治经济实力使它们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英国衰落后，美元实际上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储备货币，每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直到1971年8月15日，因连年对外援助和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美国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至此，纸币像断了线的风筝彻底摆脱了与黄金的干系。黄金沦为普通金属，像铅、铜、镍一样在商品交易所内被炒家玩弄于股掌。
1971年8月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时刻。前面说过，货币是标定财富创造的筹码。1764年，英王乔治授意下的议会通过《货币法》禁止殖民地发行货币，只能使用英国纸币。这一禁令成为美国独立战争重要的导火索之一。四个人打麻将，其中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发行”筹码，其他三个人却无权过问。人类金融史真是奇绝，先前被黄金瓶颈所困，活活被“憋”了几百年，好不容易告别金本位，竟然陷入“牌局”，莫非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是傻子？其实不然。当时，意识形态矛盾压倒一切，西欧诸国让美元登临“唯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宝座，本质上是纵容美国向全世界抽税以对抗前苏联。美、苏军备竞赛比拼的是金钱，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超量发行也不愁没人接盘。美国可以用印刷机印出的“绿纸片”研发先进技术，不断升级武器装备。如果前苏联滥发卢布则会在本国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最终，里根以预算高达两万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彻底拖垮了前苏联。就在苏联解体的第二年，欧元就问世了！要知道由多个主权国家联合推出一种新货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欧元诞生之神速说明各方没有浪费一秒来讨论其必要性，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推出新货币的细节准备。中日两国在有文字的5000年历史中只有50年的“不友好”，至今无法完全释怀。欧洲诸国在有文字的历史中几乎战事不断，英法、德法几家的“新仇旧恨”更是源远流长。金融素养深湛的欧洲，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时间决定联合推出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向独霸世界的美元发出挑战。
可以这样把前面那个打麻将的比喻细化：四家分别是美国、欧洲、经济腾飞国家（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和产油国等）和经济滞后国家（包括多数亚非拉国家）。1971年以后的局面是，四家打牌筹码由美国一家发。1992年以后，欧洲说：我也要发筹码！但其他两家还傻子一样只认美国发的筹码。在这场货币牌局中，美国是“三家打一家”，欧洲处于劣势。于是欧洲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接受自己的筹码，开始了冒失的扩张。欧盟的核心层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都是一流的发达国家，陆续加入的希腊、西班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好比顶级的陈年葡萄酒里兑水再兑水，为欧元今天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当然，欧洲人十多年的努力还是有成果的。到2009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为62%，欧元占27%。
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使中东、中国渐渐“开窍”，多少明白了二十年前欧洲人推出欧元的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冷战”也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幕，恐怕不会重演。总之，美元作为世界唯一储备货币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失效，今后任谁发行的“筹码”也不可能被大家接受。欧元、日元、英镑、马克甚至刚刚“萌动”的人民币和只有个名字的“亚元”都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凭什么大家打牌都用你的筹码！
人类既不可能回到美元独大的时代去“挨宰”，也不可能回归金本位去“受憋”。新的“特别提款本位”（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作为超主权货币是最靠谱的“候选人”。20世纪70年代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由16种货币加权平均而来。新时代的特别提款权应有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给予人民币适当的地位；二是将黄金（如有必要还可加上原油）引入“标准蓝”，使SDR部分地与黄金挂钩。如果说黄金难以成为承载人类经济活动的“方舟”，那么让它充当“价值之锚”还是可以胜任的。
