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禅道渊源

茶道的全部理想，实为禅宗从微小之处见伟大观念的缩影。道家奠定了茶道美学理想的基础，而禅宗，则将这一理想付诸了实践。禅与茶的联系不言自明。前文业已谈及，茶道乃禅宗仪轨之延展。而道家始祖老子，也与茶的历史关系甚密。在记载这项风俗起源的中国古代启蒙典籍中，明确提到向宾客奉茶的习俗正是始自老子高足关尹[1］，他曾在函关城门外向“老君”奉上一杯金色的长生不老药。

我们无意过于纠结这些故事的真伪，类似的传说至少确认了道家在很早之前就有了饮茶的传统，因而颇具价值。不过，我们对道家与禅宗的兴趣，主要在于它们的思想蕴含着关乎生命与艺术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于茶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也曾有过一些值得称许的尝试，但迄今为止，道家与禅宗的教义皆未系统完整地以任何外文的形式呈现过。

翻译是一种背叛。如某个明朝文人所描述的那样，翻译最多只是锦绣的背面——所有的线迹皆在，但色泽与设计的精妙尽失。[2］然而话说回来，又有哪种伟大的教义能被轻易解读与转述？古代圣贤的教诲从来不是体系严谨、井然有序的。他们的言语常自相矛盾，因为怕过于明确的论断会引起对真理的误解。开始时他们如愚人般讲话，而在结束时却把听众变成了智者。老子曾以他的老子式幽默说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3］道，其字面意义为“路径”。关于道的翻译多种多样，它被翻译成“道路”（the way），“绝对真理”（the absolute），“法则”（the law），“自然”

（nature），“至理”（supreme reason）与“方法”（themode）。这些译法都没有错，只不过道家根据描述主题的不同，赋予“道”不同的意义。老子如此描述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4］此中所述之道超越了“路径”的含义，它是一种“通路”，它是宇宙变易的精神所在——永恒的增进，永恒的新生。

它如道家钟爱的龙图腾一样盘首，又如云彩聚散自由。

道，或许可以称之为“大易”。主观地说，它可称之为“宇宙之气”，其绝对即是相对。

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道家，就如同它正统的后继者禅宗一样，展示了当时中国南方的个人主义思潮，这与北方以儒家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思潮形成了某种对峙。当时这中土之国疆域与欧洲对等，两条大河穿越而过，将中国划分成特性迥异的两个区域。长江与黄河，可以说类似于欧洲的地中海与波罗的海。尽管已统一了几个世纪，南北两地在思维与信仰上仍旧存在诸多差异，就像拉丁民族与条顿民族（日耳曼人的一支）一样。在古代，尤其是封建时代，沟通比现在更为不便，于是思维差异也更为严重。因此，一个地域的艺术与诗歌所生长的土壤，同另一个地域便截然不同。在老子与他的后继者身上，在长江流域自然诗派的先行者屈原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他们同时代的北方文人所追寻的乏味的伦理标签大相径庭。

而老子，要先于基督教时代五百年。

道家思想的萌芽，在老子（另名聃，长耳之意[5］）

之前就早已存在。很多中国的早期文献，特别是《易经》，都预示了道家思想的萌芽。公元前16世纪[6］周朝建立后，对中华文明古典时代的律法与风俗的尊崇达到顶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受到抑制。直到周朝土崩瓦解，无数独立小国纷纷建立，个人主义之花才得以绚烂于自由思想的沃土之中。老子和庄子都来自中国南方，都是新思潮最伟大的倡导者。而另一方面，孔子与其众多弟子则力图保持上古之统。因此，倘若不了解儒家背景，道家是很难被理解的，反之亦然。

前文曾提到过，道家思想中的绝对是一种相对概念。在伦理上，道家痛骂法律与道德规范，因为对他们来说，善恶是非乃是相对的概念。定义是一种限制——

“固定”或者“不变”只是表述了增进的暂时停歇。屈原写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7］我们的道德标准，建立在社会过去需要的基础上，难道社会需要总是一成不变吗？对社会传统的遵循，往往以不断牺牲个体，成全整体为代价。而教育，为了保持这强大的虚幻的道德体系，纵容和鼓励了这种无知。人们所受教育，其实并非是德行的教育，而是行为规范的教育。我们的自我意识膨胀得可怕，将道德都丧尽了。

我们害怕告诉他人真相，故我们借用道德的伪装；我们害怕告诉自己真相，故我们藏匿于虚名。当世界本身荒谬不堪，我们如何对之报以严肃的态度？看那些无处不在的交易。名誉！贞洁！那些心满意足的商贩，正在兜售善良，贩卖真相。甚至连所谓的信仰，也可以用金钱买卖。它们其实本就是些寻常的道德规矩，不过是用香花与唱颂装点得像模像样罢了。倘若把这些装饰物统统夺去，这些宗教殿堂还能剩下些什么呢？一张天堂券，一份良民证——价格异常低廉，所以这乌七八糟的“信仰”竟有如此惊人的繁荣。快快藏起自己的锋芒吧，如果你的才学被世界知晓，你将马上被公开拍卖，落入出价最高者之手。为什么世间的男男女女那么热衷于推销自己？这难道不是源自奴隶时代的本能？

