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武举出仕勇立首功

（一）世家子弟初露峥嵘

郭子仪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郭敬之，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官至刺史等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郭子仪自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不但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而且特别爱读兵书，并勤练武功，无论读书还是习武都很刻苦。

少年时代的郭子仪长得俊秀挺拔，剑眉星目，十分惹人喜爱。成年后，郭子仪更是出落得身材魁梧，体魄健壮，面貌英俊。郭子仪不仅枪法娴熟，武艺高强，而且还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传说，他20岁时，在河东（今山西太原）服役，曾犯有过失，按军纪应该斩首。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本来和他并不相识，但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又听说他颇有才能，意志坚强，便赞叹地说：“这样的人，将来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杀了多可惜啊！”李白为郭子仪感到惋惜，便立即到当地官员那里说情，最后以自己的官职做担保，把郭子仪救了出来。从那以后，李白和郭子仪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因受牵连下狱，郭子仪曾经请求替他赎罪，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

郭子仪的青年时代正处在民富国强、社会繁荣的大环境中，也就是所谓的“开元盛世”。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力强盛。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扫除积弊，任用贤能，从而使得社会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当时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在他的《忆昔》一诗中描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大概意思是说：想起当年开元盛世的日子里，就连一个小县城也要有万户人家。大米喷香，小米金黄，公家和私人的仓库里粮食都装得满满的。

武则天登基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赢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使自己从李氏家族手中夺取的皇权更加稳固，便开始广泛招揽文武全才参与政治。她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完善和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选官不再看重出身和财富，而主要以真才实学来选拔人才，从而使得社会的中下层人民也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同时为了解决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需求，武则天在长安二年（702年）创设武举，同时下令允许民间练习武艺，让青少年从小就开始练习骑射技艺，强身健体。武举的创设也为郭子仪铺平了一条步入军界的道路。后来郭子仪果然不负众望，夺得武状元。武举得中后，初任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后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749年做到天德军使（驻地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兼九原（今乌拉特前旗北）太守。虽然当时的唐朝正处于民殷国富、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中，对外并没有大的战事，但郭子仪却经常想到可能会发生战事，他一面守卫着国家的边疆，一面严格操练兵马，以备战事需要。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郭子仪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可以说，“安史之乱”带给普通百姓的是无尽的伤痛，摆在郭子仪面前的则是能够使他鹏程万里、扬名青史的机遇。

（二）隐患暗藏危机四伏

唐朝的北部边疆色楞河一带，生活着回纥人，而在西部青藏高原一带，生活着吐蕃人，唐朝同边疆各族虽然也发生过战争，但友好相处和经济文化交流却是主要的。

自高宗以来，唐朝在边疆上一直有重兵驻守。玄宗时，为了加强防御，在重要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每个军镇都设置一个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负责几个州或一个道的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日益增大，成了独行一方的土皇帝。而这时的唐玄宗专宠杨贵妃，整日沉迷于酒色中，不理朝政，政治十分腐败。宰相李林甫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先后掌权，任人唯亲，无恶不作，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边疆的十个节度使的总兵力达到了四十九万，而唐朝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人，形成了严重的外重内轻的局面。唐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节度使权力的过大，终于给驻守北方边境，手握重兵的野心家安禄山、史思明等以可乘之机，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安禄山造反，“安史之乱”正式爆发。安禄山和史思明都出生在少数民族部落。安禄山原名阿荦山，父亲是西域人，母亲是一名女巫。安禄山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到虏族将领安延偃家，因而改姓为安，字禄山。史思明则是安禄山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好朋友，两人都以勇猛好斗闻名四邻八乡。开元初年，安延偃带他投归了唐朝，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队里做事。唐将张守珪任命安禄山为搜捕官，命他带兵出塞巡逻。而安禄山也确实能干，每次出塞都能生擒数名契丹士兵。张守珪见他作战勇敢又有智谋，就把他收为养子，并推荐给朝廷。这时朝廷由宰相李林甫专权，安禄山便大肆贿赂他。李林甫嫉恨儒臣因战功提升，对自己不利，便劝玄宗说：“文官出任统帅，对真正的战争往往会束手无策，不如重用贫寒出身的蛮族。这些人打仗勇敢，又不会结党营私，陛下只要以恩相待，他们都会忠心为朝廷效劳的。”于是玄宗开始大批启用番将，并对安禄山更加宠信。

安禄山表面看来性格开朗，忠厚老实，其实内心却十分狡诈。当他触及到唐朝政权的核心后，他开始大行韬晦之计，表面上装作愚蒙不敏以掩盖其奸诈。有一次，皇帝让他去见皇太子，他故意不叩拜，左右官员指责他，安禄山说：“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是何官？”皇帝说：“我百年后将皇位交付给他。”安禄山谢罪说：“臣愚蠢，只知天下有陛下，而不知有太子，罪该万死。”于是再叩拜。当时杨贵妃得到皇帝的宠幸，安禄山即请求做贵妃的养子，皇帝同意了。他叩拜时，必先叩拜贵妃后叩拜皇帝，皇帝对此感到奇怪，他回答说：“番人是先母后父。”皇帝听后非常高兴，对安禄山更加宠爱。看到皇帝如此相信自己，安禄山的不臣之心更加迫切，他安排亲信在长安探听消息，却每年向皇帝进贡表示自己人臣之意。随着对皇帝性格的熟悉，安禄山越来越讨玄宗欢心。晚年的安禄山身体更加肥胖，腹部的赘肉松弛到膝盖，两只臂膊用力拉牵着腹部才能行走，可在皇帝面前跳起胡旋舞，仍然迅疾如风。皇帝看着他的腹部说：“胡儿腹中有何物而这样大？”安禄山说：“唯有一片赤心！”玄宗于是为他的赤诚所深深感动。天宝七年（748年），玄宗赏赐给安禄山铁券：只要不谋反，免死十次。安禄山一面在朝廷之上巧言奉承，一面以抵抗蛮族南下为名修筑雄武城，扩充兵士，积聚粮食，储备大量武器；同时他还暗中派遣胡商到各地经商，每年坐收百万之利，采购大量叛乱物资，随时准备谋反。

