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张彦远的生活时代

（一）晚唐的时代特征

唐代社会收藏鉴赏书画的人很多，对绘画的品评议论成一时风尚，美术理论在此时发展迅速。许多文学家和诗人从事画论，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绘画史论著作。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为后世评画提供了准则，影响深远。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绘画史论研究已经从历史学、文学、文艺批评等相关学科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为后人绘画的品评提供了依据，他也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史论家。

张彦远生活在晚唐时期，虽出身名门望族之家，但到了他这一代，家世逐步走向衰落，家世的黯淡也正是唐王朝进入晚期的侧影。张彦远一生经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八朝，共61个春秋。在晚唐这个历史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充满危机。一方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尖锐，宦官专权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威胁着唐王朝的中央统治。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农民大量逃亡，土地荒芜，社会生产濒于崩溃。豪强地主、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政府对农民的层层剥削，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如火山般爆发，从根基上动摇着唐王朝的统治。唐代的藩镇，指的是节度使和其率领的镇兵。节度使本身只是军事长官，为应付外族侵扰，唐玄宗于天宝元年设置西北、河北十节度使，把许多州划为一个军镇，归节度使管辖，辖区内的地方官都成了其属下。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天宝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得以平定，但此后各地藩镇割据，使唐中央政府面临严重危机。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机，中晚唐的爱国人士和文人中，白居易、韩愈、杜牧等都是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加强中央集权，然而仍然无法阻挡藩镇割据的战火。广袤的中原、西北、河北、齐鲁、江淮和浙东等地区上空，飘起各色藩王旗帜，藩镇之乱使偌大的唐王朝走向坟墓。

宦官专权，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到了晚唐时期愈来愈严重。这就造成了以朝官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甚至皇帝与宦官集团之间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东汉时期已十分严重，到了唐朝，随着皇位争夺的激烈，宦官的作用越来越大，权势膨胀到了极点。中晚唐时期，枢密使由宦官担任，有宣旨、奏事及与宰相共议朝政的职权，是皇帝的机密大臣，成为皇帝的贴身心腹。同时掌握军权，是朝廷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晚唐在位的八个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无一不是由宦官拥立而登上帝位的。

边患迭起是唐朝灭亡的又一致命因素。从晚唐初期到灭亡的八十多年间，唐朝的中央政权与西北、西南等边疆少数民族的矛盾，从缓和渐趋激化，不断爆发战争，加剧了社会动荡，是导致唐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吐蕃和回纥是我国西北地区两个主要少数民族。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边防军事力量削弱，吐蕃乘机侵占整个河湟地区，曾越陇进入关中，不时威胁唐都长安。德宗贞元三年三月，吐蕃大相尚结赞攻占盐州后，因“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这时，张彦远的曾祖张延赏极力主张和蕃，但吐蕃与唐假意会盟，在会盟地点埋伏精兵，杀唐使，重创唐军。从此，双方战事又起。

在西南边陲，南诏对朝廷不断兴兵侵扰，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晚唐后期边患的又一突出表现。

南诏是云南少数民族建立于唐朝前期的一个奴隶制政权。原有蒙舍、越析等六诏。蒙舍诏地处其他五诏之南，于是又称为南诏。天宝年间，由于唐朝边将腐败，加上杨国忠弄权欺压南诏，激起南诏反抗，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而后，南诏转而臣属于吐蕃。

南诏入侵而引起的西南边患，加剧了晚唐社会的动荡不安，连绵迭起的边患，迫使唐朝廷不得不从内地调动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强防御，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了晚唐的财政危机。空竭的国库无法维持庞大的战争军费，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必然要加重农民的赋税负担，以致加剧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引发晚唐的政治危机。

生活在晚唐社会的张彦远没有机会像他的祖先那样跻身朝廷高位，在政治上叱咤风云，有一番作为，但他却以自己的艰辛劳动、艺术才华和卓越的思想理念，构筑了一部不朽的著作——《历代名画记》，成为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二）晚唐的思想文化

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唐代的思想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开启了思想文化的绚烂繁荣，到了晚唐时期，虽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此时的思想文化也没有昔日的辉煌灿烂，但同样创造出了宝贵的文化理论财富。