道家思想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它在引领了接下去的思想风潮，更在于它突破了当时主流的思维体系。在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并形成“中国”这个名字的秦朝，道家是一股相当活跃的力量。如果我们有时间去罗列它对于当时思想家、数学家、法家、玄学家、炼丹家、以及后来长江流域的自然派诗人的影响，一定相当有意思。

我们甚至不应忽略以“名相”为思考对象的名家，他们质疑白马是因其色而存在，还是因其形而存在。[8］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六朝的清谈之士，他们像禅宗哲人一样，沉浸于纯粹世界与抽象世界的思辩之中。[9］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向道家致敬，因为它为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作了诸多贡献，使之拥有了“温润如玉”[10］的审慎节制与优雅精致。无论是王族还是隐士，道家信徒们都恪守着道家信条，而产生了各式各样妙趣横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奇闻轶事、寓意与警句，将趣味与教化融合在一起。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与那个未有过丝毫忧愁的皇帝促膝而谈，他未尝出生所以不曾逝去；我们可随列子御风而行，去追寻那绝对的宁静，因为我们本身即是风；[11］我们也可以与河上公在半空驻留，他遨游于天与地之间，却既不属于天亦不归于地……[12］尽管现今中国的道教已经偏离了本来面目，变得荒诞不经，我们仍旧可以尽享这些不可思议的传说，尽享这些在其他宗教中不可能找到的丰饶想象。

然而，道家对亚洲人生活所作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美学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将道家看作是“处世之道”，因为它对应现世，对应自身。正是在我们自身上，神性与本能相遇，昨日从明日中分离。当下，是流转的永恒；此刻，是相对的所在。相对追求调适，调适便是艺术。生命的艺术，就在于对周遭环境的不断的重新调适。不同于儒家与佛教，道家是接受这个俗世的，它试图从这个充满悲哀与烦扰的世界中挖掘出美妙来。

宋代曾有三圣品醋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儒、释、道三种教义的不同导向。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站在一坛子醋面前，醋是生活的象征。他们都用手指蘸醋之后放在嘴里品尝。实事求是的孔子发现醋是酸的，佛祖宣称它是苦的，而老子则断言它是甜的。[13］道家主张，如果人们能够从整体思考，恪守物我的和谐统一，那么人生之戏将会更加精彩。保持事物的分寸感，给他人以生存驰骋的空间，而自己的空间亦丝毫不损，这便是在俗世的浮烟中成功的秘密。为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须知晓这人生大戏的全貌；整体的概念是决不能失于个体之中的。老子最喜欢用“空”的隐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只有在空性之中才有真正的精髓。比如屋子的实质是被屋瓦砖墙包围的空间，而非屋瓦砖墙本身。水瓢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空而可以盛水，而非水瓢的形态与质地。“空”无所不能，因之无所不包。

只有在“空”之中，运动才成为可能。倘若有人能够虚怀若谷，包容万物，万物不因他有所止碍，那么他已然是一切的主宰。整体，总是能够主宰局部的。

这些道家思想，对我们行动的指导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包括了剑术与相扑运动。日本的一种自卫防御术柔术（Jiu-jitsu）[14］，其名字就来源于《道德经》中的一篇。在柔术的角逐中，参与者通过不抵抗而耗尽对方的体力，而善于保存自己体力的，便能在最终的战斗中赢得胜利。在艺术中，同样原则的重要性体现在画作暗示性的留白。艺术品的这种欲言又止，抑或未尽其言，使观赏者有机会自己来填补它。这样，你的视线不可抗拒地被那伟大的画作攫取了，直到你融化在画作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那些“空”的所在，就在那里等你去融入，并填满自我所有的美感心绪。

彻悟生命艺术的大师，便是道家所说的“真人”。

初生时他来到世间，进入了幻梦堆砌而成的王国，而只有死亡才使他梦醒回到本初的实在。他煅造自己的光亮，为的是将自己融入于世界的晦暗不明。他“小心翼翼，像冬日涉溪而过；谨小慎微，怕惊扰了四方邻人；恭敬有礼，像宾客赴宴；战战兢兢，像冰面即将消融；宽厚敦柔，像未曾雕琢的木材；虚静旷达，像幽密包容的山谷；无形无状，像湍急混沌的流水”[15］。对他来说，生命中的珍宝三件，即为“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16］倘若我们把目光转向禅宗，我们会发现它正强调了道家的教诲。禅，来源于梵文 “禅那”

