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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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

第一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五四运动(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14年到1918年,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了世界大战,这是重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帝国主义各国分成为两个对立的集团:以德、奥为首组成同盟国,支援德、奥两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以英、法、俄为首成立协约国,后来加入协约国的有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等。在大战期间,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市场上西洋货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德国货几乎到了绝迹的地步。于是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轻工业。纺织工业,从1896年至1913年,中国的华资纺织工厂仅有16家,总共只有484000多枚纱锭;而1914年至1922年民族资本所创建的纱厂达49家,另有织布厂5家,已开工的纱锭达1506000多枚,8年超过了17年的两倍多。面粉工业,从1920年至1921年间,全国有面粉厂123家(包括外资,但主要是民族资本),其中在大战期间建立的约有100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1915年至1921年,中国面粉平均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价值五百余万海关两。缫丝工业,1913年缫丝出口额为70150担,1919年增至118028担,增加了68%。其他像火柴业、水泥业等也都有些发展。伴随着这些新兴轻工业发展的,是机器进口的增加,1917年输入中国的机器价值600多万美元,以后逐年增加,到1921年增到价值4400多万美元。虽然这个输入数目中也有为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的,但总的来说,不可否认的是标志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银行事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开始发达,在辛亥革命时,中国的银行只有六七家,到1923年,就有100多家了。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开的,但民族资本的银行业确也有相当发展。重工业方面,煤、铁生产也略有发展。

不过,与此同时,日、美两国对华贸易却也乘机发展起来。从1912年到1918年,美国对华贸易指数上升1倍左右,而日本则上升到1.5倍以上。这说明,日、美乘机抢夺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市场。输入中国的日货主要是棉纺织品,直接影响着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就整个说,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虽然遭到日、美帝国主义乘机扩大侵略的压力,虽然还受着军阀混战的损害,但终因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若干新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重工业的发展十分微弱,只是限于轻工业方面有若干发展,所以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摆脱不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仍然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没有根本改变以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不能独立发展起来的。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他们为了自己企业的利益,为了统一的市场,也希望排除外国资本的操纵,消除军阀统治的混乱;因而,也在某种程度内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以及他们力量的软弱,使他们动摇于革命与反动之间。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随着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生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也成长壮大起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格老、社会基础广泛。在19世纪60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以前,早在40年代,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就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企业中出现,后来又同时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国官僚买办所办的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成长和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由于中国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壮大,到1919年,已达到200万人左右。这个数目,在整个人口中虽然还是少的,但是他们居住很集中,是个有力量的阶级。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等产业中心,每地集中工人都在十万至数十万以上,这些地方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此外,城市手工业雇用劳动者约1200万,还有广大的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世界上所有的无产阶级一样,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因而是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是有最坚强的革命性、团结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阶级。由于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它的许多优点和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与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帝国主义者把工人当做牛马,随便鞭挞、开除,并利用学徒、养成工等半封建的剥削方法,增加它的额外利润。

中国资本家因为无力与洋货竞争,更拿增加工人工作时间、减少工人工资,来维持他们的利润。所以,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其工资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常在12小时,甚至在16小时以上。工人的生活甚至生命根本没有保障,也没有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工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政治上更没有自由,完全属于所谓“下等人”。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也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刚从农村破产出身的成分占大多数),便利于他们同农民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

自然,中国无产阶级还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平较低(同资产阶级比较);内部还存在着农民意识、行会观念等弱点。但由于上述的特点(优点),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与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发展,新的阶级要求就更加明显地增强了。

中国觉醒的人民必须要向革命求出路,因此必须要向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求出路。

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角。同时,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出来参加新文化运动。

早在1915年、1916年,代表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新启蒙运动,就以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逐渐发展起来。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要求,可以说有三个:一个是提倡民主(当时称为“德谟克拉西”先生),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教、伦理;一个是提倡科学(当时称为“赛因斯”先生),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再一个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文言文,以及所谓“国粹”。

