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1)

在所有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些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不管西方国家之间有什么样的具体差异，有些正统观念是各国共有的，例如，全力参战的号召，局部失败情形下军心的稳定，战死者与投降者的比例的均衡，对战俘的行为准则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们共有一个大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甚至适用于战争。

日本人在很多方面与西方的战争观有偏离，这些偏离的方面是一些数据，可以拿来分析他们的人生观和他们对人的全部责任的坚定信仰。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为此，他们那些偏离我们的正统观念的思想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任何思想都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提出了关于日本人性格的一些问题，而我们需要回答那些问题。

日本用以证明其战争之正义性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完全相反，对国际形势的说明也跟美国不同。美国把这场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其征服行动，冒犯国际和平，是不正当的。无论轴心国是否已经在满洲国或埃塞俄比亚或波兰夺取权力，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踏上了欺压弱小民族的邪恶征程。他们侵害了一条国际准则，即“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为自由企业“敞开大门”的国际准则。日本是以别的眼光看待这场战争的。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那么世界上就会有政治混乱，他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是日本领导下的秩序，因为只有他代表着一个从头到脚真正具有等级秩序的国家，只有他理解“各就其位”的必要性。日本已经在国内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贼寇被镇压下去了，道路、电力设施和钢铁企业建设起来了。根据官方数据，正在成长的一代日本人中，有99.5%的人在公立学校里受到了教育。根据日本的等级秩序的理论，他应该扶持落后的小兄弟——中国。由于日本与中国属于同一个大东亚种族，他应该首先把美国，然后把英国和苏联从世界的那个地域排除出去，使之“适得其所”。所有国家都将被安置在一个国际等级秩序中，从而形成世界统一的局面。这一被赋予等级秩序的价值观被认为是高级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检查它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这是一个有待于日本去创造的一个适合于他的幻想。不幸的是，在他看来，他所征服的那些国家并没有用跟他一样的眼光看待这一点。尽管如此，纵然他失败了，他也没有从道义上抛弃他的“大东亚”这一理想，甚至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最不强硬的战俘也很少责难日本在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上的目的。因为，很久之后，日本必将保持他固有的一些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对等级秩序的信仰和信任。这与爱好平等的美国人的态度背道而驰，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日本人心目中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已经尝到的与之有关的好处。

同样地，日本人寄托获胜希望的基础也与美国人普遍认可的不同。他叫嚣说，他会以精神战胜物质，美国固然很强大，军备也高级，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这一切都早就被预料到，根本没有被放在眼里。“假如我们害怕数字，”日本人在他们国家的大报《每日新闻》上提到，“我们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不是这场战争造就的。”

即使是在打胜仗时，日本的国内政治家、大本营和士兵们也会反复说，这压根就不是军备之间竞赛，而是美国人的物质信仰和他们的精神信仰之间的竞赛。当我们胜利时，他们会喋喋不休地说，在这样的竞赛中，物质力量必然会输掉。毫无疑问，在塞班岛和硫磺岛失败的时候，这一信条成了他们的一个顺手拿来的托词，不过，它并不是作为失败的托词而被创立的。在日本节节胜利的所有月份里，这是进军的号角；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它是久已被广为接受的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题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国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惧，吾等何惧于物质哉？”。

当然，像任何其他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是有所顾虑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用于军备的钱在国库收入中的比例直线上升。到了他们攻击珍珠港时，几乎一半的国民总收入用于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在政府的全部开支中，只有17%可以用来花在与民用事业有关的事情上。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日本不关心物资装备，不过，舰艇和大炮只是不死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只是象征物而已，正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美德的象征。