（Dhyana），它的意思是冥想静思。禅宗主张，通过静坐观想可以证得无上智慧。禅定，是成佛悟道的六度[17］之一。禅宗弟子认为，释迦牟尼在他晚年的教导中对这个修行方式作了特殊的强调，并将修禅的方法传授给了他的大弟子迦叶。迦叶[18］，即禅宗的初祖，将此法传给了二祖阿难[19］，阿难又将衣钵传给历代祖师，直到二十八代弟子菩提达摩[20］。达摩于6世纪上叶来到中国的北方，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关于祖师们以及他们的教诲，已没有多少确凿的资料记载可循。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早期禅宗，一方面与龙树[21］的印度式否定论有着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又同商羯罗[22］建立的智慧哲学有一定渊源。现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禅的传布，要归功于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637—713）[23］。

他是南禅的创始人，因该宗盛行于中国南方，故称为南禅。慧能之后，马祖道一大师（788年卒）[24］继续弘扬禅宗，他使禅的影响力渗透进了中国民众的生活。马祖的弟子百丈禅师（719—814）[25］建立起了第一个禅寺，并为它的治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仪轨。从马祖禅师之后的禅辩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江流域的个体主义思想，已经取代了早先的印度式理想主义，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思维模式。无论禅与道之间有多少门派之别，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南禅思想，与老子教诲及道教清谈派的相似性置若罔闻。《道德经》中提及了凝神专注的重要性，以及正确调息的必要性，而这个正是坐禅的要点。关于《道德经》最佳的注疏，也是出自禅门学者之手。

禅宗，如同道家，也崇拜相对的世界。曾有禅师如此定义：禅，是一种“面南观北斗”的艺术。[26］只有通达相对的一面，真实才能被理解。禅宗也是个人主义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又与道家不谋而合。所有无关乎心灵流转的，皆是虚妄。六祖慧能曾见两僧观看寺塔的经幡在风中飞扬。一个说“这是风动”，一个说“这是幡动”。然而慧能对他们解释说，真正在运动着的，既不是风，也不是经幡，而是他们的心。[27］百丈怀海曾与弟子行走在林中，忽见一只野兔仓皇而逃。“为何它要逃走？”百丈问弟子。“因为它惊惧。”弟子说。

“错，”大师说道，“是因为你好杀。”[28］这段对话让人想到庄子的另一个故事。一日庄子携友沿河而行，庄子看到河中游鱼说：“鱼在水中游得多么畅快啊。”

朋友反驳道：“你不是鱼，怎知鱼的畅快？”“你不是我，怎知我不知道鱼的畅快呢？”庄子如是回答。[29］正如道家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一样，禅宗常常挑战正统佛门清规。禅宗思想具有深刻的洞察，故而言语成了思维的障碍；后人的不同解读，使佛教经典的旨意含糊不定。禅宗的追随者，意在与事物的内在本质进行直接的对话，而所有外在附着之物，都是彻底了悟真理的阻碍。传统佛教如同精工细作的工笔彩绘，而禅宗，由于对抽象奥秘之爱，使得它如同一幅纯粹的黑白水墨。

一些禅师甚至竭力从自性中挖掘佛性，不尊佛像不重仪轨，成为了宗教叛逆的先锋。曾有一个寒冷的冬日，丹霞禅师把庙里的木佛劈了，用来烧火取暖。在旁看热闹的人吓坏了，说道：“你怎可如此亵渎神明！”“我想要从木佛里烧出舍利子来呀。”路人生气地反驳道：“木佛里怎能烧出舍利子啊！”丹霞则回答说：“既然烧不出来，那它就不是佛，既然不是佛，我又怎么亵渎了神明呢？”说着，他顾自烤起火来。[30］禅宗提倡中道，认同俗世与精神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这是它对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禅宗认为，从事物的绝对属性看，万物无大小之别，一沙即一世界。一个孜求圆满的人，必能在自己的俗世生活中看到他灵魂之光的印迹。从这一点来说，禅寺的组织管理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住持外，所有僧众都被分配了照看寺院的特定工作。而奇怪的是，小沙弥们的工作一般比较清闲，而资历最高、最受敬重的和尚，却干着最卑微最繁重的活。这些事务形成了丛林清规的一部分，无论工作多么琐碎微细，都必须完美无缺地完成。这样，许多深刻的禅辩，就在园中除草、厨房择菜与沏茶奉茶的过程中发生了。茶道的全部理想，实为禅宗从微小之处见伟大观念的缩影。道家奠定了茶道美学理想的基础，而禅宗，则将这一理想付诸了实践。

注释

[1］此关尹为以官代名。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作关令尹，名字叫作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西出函关。

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其留下《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

[2］该处所引应出自北宋僧人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卷第三《译经篇》：“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作者所述明代文人有误。

[3］语出《老子》第四十一章。意思是，根器愚钝之人听闻

道，则嘲笑之；若不嘲笑，便不是真正的道了。

[4］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意思是，有一个东西是浑然

一体的，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出生。寂然无声，虚寥无形，独自确立而注释不可改变，周期运行而不会停止，可以成为天下的源头。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叫它“道”，再勉强取名为“大”。广大而流逝，流逝而遥远，遥远而回返本原。