既然货币是标定人们创造价值的筹码，那么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信息，它赋予持有者支配资源的权力。
二、资本是狗
资本是任何能在未来带来财富的财富。大学生买套日常穿的运动服是消费行为，买套高档西装（准备去应聘）就是投资行为。这套西装与戏曲演员的“行头”一样都属于资本。形象地说，资本是狗，过去人们需凭体能去追狗，难度可想而知，所以第一桶金的“含金量”最高。如果对抓到的狗加以驯化，让它们去追猎其他狗，主人就可以“不劳而获”了。所以，资本就是被“驯化”的狗。
资本是狗，当然也会有性格，学术上称为“风险偏好”程度。资本之狗的性格完全取决于主人，退休老太拿来投资的几万元是条温顺的小狗，一有动静就会夹着尾巴逃走；初出茅庐的股民的资金像迷路的狗，东一头西一头地整天追涨杀跌；金融大鳄的资本是凶残嗜血的狼狗。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五年就是给了人们徒手抓狗的权力，第二个十五年让部分人有了“放狗”的机会。
有两个时髦的名词：资本化和证券化。资本化就是把原来“闲着的狗放出去”捕猎。最简单的例子是老大爷把枕头里的钱拿出来，一大早排队去买国债。钱在枕头里不是资本，投入国债就是资本了。复杂一点的是“造一条机器狗”。比如一个白领打算投资房产，贷了100万元、20年期、月供8000元。实际上他是将自己未来20年，每年约10万元总计近200万元的现金流“资本化”，并以100万现金卖给了银行。证券化是资本化的高级形式，是标准化的、可以在市场交易的资本化。比如，一个开发商拍下一大片地，盖了100万平方米的商业物业，总成本15亿元，年租金收入2亿元。金融机构可以为这个项目设计一只“信托投资基金”，基金被等分为一亿份，每份售价20元，每份每年可获1.8元分红。开发商提前收回项目的成本还获利5亿元，这20亿元可以投入新项目的开发。信托基金的投资人可获得每年9%的利息，远胜于把钱存在银行。而且，信托基金的份额是可以在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投资者随时可以方便地取回自己的现金，这就叫证券化。
许多人对资本化的理解尚不透彻，存在严重的概念上的混淆和理念上的谬误。比如，有金融专家说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的无锡尚德市值达53亿美元，多出的46.4亿“财富”就是资本化“化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不能到境内或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引进外资”。首先，无锡尚德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4亿美元，以二级市场股价计算的市值不能等同于尚德或施正荣个人的财富。股市犹如赌场，玩家对某匹赛马的下注额再高也不能计为马或马主人的财富。只有当企业试图增发股票再融资时，二级市场的股价才有参考价值。人们谈论某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是为了与它的净利润、销售额对照，看看对这家公司的总体估值是否合理。
再说“只好引入外资”。首先，任何外资都是在计算未来的现金收益之后才投入合资企业的。假如某跨国公司投资5000万美元与中方建立合资公司，外方占49%股权。它们一定会算出合资企业投产后N多年的销售额、净利润、自己能分享的金额，N年之后49%股权的价值等，最后计算出内部收益率。也就是说，人家正是以未来N多年的收入流为依据才到中国投资的，否则不就是“白求恩”了？上述金融专家都把证券化当作唯一的资本化渠道。海外上市与建立“三资企业”都是在引进外资，只不过后一类方式估值低罢了。
说资本是狗没有任何贬义，狗是人类永远的朋友。在人类开始驯养狗上万年后，才懂得让资本之狗助力于己。
三、财富是资源的调配权
不提科学、文化、艺术这些精神财富，普通人说到财富立马想到的就是可以改善生活水平、满足物质欲望的“那些东西”，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钱”。其实钱就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它代表着一种权力：支配相应数量资源的排他性权力。钱可以用于个人消费，可以购置珠宝、名车、豪宅、古董等，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实业或金融市场。
陈志武教授很喜欢把无锡尚德的创始人施正荣与清朝皇帝乾隆相比较，并得出施正荣比乾隆富有的荒诞结论。他把1766年乾隆朝以白银计量的财政收入按今天的银价折算成11.4亿美元，这个数字比2007年无锡尚德12亿美元的收入略低。在遭到质疑后，陈志武教授又把乾隆朝的岁入折算为大米、肉、小麦、鸡蛋……结论是无锡尚德的收入是乾隆朝的1～5倍！实际上，金融专家并没有理解财富的本质，金钱不只是用来购买消费品、保障并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放慢，个别地方甚至有所下降。在这种环境下财富新贵的迅速崛起，亿万身家、名车豪宅对民众的心理刺激不可低估。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差距远非想象得那么大：300万元的豪车比5万元以下的车每100公里也就多消耗10升油，百元冰淇淋、万元衬衣这些天价消费品不过是财富转移的媒介。只有制造冰淇淋、衣服的原料和人工价值被消耗掉了。冤大头要是愿意花一万元买个雪糕吃，他不是在挥霍而是在布施。金银、珠宝、厂房、设备、房地产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比尔·盖茨也好，李嘉诚也罢，他们真正的消费只取决于他们的食量和身材，只有吃掉的食品、穿旧的衣服才是被真正消费掉了。