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革命文学家鲁迅,还有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胡适、钱玄同等。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分析了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发出了“民主主义战争”和“庶民胜利”的号召,表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的思想。当时,胡适却公开宣称:“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胡适:《我的歧路》)表现了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政治运动的动摇和消极。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当时最勇猛的战士,是开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等。胡适曾经这样叙述:“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很显然的,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骨干而发动起来的。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文学团体纷纷创立起来,到后来著名的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成仿吾等的“创造社”。把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最好的是鲁迅,1918年4月和1919年3月,他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孔乙己》,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真面目。《狂人日记》尖锐地揭露了满嘴仁义道德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孔乙己》深刻地抨击了清王朝文化专制主义的弊害——科举制度。这些作品是对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控诉书,是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相结合的良好典范。

在新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新文化运动。这种新的文化运动,又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爱国意识,到了相当的时机,就变成了惊天动地的爱国的政治行动——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55~6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第二节 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年11月(俄历十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摧毁了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苏维埃(Cobet,人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政府立即向中国发表宣言,声明“凡以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得特权,都交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并主张援助中国独立解放运动。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国际主义政策,给予中国人民的影响异常巨大。天津、北京的一部分工人和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也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俄国革命的胜利,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正像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60页。

世界革命运动的推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在1918年至1919年间,德国、奥地利、芬兰、匈牙利和日本不断爆发革命。在殖民地方面,则有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印度、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起义等。

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使得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界产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来临。

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上述世界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已成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同上书,631~632页。

这就是说,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已开始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没有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结合,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第7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已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样,就使中国的革命开始由旧式的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新式的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是,如上所述,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它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了。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呢?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1927年以后形成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崭新的革命,就是以五四时期为其开端的。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与经过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8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帝国主义失败了。1919年4月,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的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来处理一切善后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宰割战败国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及划分势力范围,完全是一个强盗们的分赃会议。

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英、美等协约国方面,这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了代表去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在人民的督促之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条希望条件,又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陈述书,并请求归还在大战时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

操纵和会的主要是美、英、法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中间利害并不一致。过去美国在中国抢到的东西最少,所以主张日本吐出独占的山东利益,好让自己侵入,因此,表示愿意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利。英、法过去在中国抢到了很多特权,虽然也愿意日本吐出山东,但又怕中国人民因此提高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动摇他们的既得特权,所以,他们就转过来支持日本。至于中国要取消一般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无论英、美、法哪一个帝国主义,都是同样坚决反对的。在山东问题上美国得不到英、法的支持,也只好向日本妥协。参战的中国在和会上什么也没有得到,七条希望条件根本不予讨论,取消日本所加诸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请求,也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大战时日本趁火打劫夺去的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各种特权,却由《凡尔赛条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这三条明文规定,都让给日本了。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怒,群情激昂,舆论沸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就是这一伟大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首先起来反对《巴黎和约》签字的,是中国留法学生。接着,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示威群众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时任驻日公使)三人。队伍游行到赵家楼,学生包围和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京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来镇压,逮捕了学生32人。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发通电,散传单,组织讲演团进行爱国宣传。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武汉、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东三省的学生都纷纷起来响应,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广大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斗争非常英勇,他们不顾反动军警的逮捕,坚持罢课、示威,利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宣传。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来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5000人全体被捕为止。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北京,毛泽东等在长沙,周恩来、马骏等在天津,恽代英等在武汉,领导或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反帝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战斗和运动的结果在6月3日以前,参加斗争的只限于青年知识分子。6月3日,由于北京卖国政府在帝国主义唆使下,逮捕演讲学生千余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于是自6月3日以后,运动转入新的阶段。上海及其他商埠的商人实行罢市,接着上海机器、印刷、纺织、火车、电车、自来水工人先后罢工,上海一地,举行政治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同时,京奉路(北宁路)唐山工人三千余与长辛店的工人也都积极参加了,尤其是沪宁铁路工人的罢工影响最大。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的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了。

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迫使反动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上海工人大罢工之后,北京军阀政府惊慌失措,6月7日释放了被拘学生,10日上午准曹汝霖辞职,以图应付民愤。这时,天津工人又准备发动大规模罢工。晚间,天津总商会给北京反动政府急电中说:“……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请即明令惩办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在这种情况下,当晚,北京反动政府被迫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13日宣布保护学生的命令。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给世界各国一个大震动。

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威力,使运动迅速取得胜利。这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样,五四运动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使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使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