[5］老子姓李名耳，字或谥伯阳，或曰老聃，盖“李”与“老”古音同，“耳”与“聃”字义相应。关于老子名字的考据，学术界尚未有定论。

[6］周朝建于公元前11世纪，而非公元前16世纪。此处乃作者误。

[7］盖语出《渔父》。意思是，圣人不固守客观时事，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而变化。实际上这是渔夫劝屈原随波逐流的话。而屈原则坚持“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8］此处不得作者意，似将名家关于“白马非马”与“离坚白”的两个著名命题混淆而谈。读者可参考《公孙龙子·白马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以及《公孙龙子·离坚白》：“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9］六朝指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它承汉启唐，创造了极其辉煌灿烂的“六朝文明”。清谈是六朝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针对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

[10］出自《诗经·秦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11］传说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

[12］河上公亦称“河上丈人”，齐地琅琊一带方士，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黄老道的开山祖师。他是历史上真正的隐士，其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章句》成书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文中河上公浮于天地之间的故事出自葛洪《神仙传·河上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俛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

[13］该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儒、释、道的世界观与哲学基调，常见于画作《三酸图》。本杰明·霍夫（Benjamin Hoff）在其著作《维尼的道》（The Tao of Pooh）中曾作引用，于是开始在西方社会流传。

[14］柔术（Jiu-jitsu）为柔道的前身。

[15］语出《老子》第十五章。原文为：豫兮若冬涉川，犹兮

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

[16］语出《老子》第六十七章。原文为：我有三宝，持而保

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17］“六度”为佛教术语，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法门。“度”梵语是“Pāramitā”，汉译经典中亦常作“波罗蜜多”，意思是“到彼岸”，就是从烦恼的此岸渡到觉悟的彼岸。六度就是六个到觉悟彼岸的方法。

[18］迦叶，即摩诃迦叶，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有“头陀第一”、“上行第一”等称号。根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佛陀拈花微笑，迦叶会意，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中国禅宗把摩诃迦叶列为“西天第一代祖师”。“拈花微笑”公案并不见于禅宗创立之前佛教典籍经文，因此有人认为是后人杜撰的。

[19］阿难，又称阿难陀，王舍城人，佛陀的堂弟，也是他的侍者。他是佛陀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的一位，被称为多闻第一。他在佛陀涅槃后证阿罗汉果，并参与佛教的第一次集结。据说他继摩诃迦叶之后，成为僧团的领导者。

[20］菩提达摩（？—528或536），南天竺人，中国禅宗的始祖。相传达摩于中国南朝梁武帝时期航海到广州，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

[21］龙树（Nāgārjuna，约2—3世纪），古印度佛教哲学家，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开山祖师。龙树是大乘佛教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论师，著有大量的大乘论典，其中最主要的有《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他的学说由鸠摩罗什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大乘空宗的思想因而得以弘扬、光大，影响深远。中国大乘八宗，都一致尊奉龙树为共同的祖师。文中所述“印度式否定论”，概指《中论》的核心思想，即第一品第一颂中的“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

[22］商羯罗（Shankara，约788—820），印度中世纪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不二论哲学家、实践智慧解脱的瑜伽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云游印度，致力于复兴传统的婆罗门教，驳斥当时在印度流行的佛教之“无我”学说，重新肯定关于个体灵魂的吠陀思想。

[23］慧能（637—713），亦作惠能。佛教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唐中宗追谥大鉴禅师，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六祖坛经》记载了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

[24］马祖道一（709—788），唐代僧人。本姓马，名道一，后世也称马祖或马祖道一。汉州什邡县（今属四川）人，师事怀让。

曾在佛迹岭（在今福建建阳）、龚公山（在今江西南康）等处传授禅法。主张“自心是佛”、“凡所见色，即是见心”之理。

[25］百丈禅师（719—814），即百丈怀海，唐代僧人，为马祖道一的法嗣。他是佛教改革家，确立了《丛林清规》，即《百丈清规》，形成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寺院制度。

[26］此句典出《五灯会元》卷十五。僧问：“什么是佛法大意？”云门禅师答：“面南看北斗。”日本著名禅师铃木大拙据此作偈语“东望西山见，面南观北斗”。

[27］典出《瘗发塔记》。当印宗法师在法性寺讲《涅槃经》之际，“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闻之竦然，为其落发，二月初八受具足戒。该公案也见于《坛经·行由品第一》。

[28］此公案在《五灯会元》卷四及《景德传灯录》卷十均有记载，但主人公并非百丈怀海，而是赵州从谂，故事也略有出入。《景德传灯录》卷十《赵州从谂》：“有人与师游园，见兔子惊走。问云：‘和尚是大善之士。为什么兔子见惊？’师云：‘为老僧好杀。’”

[29］参见《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30］丹霞和尚（139—724），名天然，南禅宗清源派第三代传人。事见《祖堂集》卷四：丹霞和尚“于惠林寺，遇天寒，焚木佛以御次。主人或讥，师曰：‘吾荼毗，觅舍利。’主人曰：‘木头有何也？’师曰：‘若然者，何责我乎？’”