可见，财富概念可以细分为消费品与资本两种。资本就是能够以之创造新财富的财富。富豪们的财富中消费品占的比例极小，比尔·盖茨价值上亿美元的豪宅是不会被“消费”掉的，古董、字画会被永远珍存。普通百姓的“恩格尔系数”都已经低于50%，比尔·盖茨一辈子吃掉的食物的价值能占其财富的多少呢？所以，富豪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资本、是资源的支配调度权。天才的经营者可调动数亿资产、上万员工高效地运转，资产在他们手中如同韩信手下的兵，多多益善。中旺集团的刘忠田、沙钢集团的沈文荣都是身价百亿的大老板，可是生活极其简朴。刘忠田甚至没有私房，长年住厂里的招待所！他们个人的生活消费甚至不及一线城市的普通白领。这些富豪追求的实际上是权力！年产钢2000万吨的沙钢集团在我国是规模仅次于宝钢集团的炼钢厂，沈文荣直接调配、间接带动的资源不亚于副部级官员或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且自主权大得多！
财富的本质是调配资源的权力。施正荣只能调动无锡尚德那几千员工，并且仅限于工作方面，命令任何一位员工跳楼是万万不敢的。而乾隆管理着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数亿臣民的生杀予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要说施正荣，就是比尔·盖茨、巴菲特们的权力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及乾隆的一根汗毛！当然，封建专制并不值得赞美，但从对资源的支配角度来讲，帝王将相们远比今天的亿万富豪“富有”。奥巴马虽然只领几十万美元的年薪，却是“任期四年的世界首富”。按陈志武教授的观念，施正荣当然比奥巴马富有千倍。
富豪们虽然不归“组织部门”考核，却受到市场更严厉的裁判。不论国企民企，当经营规模超过经营者的能力，资产的边际产出就会下降，企业扩张就会受阻甚至走下坡路。但国有航空公司亏损百亿政府可以注资，领导层可异地当官。民营航空债务危机，公司破产老板入狱。从个人角度讲，民营企业取得资产的控制权的代价和风险不小；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民企的优胜劣汰更有利于资源的配置，“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所谓的富豪是承担了风险、付出了辛劳、用自己的才能和勤奋为社会理财，他们应当被社会接受而不是被妖魔化。
不可否认，在国退民进的转换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利用制度缺陷一夜致富。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权”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制定改革战略时权衡公平与效率的确需要大智大勇。当年农村改革推行包产到户：交够了国家的，剩下的是自己的。这严格来说不也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在当时的情势下敢于进行这种改革，充分展现了第二代领导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解放思想禁锢的大智大勇。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迅速振兴，主要原因是农民增加了对土地的劳动投入。而城市中的企业改革则复杂得多，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涉及产品、技术、资金、原料、能源、市场等方方面面，仅凭干部职工有积极性，肯下力气是远远不够的。总结多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我们确定并广泛实施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改革国企的效率难以提高，万亿国有资产将在沉睡中消耗。
改革会有人钻空子、会加剧贫富分化。笔者认为两害相权后者为轻！因为我们可从两方面设置纠错补偿机制。首先，警惕贫富差距加大对社会底层的影响，采取措施保障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其次，以健全的法制纠正国企改制中的投机行为、补救改革中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后继影响、化解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矛盾和恶果。比如，采取扎紧篱笆不让资产外流、严格执行资产实名制、严厉稽查所得税、堵塞职务侵占、开征高额遗产税等措施。
假如某投机者以一亿元的代价取得了上市公司40%的股权，这部分股权的真实价值为4亿元。该投机者以一亿元成本取得了两方面的收益：上市公司部分经营利润和40%股权的市场价值。假设其经营有方，公司每年的税前利润达到一亿元。公司要缴所得税、为持续的运营和发展还需追加投入，供分配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只有3000万元。该人以40%的股权分红得到1200万元，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净得800万元。这笔钱在他过世后传给后人，假设遗产税率为55%，他后人得到360万元，占上市公司利润的3.6%！也就是说，殚精竭虑所赚取利润的96.4%归了社会。而股权的继承也是要交遗产税的，假设30年后该上市公司40%股权的价值已经达20亿元，继承人需以11亿元现金交税。没有那么多现金只好贱卖股权来缴纳，假设该部分股权卖了15亿元，交遗产税后剩4亿元。30年前收购企业所花的一亿元，每年的内部收益率为4.7%，相对于所承担的风险，这个数目并不高。所以，只要有严格的法制，那些钻法制的空子的投机者最终也只能不自觉地成为另类“人民公仆”。
