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1)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在三百余年的长期分裂之后，于隋代又复归统一，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帝国。继隋而起的唐代更是一个国力鼎盛、蓬勃开放的朝代，不仅地大物博，而且具有一种无拘无束、恢弘自然的气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尤其是在盛唐时期，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呈现出丰富、绚烂的景象，在人才选举方面，隋唐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时代。

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科举是以进士科出现作为起始标志的。进士科举在中国延绵了一千三百年，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进士科建立于隋代，因此在中国科举史上，隋代虽然短暂，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隋炀帝始建进士科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据史载，于开皇三年（583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五年（595年），正式废除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的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人，所谓“进士”，即进受爵禄之义，由于狭义的科举是指进士科举，即从进士科设立之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任命官职，因此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

科举与以往的选士制度有承袭关系，但又有重大区别。最突出的区别是，以往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都是以主管官员的推荐作为选士的关键，所以又统称荐举；而科举则是以统一考试的成绩作为选士的基本依据，所以考试是科举的核心。

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科举”是分科取士之意，它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由于不限制应考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门阀把持仕途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入仕参政开辟了道路。由此扩大和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有利于大一统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使选拔任用官吏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由此充任各级政府官吏，给国家管理带来了若干新气象，成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有力支撑和文化教育的导向。开凿大运河的隋炀帝，还开通了一条士人应试从政的新渠道，虽然一开始进士科还只是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小溪，后来却发展成为最宽阔的仕进主流，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各朝一直沿用不废，遂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科举时代。

（二）唐代的科举发展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科举制度，并使这一制度进一步发展。

1.生徒和乡贡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生徒”和“乡贡”两种，他们是科举者的主要来源。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例如贞观以后，中央有国子监（下属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学、县学。仅国学生就有八千余人。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学、县学都要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来自学校的考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被称为“生徒”。不在学校学习而自学有成就者，可向州、县“投牒自举”。也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每年十月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特产一起解赴朝廷，所以称之为“乡贡”。州县考试称为“解试”，解试获第一名的称为“解元”。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2.常举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大体可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是固定时间举行的固定科目选士，制举则为皇帝临时根据需要下诏开科选士。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就是常举。

常举的科目，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其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其中常设的仅有明经、进士两科。此两科最初考试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试策、帖经。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

明经科始设于隋代，唐代正式确立该科的地位。明经科考试最初仅考时务策，唐高宗（650—683年在位）时增加帖经，到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增加墨义，并最终定型为帖经、墨义、时务策三场考试制度。

所谓帖经，是指考官任取经书的一页，将左右两边遮盖，中部只露出一行，另用纸盖住三五个字不等，要求被试者将所盖的字填出来，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填空。每十帖答对六个以上的算及格。

所谓墨义，是考经文及注疏，初为口试，称为“口义”。后因容易被人作弊，改为笔试，故名墨义。这种方法比较机械，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也就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中的本义根本不加重视和了解。

所谓时务策，是指考官出一道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要考生作答，颇似如今的论述题，这是考试的最关键部分，比起帖经、墨义来难度更大，有的也还有一些实用价值。一些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就在此处。

明经这种考试方法，以帖经墨义为主，注重儒家经典的背诵，在于测验考生对经典死记硬背的功夫，无法涉及对精神义理的理解，更谈不上个人有什么见解发挥，无助于启发人的聪明才智。有些考生把经书及注解背得滚瓜烂熟，却对精神义理茫然无所知，因此明经科较之进士科，始终为人所轻视。不过，由于是死记硬背，因此，在唐代常举各项科目中，明经科取士最多，每年约百名左右，而进士科每年不过三十名，所以明经一科是入仕要途。但是，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的及第者。

进士科最早设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7），唐代继承隋制，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正式开进士科取士。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进士科加试读史书一部，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加试帖经，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杂文。至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唐代进士科最终实行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考试制度。

帖经的考试与明经科相同，但难度低于明经科，时务策的考试内容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书堆中爬出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从汉代以来，选拔人才即用策问方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但行之既久，题目未免陈陈相因。而对于绝大多数来自乡贡、生徒的考生来说，他们还没有什么从政治国的经验，往往也只能对着试题发些空洞的议论。于是社会上一般士人就拼命收集历年考试的策题和及第者的对策文章，研习揣摩，熟记硬背，上场后临时拼凑应付。

进士科考试最关键的一场是杂文二首。所谓杂文，泛指诗、赋、铭、表、赞之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便明确为诗、赋各一首。完全是测验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唐人把进士科称为“词科”，后世也称唐朝“以诗赋取士”。

由于经文全赖背诵，诗赋则需发挥，因此，中明经易，中进士难。每年录取进士名额为三十人左右。与明经科录取百人左右相比，考进士要难得多。能考取进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才子，许多人穷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大诗人白居易27岁得中进士，作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像他不到而立之年就得中进士的实在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