第五章 茶室幽光

茶室的简约与脱俗，使它成为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身在其中，也只有身在其中，人们才能够不受打扰地，投身于对美的崇拜里。四至六篇插图主要选自明代项元汴著的《历代名瓷图谱》。

对于以砖石为建筑传统的欧洲建筑师而言，日本用竹木搭造的屋舍几乎没有资格跻身于建筑的殿堂。一直要到最近，才有一位研习西洋建筑的学者，开始认同与称颂我们大型寺庙建筑非凡的完美。[1］对于日式建筑中最经典的样式尚且如此，我们也就几乎不指望一个外来者能欣赏小小茶室幽微的美，毕竟在建筑结构和装饰法则上，它与西式建筑是如此截然不同。

茶室（Sukiya）看上去与一所农家小院并无二致——

草庵，我们如是呼之。“Sukiya”这个词的日文表意符号，最初始的意思是“风雅之屋”。后来，不同的茶师根据他们对茶室意境理解的不同，赋予它不同的汉字符号，于是Sukiya也可能表达“空之屋”或者“不圆满之屋”的意思。[2］它被称为“风雅之屋”，是因为它是那样一个供我们安置诗情画意的临时处所；被称为“空之屋”，是因茶室内陈设的物品，均是为满足彼刻的审美需要，除此之外毫无修饰；被称为“不圆满之屋”，是因它奉献于对不完美的崇拜，特意留一些空白任凭想象力去填满它。自16世纪以来，茶道精神已对日本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现今很多日本家宅的内饰都极为简约朴素，在外国人看来，这无疑是过于荒芜平淡了。

第一个独立的茶室由千宗易创建，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利休[3］，他堪称茶道大师中的大师。16世纪时，在丰臣秀吉[4］的资助下，他将茶道的基本仪式固定下来，并将其领入一个至臻至美的境界。在此之前，茶室的基本格局，已由15世纪的著名茶师武野绍欧[5］所确定。早期的茶室，常常是只为了茶会的需要，将一间普通客堂用屏风隔出一块区域，供饮茶待客之用。这样的隔间叫作“围室”（Kakoi），至今这个名字在室内非独立茶室中仍在使用。而独立的数寄屋，则由茶室本身、水屋、门廊和露地几个部分组成。茶室本身是按照容纳不超过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正合了那句“比美惠三女神多，比缪斯九女神少”[6］的谚语；水屋，是在上茶之前洗净与置放茶具之地；门廊，是客人们在主人召唤进入茶室之前的等候区域；露地，则是连接着门廓和茶室的庭院小径。整个茶室从外表看毫无惊艳之处。它的大小甚至比不上日本最普通的家宅，它所用的建筑材质，意在暗示一种高贵的清贫。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表面示现的背后，是艺术构思的深思熟虑。茶室所有细处被精心安排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富丽堂皇的宫殿与庙宇。一座理想茶室的造价，可能比一所普通的豪宅更为昂贵，因为从建材选择到建筑施工，皆需具备极大的审慎与精细。事实上，被茶师选中的木匠，形成了工匠中最为出色且备受尊崇的阶层，他们手艺的精细程度，即便与漆器工匠相比也毫不逊色。

茶室不仅与西方建筑区别甚大，即便与本国的经典建筑相比也大相径庭。日本古代的尊贵建筑，无论是殿堂宅邸还是庙宇神社，仅在建筑规模上就无法让人小觑。那些从数世纪火灾的风险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建筑，其外观的庄严盛大与内部的富丽堂皇仍能让我们心生敬畏。直径两三英尺，高三四十英尺的巨大木柱，通过结构复杂精妙的建筑支架，撑起在屋瓦的重压下嘎吱作响的巨大横梁。整个建筑材质和建筑结构虽不利于防火，却足够坚固抵挡地震，也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法隆寺[7］的金堂以及药师寺[8］的佛塔，都已原封不动地伫立了近十二个世纪，是木建筑坚固耐久的明证。这些古寺和宫殿的装潢都极度奢华。从建于公元10世纪的宇治凤凰堂[9］，我们仍可看到色彩繁复的精致华盖和镀金的龛室，明镜与螺钿镶嵌其中，也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塑以及曾满覆墙面的残存绘画。而从稍晚时候的建筑，如日光城[10］和京都二条城[11］，我们可以领略到，结构的宏观之美是如何让位于近似于阿拉伯或摩尔式建筑那卓绝辉煌的、富于色彩与繁复细节的装饰。

茶室简约与纯粹的风格源自对禅寺的效仿。与佛教其他宗派的寺院不同，禅寺仅仅是供僧人居住之用。

禅院并不是参拜与朝圣的道场，而是佛子禅辩和打坐的学堂。禅堂空阔，除了祭台后面的中央神龛以外别无他物。神龛里供奉的，往往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的塑像，或者是释迦牟尼及其侍者迦叶与阿难的塑像。祭台上摆放着供养的香花，以纪念这些大德对禅门所作的卓绝贡献。我们已经说过，在达摩像前依次共碗饮茶，是禅宗的和尚们所创建的仪式，这已成为今日茶道的起源。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壁龛（Tokomoma，床之间）的原型其实来源于禅堂的祭台。壁龛是日本房间里最尊贵之处，常常以插花与绘画装点，供客人陶冶情操之用。