第四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这时候,新文化运动已不只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运动,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运动;不只是主张民主和科学,而且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不只是主张白话文、平民文学,而且是逐渐发展到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于是,全国各地的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报刊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新生活》,湖南有《湘江评论》,天津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上海有《星期评论》,成都有《星期日》等。报纸上宣传新文化的副刊,有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等。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后,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400多种。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接着在1919年12月及1920年,又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初步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这些论著在当时是很有说服力和战斗力的文献,影响很大。陈独秀在1919年以后,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逐渐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刊物。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华南各地颇有影响。1919年7月间,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篇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中国人民应当仿效俄国革命的方法,实行中国民众的大联合。

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如毛泽东等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湖北组织的利群书社,阮啸仙等在广东组织的新学生社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了。如《新青年》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出版了8本新丛书。1920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译成中文出版。列宁的著作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到6月3日以后,当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在文化思想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明显地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文化统一战线也就开始分化。

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适,在7月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在哲学上提倡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亦即欧美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在政治上鼓吹妥协的改良主义,主张由资产阶级意想中的“好人”、“人才”来组织所谓“好人政府”、“第一流人才内阁”,妄想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下,进行资产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进行彻底的革命。这就是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60~661页。

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为中坚代表,还有后期的鲁迅等,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促使新文化运动向着更新的阶段推进。李大钊在1919年8月间所发表的驳斥胡适的谬论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是这部分人在当时的思想和所走的道路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第五节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从创办《湘江评论》

到从事工人运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很小就开始劳动。17岁,去长沙入中学。18岁,正当辛亥革命,便决心参加革命,即入伍当兵(新军)。辛亥革命流产,南北“统一”,毛泽东当兵半年后退伍。不久,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7年,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是一个以研究学术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青年团体。许多会员像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罗学瓒、陈昌、张昆弟、郭亮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分子与优秀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从创办《湘江评论》到从事工人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的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民主与新文化,提出“民众大联合”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当时中国南方各省很有影响。

为了组织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他曾经到北京、上海去进行革命活动。他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是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走上了共产主义的大道。

1920年他回到长沙,做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任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同时他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和俄罗斯研究会,编辑《新民学会通讯集》和举办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会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对当时封建军阀诬蔑攻击共产主义的种种谬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进行了严肃的驳斥与批判。此外,他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如前所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五四运动的战斗,显示出工人阶级是真正解放人类的阶级力量。所以,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新社会》、《浙江评论》等许多刊物,自觉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上的准备。

1920年的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建立党的组织。他先后找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从8月开始,陈独秀等在上海,李大钊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王尽美等在济南,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来陈独秀到广东,又在广东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同时建立起来。在日本和法国巴黎的我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把《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7日,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专门向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同情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及列宁的建党理论。这两个刊物还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新青年社也开始较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通俗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揭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页。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中进行广泛的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1919年5月—1921年6月)

毛泽东等深入长沙工人区,和各工厂各行业的工人广泛接触,为工人做事,办工人夜校,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并经过他们联系广大工人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1921年上半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渐渐地组织起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启汉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及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了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及工读互助团。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3月,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也进行了工人工作。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则在华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出版各种工人的刊物:在上海为《劳动界》、《伙友》,在北京为《劳动音》,在广州为《劳动者》等,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由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积极活动,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1920年5月1日,上海5000多工人纪念国际劳动节,并对军阀的阻挠进行了斗争。6月,上海杨树浦日资纱厂4000多工人罢工。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和组织下正式成立。它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12月,粤汉铁路南段工程部分工人罢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发生罢工46次,罢工人数在5万左右。1921年罢工共49次,人数共13万多人。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和深入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共产主义者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一切,迅速地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结束语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参加这个运动的领导和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使得这次运动和以往的民主运动大不相同,它开辟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新篇章。这就是和旧民主主义运动不同的新民主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正确的科学总结。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59~660页。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有史以来,我们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同时,也为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作了准备。这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发起了中国的文化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文化。这个任务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而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之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等人,确信自己的革命事业是正确的,确信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一定会得到胜利,确信中国人民有力量解放自己。他们手无寸铁,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表现出坚定的胜利信心和崇高无比的气节。李大钊在1927年4月28日,英勇地牺牲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架上,他在文化思想和革命事业上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将同不断前进的人民事业共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