乾隆不能算昏君，却长期姑息了和。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私人情面之外，在经济上也是有利的。和是理财高手，田地、庄园、票号、织造、物业应有尽有。和以极大的积极性和最经济有效的方式使自己的家财保值增值。等到乾隆的儿子嘉庆遇到财政困难时，诛杀何后抄没的财物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民谚“和跌倒，嘉庆吃饱”从此流传。
总之，亿万富豪消费掉的只是其资产的一小部分，他们的财富主要是经营性资产。而经营性资产的所有权不过是资源的调配权，不论动机如何，其所有者不过是用自己的才智和辛劳为社会理财创富。假如全人类的财富都属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则属于全人类。如果嫌这些“打工者”消费偏多，还可以凭借法制来纠正，如消费税、遗产税等。
社会的转轨时期，各种思潮混杂。知识界应当理性地看问题，率先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既不应趋炎附势、攀附权贵，也不应轻率地煽动民众情绪，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对立。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不改革，而不是改革中的不公平和国有资产流失。
四、贸易逆差：一场游戏一场梦
中美贸易不平衡由来已久，美国常常拿它来说事。如果双方的贸易用黄金结算，那么美国的抱怨还情有可原。但用“绿纸片”结算，美国还说三道四就是得便宜卖乖了！因为，中国换回来的东西比拿出去的东西价值低，其间的差额由一堆价值不确定的纸片填塞！为说明问题，可以假设中美各有一种产品：衬衫和波音飞机。8亿件衬衫与一架波音飞机的价格相等，中国的16亿件衬衫本该换两架波音飞机。中国说，我用不了两架，要求美国用黄金换取另外8亿件衬衫，或者用他们的飞机去换铁矿石、大豆、小麦后再与中国换衬衫。美国不同意，于是，我们只换来一架飞机和一大堆价值不确定的绿纸片。中美贸易的确严重失衡，但受益的是美国、受害的是中国。
近些年，“中国制造”提高了美元的购买力。比如一桶原油80美元，由于可以买一大堆物美价廉的中国货，中东人才接受这个价格。没有中国制造（或者其他愿意当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换一双意大利皮鞋要用20桶油，油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也就是说，美元的购买力大幅下降。
贸易逆差的奥妙不止于此。其实，日本、德国的经济实力都很强，他们的货币都是老牌的“硬通货”。为什么日元、马克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始终难有起色呢？秘密就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是贸易顺差大国！贸易逆差是美国向全世界倾倒美元的绝佳管道。
还以打麻将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欧、日、苏等大国打，中国还不是玩家。各家都可使用自己的筹码，但筹码必须用黄金制作。开始，手气很好的美国连坐十几庄，其他人手里没有多少黄金，也就造不出足够的筹码。美国大方地说：“没事，我借你们。”于是，美国筹码成了世界主流通货。后来，德、日频频“自摸”，再也不“开和”的美国顺理成章地用自制的筹码付账。这样，各玩家手里的美元就越来越多了。更绝的是美国取消了黄金的货币地位，宣布随意印制筹码了！再后来中国加入进来且常常和牌，美国输得更惨。可到了最后，中、日、德一看自己手里全是绿色的美元！美国还在那里大叫“不公平”……手握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戴着“最大赢家”的桂冠，心里比窦娥还苦。
一个售价近500美元的苹果手机，算是很复杂和精细的电子产品了，但中国的代工企业只拿到不足12美元的制造费。这就是中国制造的缩影！美国以贸易逆差的方式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支撑着强大到没有必要的战争机器，还为本国国民换回享用不尽的吃、喝、玩、乐，以不到世界1/20的人口消耗了世界1/4的资源。滥发货币几十年，却在国内维持着低通胀，这是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国近年来意识到美元贬值的风险，加上与欧洲的贸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于是有意增加了手上的欧元财产。不料，欧洲被美国拖下水，欧元贬值神速。仅2010年前四个月，人民币对欧元就“被升值”近14.5%。我们手中的欧元资产及面向欧洲的出口企业岌岌可危，处境尴尬。
那么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难道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不是，我们还是形成了全球最优秀的工业基础。中国制造业“正规军”约有1.6亿，冠绝全球。1.6亿个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既要有配套物流、生产组织、营销系统，还要有庞大的基础设施。这套“家当”英、美、法、日、德都不能望其项背，更何况是印度。
2010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论对美国还是欧洲都会趋于减少。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必过分在意越南或墨西哥抢占美国市场，扩大内需，更多地自产自销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