所有伟大的茶师都是禅的弟子，他们尝试将禅的精神引入生活的实践。于是茶室，以及茶室中所用的茶道器皿，皆反映了一定的禅宗教义。正统茶室的规格为四叠半榻榻米，大约在十平方英尺，这个规定源自《维摩诘经》[12］中的一段故事。在这部有趣的经典里，维摩诘居士在如此大小的一间斗室中，接待了文殊菩萨和佛的八万四千个弟子。这则寓言所传达的意思是，对真正的觉悟者而言，空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而露地，连接门廓和茶室的花园小径，则象征着禅定的第一个阶段——

通往明心见性之路。露地意在打破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创造一种清新意境，使茶者从茶室本然之美中获得全然的欢喜。当踏上露地花径，行走在常青树的幽暗光影里，铺路石错落有致，石缝下散落干枯的松针，石头灯笼上爬满青苔，你能感受到你的灵魂如何脱离庸常的思考而得到升华。即便身处于闹市，仍能感觉心在远离文明尘嚣的森林之中。在营造宁静洗练境界的过程中，茶师们总是匠心独具。至于踱步于露地间产生何般心境，则因茶师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些茶师意在纯粹的清寂，比如利休，他们认为露地的秘趣已包含在一首古代的短歌之中：

四望岂得花叶茂，海浦茅舍秋暮里。[13］而另一些茶师，如小堀远州[14］，则追求另一番境界。远州认为花径的意义蕴含在如下的诗文中：夏夜望海远，

茂林眺月晦。[15］小堀的心思并不难揣度。他意欲创造出这样一种意境：刚刚唤醒的灵魂，一面徘徊在往日依稀的旧梦里，一面沐浴在充满醇柔灵光的甜蜜自失之中，它憧憬着栖息于那广袤彼岸的自由疆土。

这样，经过露地的心灵沉淀，准备妥当的客人静默地走向茶的圣殿，武士会把配剑放在檐下的剑架上，此刻茶室便成了超然至上的和平净土。然后客人弯腰膝行，穿过一道不到三英尺高的矮门。不分身份高低贵贱，所有客人皆须如此，这样的安排意在教人谦卑。在门廊时，客人们进入的次序便已商定了，待客人依次进入茶室，首先便是向壁龛中的挂轴和插花致礼。直到所有客人坐落，喧嚣静止，宁静笼罩，只听得屋中铁壶煮水的音调，此时主人才现身茶室。壶底会刻意放入铁块三两粒，以制造出一种别致的旋律。沸声如诉，如瀑布的磅礴回响，被云朵挫钝；如远处海涛拍岸，激碎成浪花；如滂沱大雨席卷竹林；又如辽远山岗上松籁阵阵。

即便是在白日，茶室也是幽暗的，因为倾斜屋顶的低檐只容许少量的日光进入。从茶室的屋顶到地面，处处都是朴素的浅色；客人们着装也必须慎重挑选淡雅的颜色。茶室内所有器具皆具醇厚的时光印记，几乎所有新物都是种禁忌，只有竹制的茶筅与麻料的茶巾是簇新洁白毫无染污的。无论茶室与其中器物看上去多么黯淡无光，所有一切都绝对洁净。在最阴暗的角落都不会发现一粒尘埃，任何尘垢与无序都是对茶师之名的亵渎。

作为茶师，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必须知道如何清扫洗涤，因为茶道的艺术，也蕴含在除尘与清理的过程间。珍贵的金器古玩，绝不能像热切莽撞的荷兰主妇那般打理。

而花朵间滴下的清水且任由它滴落，根本无需抹去，因为它有露珠清凉的意味。

关于洁净，利休有个故事向我们描述了茶师对它的定义。利休看儿子绍安打扫庭园浇灌露地。当绍安完成工作的时候，茶师说“不够干净”，要求他重做一次。一个小时后，精疲力尽的儿子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已经没有可做的事了。石阶洗了三次，石灯和树木都冲洒过了水，苔藓闪耀新绿，地上也没有一枝一叶。”“蠢蛋，”茶师呵斥道，“露地可不是这样打扫的。”说着，他步入园中，摇动一棵树，瞬时金色与深红色的叶子如秋日织锦的碎片散落一地——茶师要的不是洁净本身，还有美，还有自然。

“风雅之屋”之名，暗示着茶室的设计往往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审美体验。并不是茶师成就了茶室，相反，恰恰是茶室成就了茶师。它并不为千秋百代而设计，故而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一个临时的所在。人人皆应有自己的住所，这传统源自日本民族的古代习俗。神道教有个迷信的规定，即在屋主人去世之后，每个房子都必须腾空。当然这或许是因为某些未被意识到的卫生原因也未曾可知。另一项古老的习俗是，必须为新婚夫妇盖一所新房供他们居住。古时候帝都常常迁徙，也正是由于这些风俗的缘故。伊势神宫，这个供奉着天照大神[16］的地位最高的神社，每二十年就要重建一次，这正是一个日本古代风俗存在至今的例证。要遵循这样的习俗，就必须以易拆易建的木质结构建筑为建筑形式。加入了石砖材料的更耐久的建筑，对常常迁徙流动的人民来说并不实际，不过奈良时代之后，我们也确实开始学习中国人建造更为稳固庞大的木结构建筑，迁都的传统也基本止歇了。