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已多年未发生过战争，兵无斗志，军备空虚，尤其是很多名城要塞都没有设防。在这种情况下，野心勃勃的安禄山认为谋反篡权的时机已经到来，只是感觉玄宗皇帝待他不薄，觉得师出无名，所以打算在玄宗死后再起兵谋反。不料主持朝政的杨国忠觉察出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屡次向皇帝上奏要提防安禄山。杨国忠的耳边风使得玄宗皇帝逐渐起了疑心，但也加速了安禄山谋反的进程。担心夜长梦多的安禄山于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兵马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范阳起兵，长驱南下，势如破竹。沿途各地方官看到连绵几十里的叛军队伍，有的弃城逃跑，有的开门迎接。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就渡过了黄河，占领荥阳（今河南荥阳）。唐玄宗急忙派封常清率军镇守东都洛阳，高仙芝戍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十二月，安禄山击败封常清，进入洛阳，并挥军西进，高仙芝和封常清被迫率兵退守潼关。但是，糊涂的唐玄宗误听宦官的谗言，杀害了封常清、高仙芝二将。而后启用卧病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率兵八万与封、高旧部合兵号称二十万，进驻潼关。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与唐朝分庭抗礼。在这紧要关头，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东）节度使，率本部兵马讨伐叛军。

（三）奉旨平叛捷报频传

在郭子仪奉命回到朔方后，立即招兵买马，补充兵员，试图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收复洛阳。仔细分析战况后，郭子仪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郭子仪首先率军击溃了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的安禄山叛军，紧接着收编了靖边军，击败了河曲（今山西永济西）叛将高秀岩，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两郡，打通了东进的道路。同时郭子仪推荐李光弼（契丹人）为河东节度使，令其率军由太原出井陉口（今河北省井陉县），进入河北中部，收复常山（今河北正定）。史思明闻讯后，亲率两万骑兵从西包围李光弼，争夺常山，双方激战四十多天，均无法取胜。李光弼又因史思明截断了常山粮道，被迫困守，并派人向郭子仪求援。四月，郭子仪急率军出井陉，与李光弼合兵十余万，在常山西南九门县（今河北省藁城西北）大败史思明，然后乘势攻入赵郡（今河北赵县）。

安禄山闻听史思明大败，恼羞成怒，当即派遣蔡希德率精锐骑兵两万前来增援史思明。史思明收集逃散士卒，与援军合兵五万，气势汹汹直逼郭子仪、李光弼驻守的恒阳（今河北曲阳）。郭子仪见叛军来势凶猛，不可一世，为了避敌锋芒，实行疲敌政策，一方面深沟高垒，加强工事，积极做好反攻准备；一方面采取敌来则守、敌去则追的战略战术，白天耀武扬威，夜里偷袭敌营，不给叛军以喘息的机会。史思明的将士由于无法休息，双方对阵几天后，叛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郭子仪见歼敌的时机已到，与李光弼率军奋然出击，在恒阳境内的嘉山再次大败史思明，杀敌四万余人，俘虏千余人，缴获战马五千匹。叛军首领史思明中箭落马，丢盔弃甲狼狈逃回营中。郭子仪、李光弼率军乘胜追击，围史思明于博陵（今河北定县）。嘉山一战，唐军声名大振，河北中部十余郡的地方官和军民纷纷起来诛杀叛军官吏，归顺朝廷。

（四）良策被拒长安失守

郭子仪和李光弼在河北的胜利，加上河南、山东等地唐军的不断袭击，有效牵制了安禄山叛军的西进，同时也切断了他们与老巢范阳的联系，使整个战争的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军的变化。这时郭子仪提出了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的方略。如果朝廷采纳这个方略，平定安史之乱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郭子仪的想法是乘胜攻取叛军的老巢范阳（今河北涿州），安禄山也必然会由于后方受到威胁，前面又有哥舒翰坚守在潼关，陷入西进不得、北退不能的被动局面，这样官兵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几路进军，集中消灭叛军。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求胜心切的唐玄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劝告，误听宰相杨国忠之言，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强令驻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反攻，收复洛阳。哥舒翰虽然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多数士兵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新兵，并没有太强的战斗力。他认为叛军远道而来，必然要求速战速决，唐军只要凭借潼关的险要之处，坚守阵地，以打破叛军的速决企图，而待其兵力削弱，内部发生变乱时，再大举出击反攻，胜算会更大。但糊涂的玄宗皇帝就是听不进去。哥舒翰知道圣命难违，只好带兵出关，结果在灵宝境内中了叛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俘，潼关失守。叛军随即西出潼关，攻占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唐王朝的东、西两京均被叛军占领，战局迅速恶化。郭子仪、李光弼听说潼关失守，唐玄宗西逃，只好率军退入井陉，河北诸郡县重被叛军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