正如美国一向信奉强大，日本总是强调非物质资源。日本跟美国一样，得竭尽全力进行生产，但日本这么做的基础在于他自己特有的一些前提。他说，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久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而且渐行渐灭。“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日本电台以前经常说，“理性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维持不了一百年。”这种对精神的依赖被原封不动地用在战争的日常行动之中。他们的战争手册中有一个口号，一个传统的口号，不是为这场战争定制的——“以吾等之训练有素对抗彼等之人多势众，以吾等之血肉对抗彼等之钢铁。”他们的战争手册一打开就是用粗体字印出来的这么一行：“必读必胜。”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着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优于物质的一个极端案例。日本人称这些飞行员为“神风特攻队”，因为，在13世纪，成吉思汗侵略日本时，“神风”吹散并吹翻了他的运输船，从而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用领域，日本当权者也不折不扣地认为，精神能统御物质环境。在工厂里连续劳作12个小时，加上整夜的轰炸，人们会感觉很累吧？“身体越沉重，意志就越高昂，精神总是在物质之上。”“越感到疲劳，训练效果就越好。”在冬天的防空洞里，人们不是感到冷吗？大日本广播体育文化学会在广播中发出指示，让人们做热身体操；这种体操不仅能替代取暖设施和床上用品，而且更佳的是，能替代已经不可能得到的食物，从而能让人们保持正常的体力。“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鉴于当前的食品短缺现象，我们不想做体操。不！食品越是短缺，我们越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加强自己的体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加体力。”美国人关于体能的看法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计算，即决定他有多少体力可以使用的因素是，头天晚上他是否睡了8个或5个小时，他的饮食是否正常，他是否受了凉。这与日本人的计算方式是冲突的，他们不看储存的能量，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甚至说得更离谱，说在战斗中，精神甚至能超越死亡这一物理事实。有一家广播电台这样描写一个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之后，日本飞机以三或四架小型编队的方式回到基地。一名大尉是首批返回的飞行员之一，他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站在机场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天空。在他的部下返回时，他数着人数。他看上去脸色相当苍白，但非常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之后，他写了份报告，然后走向总部。在总部，他向司令官做了汇报。然而，他一做完报告，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冲上去想帮助他，但是他已经死了。人们一检查就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他的胸部有一颗子弹，而且枪伤是致命的。一个人如果刚刚死，他的身体不可能马上就变得冰凉，但这名大尉的身体的确凉了。大尉肯定已经死了很久了，他的精神支撑他作了汇报。这是一个奇迹，但又是事实；这名死去的大尉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是因为他怀有庄严的责任意识。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当然是无耻而无稽的奇谈；但是，哪怕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也不会嘲笑这种广播。他们相信，在日本，听众们不会认为这是个传奇故事。首先，他们指出，广播确实说过，大尉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但为什么不是呢？他的灵魂可能受到了训练，很显然，大尉是自我训练的高手。如果所有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能延续一千年”，那么，为什么它就不能在一个空军大尉的身体里多待几个小时呢？那大尉把“责任”看作他整个人生最重要的准则，而日本人相信，利用技术训练，一个人能够使他的精神至高无上。那个大尉学到了这一点，而且从中受了益。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能贬低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穷国家的托词或是一个鬼迷心窍者的孩子气。然而，假如我们真那么认为，那么，我们就会降低自己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与他们打交道的能力。通过某些禁忌和抵制，通过某些训练和修炼的方法，他们的信条会深入内心。这些信条不只是孤立的怪癖。只有美国人了解到了这些东西，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战败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会承认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用竹矛守卫阵地”是幻想。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他们的精神不够时，而且承认他们的精神在战场上和工厂里受到了美国人的精神的挑战时，我们能有所领悟。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在战争期间，他们“犯了主观主义的错”。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各种事情有各种说法，不仅如等级秩序的必要性，还有精神的至高无上；对一名比较文化学者来说，这些说法都有启迪意义。他们总是谈论安全和士气，但他们说的只是预警问题。无论灾难是什么，平民受到轰炸、塞班溃败、菲律宾失守，日本军方总是对人民说，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因此，没什么好担忧的。广播里播送着长篇大论，很明显，当局指望人民一再地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上。“美国占领基什加岛后，使得日本处在了美国轰炸机的有效轰炸范围之内。不过，我们对这一虽说意外的事故早已了如指掌，而且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人会以海陆空联合行动的方式攻击我们，但我们在计划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日本战俘，哪怕是那些巴望着日本在无望的战争中早点败北的人，也确信，美军的轰炸不会削弱日本本土的精神，“因为有过预警”。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者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说：“敌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头顶；不过，我们是飞机制造业的业内人士，我们早已预料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为了应付这一切，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因此，没什么可担忧的。”只要一切都是预知的，一切都通盘计划好了，日本人就能继续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自己这方主动愿望的结果，没有人曾经强加给他们任何东西；这样的宣称，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必需的。“我们应该认为，我们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主动把敌人引向我们。”“敌人，你们要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会说：‘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了。为此，我们感到很高兴。’”在国会演说中，海军大臣引用了伟大武士西乡隆盛1870年的训词：“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撞大运撞来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大难来临时，我们不应该气馁，而应该创造机会。”电台报道说，当美军开进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将军“带着明朗的笑容评论道，‘现在，敌人已落入我手……’”“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迅速陷落；这是山下将军战术部署的结果，跟他所计划的完全一致，山下将军指挥的行动目前正在持续展开。”换句话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美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也爱反其道而行之。美国人之所以把自己抛入战争，是因为我们被迫起来反击。我们被攻击了，因此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发言人总是筹划着他们怎么说才能恢复美国老百姓的信心，但没有一个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时会说：“这一切在我们的计划已经完全考虑到了。”我们的官员会说：“既然敌人自找苦吃，那就让他们瞧瞧我们能做什么。”美国人会调整人生中的一切，以适应一个总是充满挑战的世界——而且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在日本的战争行为中，还有一个恒常的主旋律，它也显露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个劲儿地谈到“世界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表现出日本的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接到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处于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应该让世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日本海军被警告说，万一他们中了鱼雷，接到放弃舰船的命令，他们应该以最好的仪态转移到救生船上，否则“世人会嘲笑你。美国人会给你拍电影，并在纽约播放”。这关系到他们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这一点的重视也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表现。

在关于日本人态度的问题中，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与天皇陛下有关。天皇对其子民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有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纵观日本所有七个世纪的封建历史，天皇一直像船头雕像一样，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日本人直接忠实的对象是其主子，即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元帅，即将军。对天皇的忠心几乎不被当回事儿。天皇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宫廷里，各种仪式和活动都严格受到将军所制定的各种规定的制约。哪怕是一个势力很大的封建领主，如果他向天皇表示敬意，也是对将军的背叛，从此他很难在日本存身。这些美国分析家坚持说，我们只能由日本的历史看日本，而日本又是一个保守国家，在仍然活着的日本人的记忆中，天皇怎么可能被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拉出来，成为号令全民的中枢？他们说，日本的宣传家们一再重申天皇对其子民具有永远不会失去的统治权。这样的断言太过了，他们的坚持只能证明他们的论说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处理天皇问题时，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对他心慈手软。相反，针对这近期才编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我们有种种理由进行最猛烈的攻击。这一观念是近代日本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神道宗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削弱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