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政变的开端(3)

众所周知，无论李渊对李世民做出怎样的指责，其性质仍然是君父在教训儿臣；无论李渊和太子对秦王的不满和忌惮已经达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这一切通通属于皇族内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案验”，就是把矛盾公开化了，而且性质要严重得多，那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重大案件。暂且不论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谁是谁非，单是把这件事情闹上公堂本身，就已经是李唐皇室的一个莫大耻辱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渊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还偏偏要提出来，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

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再不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他真要把尾巴翘上天了。

看着皇帝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旁边的太子和齐王不禁眉飞色舞，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之情。

这一次，秦王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道来自边境的加急战报飞进了长安的太极宫。

李渊的愤怒转眼就被震惊所取代。

该死的突厥人又来了。

早在一个月前，当李渊被杨文幹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厥人就已经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发起了攻击。当时，代州（今山西代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原州（今宁夏固原市）、陇州（今陕西陇县）、阴盘（今甘肃平凉市东）、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等重镇和据点都遭到了进攻，但是突厥人的这一次攻击力度却不是很大，基本上仍是以袭扰劫掠为主，并无进一步南侵的意图，所以李唐朝廷只命骁将尉迟敬德及各地守将出兵迎击，便遏止了突厥人的攻势。

可眼下边境发来的战报却显示：这一次突厥大可汗颉利亲自出马，并与小可汗突利（颉利长兄始毕可汗之子）联合出兵，倾全国精锐之师南下，而且兵锋直指原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

这种大规模的、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整个朝廷的震恐。

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世民吗？

当然不能。

李渊不得不收起满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秦王起身系好冠带，并且大加慰勉，然后就直奔主题，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

那一刻，太子和齐王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因为该死的突厥人又帮了李世民一个大忙。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世民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每当高祖试图将其打压或冷藏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高祖李渊召开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起讨论当前的抗突形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而“子女玉帛”众多，所以突厥才会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居然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准备前往樊、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考察迁都地点。而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头脑，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立军功。当然，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大唐帝都的战略性进攻。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此外，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当初李渊太原起兵时“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是刘文静，但主谋者却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渊和李建成“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陈寅恪全集》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可见，高祖等人执意迁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胁，其实更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打压。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高祖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谁也不敢犯言直谏。

最后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孤独的抗议之声。

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世民。

他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当年的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犹立志消灭匈奴，何况臣身为帝国藩垣，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颉利的脖子牵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

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当年，西汉的樊哙大言不惭，曾经在朝堂上说要率十万部众横扫匈奴，结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了，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也。”

李世民据理力争：“形势不同，战略不同。樊哙一个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绝无虚言！”（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果然没有虚言）。

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

我们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李渊确实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个回心转意的过程，各种史料却记载不一。据《通鉴》记载，李渊听完后立刻大呼一声：“善！”而《册府元龟》甚至称李渊哈哈大笑，并称赞秦王乃“吾家千里驹”云云。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显然不太符合常理，李渊即使要改变主意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需要一个台阶下，不大可能当着大臣和儿子们的面轻易反悔，自打嘴巴。

相对而言，我们发现《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就合理得多——就在秦王慷慨陈词之后，“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也就是说，在当天的廷议上，李渊非但没有被李世民的豪言壮语打动，反而故意命他去勘察新都地点，直到李世民回朝，仍旧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一些实地考察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计划。

其实，李渊最终之所以放弃迁都，恐怕也并不是被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所说服，而是因为这个迁都之议本来就不是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更像是对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严厉警告：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都敢做，我还有什么不敢豁出去的？

而现在李渊反正已经做足了姿态，不管是威胁还是警告都已表露无遗，所以趁势就坡下驴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况突厥二可汗的大军已经长驱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所以，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不得不再次起用这张独一无二的王牌，命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李渊还特意安排齐王李元吉当副帅，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

秦王李世民在危难之际重新走上战场，其中流砥柱的形象又一次无比高大地树立在世人面前，太子李建成自然又感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一起跟高祖吹风，说：“突厥虽然屡屡侵犯边境，可事实上得到贿赂就退兵了。秦王表面上打着一致对外、抵御外寇的旗号，其实还不是想总揽兵权，完成他夺嫡篡位的阴谋？”

李建成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私心的揣度，可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在整个武德中后期，李世民在朝中受到太子、齐王、裴寂和后宫嫔妃们的联手打压，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自己的军功。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朝野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再次出征了。

李渊在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为他和齐王把盏饯行。

这一年初秋的大风从北方席卷而来，在满目萧瑟的五陵原上奔走呼啸。李世民听见父皇李渊的一番勖勉之辞在呜咽的秋风中显得空洞而缥缈。他仰起脖颈把那杯饯行酒一饮而尽，一股难以言传的苦涩迅速从他的喉咙一直流到他的心里。

是从什么时候起，这杯盛满了壮志与豪情的饯行酒变得如此难以下咽？

是从什么时候起，奔赴沙场的激越与兴奋之情已经蒙上了一层莫名的沉重和焦虑？

李世民不知道。

他只知道很多日子以来，自己就像一个在深渊上走索的人，必须保持不断前行的惯性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他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否则马上会从悬索上跌落。而不断前行的结果同样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由低到高的悬索，往前多走一步，安全系数就会降低一分。尽管李世民相信这条危险的高空之索最终必然通向一座风光无限的山峰，但是此时此刻，眼前只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雾。除此之外，就只有从四面八方凶猛袭来的冷雨和阴风。

还需要走多远？

没有人告诉他。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让李世民感到忧虑的不是他在朝中的艰难处境，也不是茫然不可预知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即将面临的这场抗击突厥的战争。

李世民之所以感到忧虑，并不是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是由于军队的虚弱。

曾经骁勇善战的李唐军队已经今非昔比了。

当奉命出征的唐军将士，在兰池宫外的五陵原上完成集结，李世民稍事检阅之后，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暴露在他的面前——士兵们军容不整、士气低落，所装备的铠甲和武器也显得残破陈旧。谁都看得出来，一股浓厚的厌战情绪正在即将出征的这支军队中蔓延。

李世民很清楚，自从武德初年以来，李唐军队长年征战、兵戈不息，将士们的疲惫情绪一直在潜滋暗长，之所以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封和犒赏鼓舞着他们的斗志，支撑着他们的精神。而当统一天下的战争宣告结束，勉强撑持的士气就不可避免地衰竭了，而酝酿已久的厌战情绪也就随之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