而另一方面，从15世纪开始，充盈着个体主义精神的禅占据了主流，我们可以从茶室中领略到，禅宗思想是如何为古老的建筑艺术理念，注入更深刻的意蕴的。

基于佛教一切无常的教理，以及心高于物的修行要求，禅宗认为房屋不过暂时的栖身之所。就连我们的身体，也只不过是荒野中的茅屋，由四周野草捆扎而成的脆弱的庇护之地，当有一天草不再紧束开始散落，人身便归之荒野。茶室那茅草屋顶，诉说着万物之易逝；纤细支柱，暗示着人生之脆弱；竹制撑架，透露出个体之轻微；平凡的选材映射出明显的漫不经心，教人无需过于执著于这世界的无常。而永恒，只存在于精神，这精神使周遭再简朴不过的一切，被其精工细作的微光美化得妙不可言。

茶室必须依循茶师个人的审美品位来设计，这是对艺术生命力原则的印证。艺术，若要被充分欣赏，便必须贴近当下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要忽视子孙后代的审美主张，而是我们必须更着眼于此刻的欢愉；并不是说我们要漠视过往的创造，而是我们必须努力将过往融入现今的意识。对传统和程式的盲从，会束缚建筑艺术中个体特色的表达。当今的日本，满目的建筑都是对欧洲建筑下意识的模仿，真是教人哀叹。而在那些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建筑是如此缺乏原创，都是陈旧式样的一再重复，这也确让我们讶异。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艺术民主化的时代，我们等待着某位卓绝的大师出现，来开启一个新的艺术王朝的乐章。但愿我们能对古人加倍敬爱，而更少抄袭！据说，古希腊之所以有着辉煌的文明，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对古人的东西照搬照抄。

“空之屋”，除了传达出无所不包的道家教理之外，还表达了在室内装饰方面一种变易的理念。除了为满足某种审美心绪而进行的临时装点之外，茶室是绝对空寂的。有时为了茶会的需要，主人会刻意置放一些特别的艺术品，以迎合与增进某个主题的美，而茶室里其他的一切，也被精心择用并妥当安置。任何人不可能同时聆听两种不同的乐曲，对美真正的领悟，也只有在专注于某一个中心主题时才成为可能。西方的室内装饰，丰盛得如同博物馆陈列室一般，我们茶室的装饰原则恰与之截然相反。对已经习惯于简练与多变的装饰风格的日本人来说，西方的室内装饰总是永恒不变地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绘画、雕塑和古玩，给人一种炫富的恶俗印象。单是欣赏一幅画作，我们就需投入巨大的心智与心念，欧美人的艺术能量想必用之不竭，不然又如何日复一日安住于诸多作品的形色光影之间？

“不圆满之屋”的名号，暗示了我们装饰美学的另一个层面，即对称性的缺乏。西方评论家对此屡有着墨。此种审美趣味大概源于道家理想及受其影响颇深的禅宗理念。深植二元理念的儒家甚爱“双”的概念，而北传佛教则崇拜“三世佛”或“西方三圣”[17］，这些都丝毫不违背对称性的表达。事实上，倘若我们对中国古代的铜器，或者对中国唐代及日本奈良时代的宗教艺术做一番研究，便能发现相关器物都一贯追求对称。日本以往经典的室内装饰，也无疑深受此影响。然而，禅道两家对完美的解读却与此相异。禅道哲学的动力本质更注重追求完美的过程，而超过注重完美本身。只有对不完善的尘世在心灵中加以完善，对真美的领悟才成为可能。生命与艺术的雄浑力量，根植于它们向更完美处发展的可能性中。在茶室中，所有一切交由每个客人自己去想象，去完成他自身认同的那幅完美图卷。既然禅宗已成为了当时思想模式的主流，这远东之地的艺术创作，便有意识地去避免对称，因为对称既表达了完满，又代表了重复。设计若千篇一律，就会破坏想象的流淌。风景与花鸟成为艺术作品中最常刻画的主题，而人物则退而让之，因为人物已存在于观看者本身，根本无需于画中再现。可是我们往往喜欢招人注目，对虚荣与自尊所带来的乏味单调根本无所顾忌。

在茶室中，对重复的顾虑是常存在的。屋子的各种装饰物都必须精心挑选，颜色与设计皆不可重复。如果摆置了花卉，就不能有花的绘画；如果选用了圆壶，水盂则须有棱角；如果茶碗的釉彩是黑色，就要避免黑漆的茶罐。