在晚唐时期，儒学思想依然是正统思想，其政治地位依然高高在上，相比较而言，佛教和道教时而遭到排斥和抑制。科举考试仍以儒经选士，尊重儒学的政治环境是儒家思想不衰的有利因素。晚唐时期诸位皇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崇佛、崇道信佛、崇道排佛。统治者登上皇位，都运用宗教来维护自身统治，唐王朝将佛、道教思想政治化后，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来加以强化。到了晚唐时期，佛教已经完成了对自身的宗教理论和实现品格的重大调整和补充，认同了儒家的一些观念，扩大了纲常伦理，汲取忠孝观念，成为王道政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更加迎合了巩固王权的需要。例如佛教的三世六道，善恶报应论与纲常名教的结合，要求人们通过修炼，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承认现实，不反抗朝廷，以求得来世的幸福和永久的解脱，佛教的这种道德观念，从另一方面教化人们忍让、安分、恪守封建纲常秩序，泯灭了人们的反抗意识，提高了宗教对巩固统治的作用，深受晚唐统治者的青睐。佛教的现实品格是为王道政治服务，其超脱尘世说迎合了备受等级压迫之苦的芸芸众生的心理，给渴望平等的人们以精神慰藉，使之安分守己，这也是佛教思想的主要政治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佛教的大肆盛行也引发了弊端。晚唐时期，随着佛教势力的迅猛发展，寺院经济势力恶性膨胀，占有大量土地，且不交纳赋税，构成了新一轮的矛盾，即以皇帝为首的国家政权与僧侣地主阶级利益的矛盾，并日益尖锐化，这也就产生了反佛斗争的社会背景。武宗的废佛，是晚唐发生的重大事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佛教和道教的矛盾之争，本质上却是代表世俗地主阶级和代表封建王权的皇帝及僧侣阶级的经济政治矛盾的总爆发。武宗令天下拆除寺庙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许多精美的佛像被毁，书籍被烧，佛教文化在此次灭佛斗争中受到重创。在这次废佛事件之后不到两年，宣宗即位，颁诏恢复佛教，宣宗本身是虔诚的道教徒，信奉道教，但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反对武宗从政之道，消除武宗废佛的影响，于是变废佛为兴佛，借此打击朝廷中的政敌，树立新的权威。唐末围绕废佛兴佛而展开的这场政治思想斗争，对晚唐后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在有唐一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影响。李唐王朝奉道教为国教，招纳道士入朝参政，道教以清静无为的思想为朝廷提供治国方略。因而晚唐的道家思想盛而不衰，与佛教思想的政治化一样，道教也同样具有为王权服务的鲜明政治化色彩。

反佛灭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受威胁，儒学是治天下的根本，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但传统儒学思想的有些内容到这个时期已经显得陈旧过时，需要调整和发展，因此需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佛教和道教同样需要一些传统的观念，以便更广泛地传播，因而，在宗教的斗争中，思想文化汇聚融合。

儒学、佛教、道教虽各不相同，但都是治理天下、安抚民众所需要的。“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三家在思想方式上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深刻地影响着晚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文化。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强调：“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强调绘画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教育功能，十分重视寺院宗教壁画的价值。可以看出晚唐时期的宗教文化对艺术影响深远。

（三）晚唐文人的心态

晚唐时期的文化成果，无不受到儒、佛、道思想的影响。唐朝的国运江河日下，民不聊生，上层士大夫的文学显示出消极的态度，文人对社会的动乱和李唐王朝的衰落有着无可奈何的苦恼，消极处世，沉湎享乐，在文学诗词中，忧国忧民的诗词具有很高的成就。例如李商隐，写景抒情，借古讽今，委婉动人。杜牧的诗风格独特，受时代影响，婉丽刚劲，华美而不失俊爽。政治上的不如意，导致中晚唐士人将个人不如意的人生转嫁在其他表达方式上，著书立说是当时重要的手段，使文人在追求古代文化理想的过程中，发觉自身的重要性，转为文化传播的工作，“士人绘画观”的形成，代表中晚唐士人精神的绘画作品发展迅速，形成了新的精神风尚。

《历代名画记》中反映的士人绘画观，一方面是唐以来重视文艺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士人阶层自身审美取向和价值观的转变，张彦远将个人的体验与时代的成果相融合写入书中，为后人研究唐文化留下了充实的史料。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晚唐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代表人物有柳公权、杜牧等，各具特色。晚唐的壁画因宗教的盛行而极富成就。文人书画创作的活跃，有力地推动了书画理论的发展。美学理论家司空图曾写过关于书法的论述《书屏记》《二十四诗品》等，也为后来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提供了资料。儒、道思想对书画创作和理论的渗入与影响，与唐代思想的开放、活跃有关，却也更能反映晚唐社会的政治、思想形式。晚唐国势日衰，政局动乱，文人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恪守儒道，维护李唐传统，推崇庄子清净无为的思想，作品往往象征精神寄托，书法绘画无不渗透出儒道思想色彩。

正如柳公权所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从侧面体现了晚唐文人的艺术主张，反映了从儒家思想立场出发，强调书法创作本于作者人品修养与立身之道的原则。十分注重人格品德对书法的影响。晚唐书法家注重禅论，认为书法本于心源，重在知佛性，追寻空灵的至高境界。很多作品体现了晚唐禅宗思想对艺术批评与审美情趣的渗透，将禅宗意识渗入自己的诗歌、书画创作中，也渗透入艺术批评中，在晚唐深有影响。

晚唐画家赵公佑、赵温其、赵德齐一门三代都崇佛信佛，以画寺院佛像人物而闻名。画家范琼绘有大量佛像壁画，张素卿是道士画家，石恪则尊崇儒学，从他们的绘画作品内容来看，无不受到儒道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