壁龛上的香炉或花器必须小心地避免放在正中，以免它把空间分割成相同的两块。壁龛的支柱与其他柱子必须使用不同的材质，以打破一致性带来的单调。

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西方的室内装饰设计中，我们总能看到各种物件在壁炉上和其他地方对称地陈列着。

当漫步于西式宅邸，我们常常遇到累赘的重复。当我们正要与某人交谈时，却发现他的等身肖像正从他背后紧盯着我们。我们不禁纳闷究竟哪个为真，是正与你交谈的这位，还是那画中之人？我们心里涌起一种蹊跷的确信——其中之一必是冒牌货。多少次，我们坐在宴席之上，注视着会客室墙面上琳琅满目的陈列，不知不觉消化不良。为何要描绘追逐狩猎的战利品？为何要将果蔬鲜鱼精雕细琢？为什么要陈列这些祖传的瓷器杯盘，难道这些器物不曾让你想到曾使用过它们的逝去的先人？

茶室的简约与脱俗，使它成为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身在其中，也只有身在其中，人们才能够不受打扰地，投身于对美的崇拜里。在16世纪，茶室为致力于日本的统一与重建的勇猛武士与政治家们，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歇息之所。17世纪，由于德川颁布了严格的法度与社会规范，茶室为艺术精神自由交流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场所。在茶室里，在伟大艺术面前，大名、武士和町人之别消失了。[18］现如今，工业化生产大行其道，使得真正的精工细作变得愈发困难，整个世界都无处幸免。

难道现在的我们，不比从前更需要一间茶室吗？

注释

[1］作者原注：拉尔夫·N.克莱姆，《对日本建筑及相关艺术的印象》，贝克与泰勒出版公司，纽约，1905年。

[2］Sukiya的日语汉字可写作“数寄屋”（意为“风雅之屋”）、“空屋”（意为“空之屋”）或“数奇屋”（意为“不圆满之屋”）。这些日语汉字音同字不同，体现了茶室所承载内涵的丰富性。

[3］利休（1522—1592），著名茶道大师，日本茶道集大成者。早年名为千宗易，后获得丰臣秀吉的赐名改为千利休。千利休提出“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对日本茶道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

[4］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他出生贫农，1586年受赐姓丰臣并就任太政大臣，确立了政权。而后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他对推动日注释本茶道的发展作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

[5］武野绍鸥（1502—1555），著名茶道大师，千利休的老师。他传承了村田珠光的茶道传统，并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还把和歌理论输入了茶道，将日本文化中独特的素淡、典雅的风格再现于茶道，促进了日本茶道进一步的民族化。

[6］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即阿格拉伊亚（灿烂）、欧佛洛绪涅（欢乐）和塔利亚（美丽），掌管人类的魅力与美丽。缪斯（the Muses），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每一个掌管不同的文艺或者科学。

[7］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据传始建于607年，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木结构寺庙。金堂和五重塔为其中心建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之一。

[8］药师寺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又称西京寺。它建于公元680年，为日本法相宗大本山之一，南都（奈良）七大寺之一。

[9］宇治凤凰堂即平等院凤凰堂，建于1053年，是11世纪最有权势的贵族藤原赖道建成的阿弥陀堂。凤凰堂采用“寝殿式”的形制，堂内供阿弥陀佛坐像。此堂三面环水，朝东，其殿的平面似凤凰飞翔之状，故此名曰“凤凰堂”。文中所说“公元10世纪的宇治凤凰堂”时间有误。

[10］日光城位于枥木县西部女峰山麓，为日本枥木县日光市的神社与寺院的总称。它包括东照宫、二荒山神社和山轮王寺，以风格华丽著称。

[11］京都二条城建于公元1603年，由小堀远州指导设计建造，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也是德川幕府的权力象征。本丸御殿和二之丸御殿为二条城的主要建筑。二之丸殿内墙壁和隔门上画有狩野派画家的名作，精美绝伦。

[12］《维摩诘经》又称《维摩诘所说经》、《净名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共3卷14品，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旨在宣传大乘般若空观。此经主人公为维摩诘居士，故而得名。唐代诗人王维甚爱此经，故取字摩诘。

[13］和歌家藤原定家所作的和歌，出自《新古今和歌集》。

[14］小堀远州（1579—1647），远州流派茶道的创始人，是继千利休和古田织部之后的江户时代初期的代表茶人之一，德川第三代将军的御用茶道师。他不仅是著名的茶人，也是著名的造园家，京都御所、仙洞御所、江户城、骏府城、名古屋城，以及南禅寺金地院、大德寺孤蓬庵等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

[15］该和歌收录于《茶话指月集》。

[16］天照大神（《日本书纪》）或称天照大御神（《古事记》）、天照皇大神、日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她被奉为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最高神袛。

[17］此处原文trinity，应主要指佛寺大殿中所供奉的三尊佛像。通常可能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释迦三圣（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及普贤菩萨）、横三世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或纵三世佛（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

[18］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全体居民都被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武士阶层，最顶端的是将军本身，其下为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大名，大名手下是他们自己聚集的武士。町人，是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