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26年7月13日，恶习缠身的柯隆波住进费城综合医院。医生安排他前往强制戒毒病房报到，这是个合理的选择，因为他每天要吸将近7克的鸦片，抽80支香烟，喝两杯咖啡或茶，灌下1升多的威士忌。柯隆波告诉实习医生，他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而他之所以抽鸦片，就是为了醒酒。

不过，他说他可不沾真正害人的东西，不吸可卡因，也不碰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我不沾鸦片以外的毒品”。看他胳臂和大腿上满是皮下注射的疤痕，就知道他在撒谎。也许他不是存心要骗医生，只是为了顾及面子，因为那个年代的鸦片瘾君子认为打针吸毒是等而下之的。

柯隆波仍是个有固定职业的人。他夸口说，鸦片瘾并未影响他的意志力，也不影响他的工作能力，还说自己是烈酒商。身为美国公民而敢这么说，可不简单，因为1926年的美国并没有官方认可的烈酒商存在。

实习医生观察到，柯隆波的胃口也没受到鸦片瘾的影响，33岁的他体重高达125公斤，“他胸围宽广，腹部大而下垂”。想想他的体重和“日进三至五餐”的食量，再考虑他吸入的鸦片、香烟，喝下的咖啡、茶、威士忌的分量，就知道他简直是醒着的每一刻都在满足口腹之欲的人。柯隆波过的是一种持续接受多种生理刺激和感官享受，连古代任何一位极尽富裕、专横、糜烂之能事的帝王、暴君、统治者都望尘莫及（想来也不会长寿）的生活。

然而，柯隆波只是一介平民，是个收入马马虎虎的小本私酒贩卖商。他活在20世纪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都市里，而这个国家却能在短短的历史当中，制造和大量营销五花八门的官能享受，真可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就在他挂号住院的同时，从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层面来看，全世界也有数百万名小老百姓得以过着500年前连最富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

我把这种发展叫作“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这项世界史上的重大发展，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即1500~1789年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本书不仅叙述这段时期的商人、殖民者，以及其他权贵阶级如何成功汇集世界各地的精神刺激物质（亦即提神或麻醉物质），也探讨为什么他们的后代子孙明知有暴利及重税可图，却要改弦更张，决定管制或禁止多种（不是全部的）瘾品自由流通。

虽然以“瘾品”（drugs）一词来涵盖毒品滥用与上瘾的问题是极不恰当的，但它也有一大好处：简单扼要。许多为报章杂志定标题的人之所以罔顾药剂师们的愤怒反对，一直沿用这个词汇，原因之一即是他们需要比“麻醉性药品”更简洁的名称。本书则是将“瘾品”当作一个便于使用的中性名词，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质。因此，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大麻、古柯叶、可卡因、鸦片、吗啡、烟草都算瘾品，海洛因、冰毒（methamphetamine），以及许多其他半合成物质与合成物质，也在其列。这些东西本来并没有害处，但都可能被滥用，也都是有利可图的资源，而且都成了（起码有可能变成）全球性商品。

随意翻阅瘾品史，或许还看不出这事实。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是针对某些特殊瘾品，或存在于特殊环境中的瘾品类别所进行的，例如日本茶、俄国伏特加酒、美国毒品等。本书试图将这些零星的研究凑在一起，并将许多历史片段串成一幅完整图像，对全世界精神刺激物质的发现、交易与利用做一番交代。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曾在其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6年出版）中广泛探讨了疾病的流传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冲击，本书的宗旨也在针对瘾品做类似的研究。疾病与瘾品的流传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外地输入的酒类曾严重危害原住民的健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重大差异，麦克尼尔书中提到的事件多属偶然酿成的不幸；虽然肉眼看不见的细菌会经过人体的接触传播而使人丧命，但通常不是有意促成。瘾品栽培与制造的蔓延现象却绝对不是意外，大多是人类蓄意所为，其次才是靠生物在无意间传播开的。

本书第一部分叙述世界各地主要的精神刺激物资如何汇集，焦点放在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烟草、鸦片、大麻、古柯叶、可卡因、糖（是许多瘾品的主要成分）。这些一度受限于地理因素而无法流通的物资，现在都于不同时地进入全球贸易的潮流之中。例如咖啡的原产地是埃塞俄比亚，先传入阿拉伯，然后遍及伊斯兰教世界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欧洲人再把喝咖啡的习惯和咖啡豆带到美洲。到了19世纪末期，美洲栽种的咖啡已占全世界咖啡作物的70%，而欧洲的栽种者与殖民者则雇用签了卖身契的奴工，成功地在南北半球栽种药用作物。这些奴工集体耕作的结果，扩充了全球瘾品的供应量，瘾品价格也因之下跌，吸引数百万手头不甚宽裕的买主涌入市场，也使瘾品消费平民化了。

然而，并非所有瘾品的传播历程皆是如此。在精神刺激物资的贸易史上，藏有一段经常为人忽视的故事，例如许多地域性常见植物——卡瓦（kava）、槟榔、卡特（qat，一种阿拉伯茶叶）、佩奥特（peyote，印第安人用的一种仙人掌）——并没有像酒类或鸦片那样成为全球流通的商品。昔日由欧洲海外扩张势力促成的全球瘾品贸易是极有选择性的，基于流通周期有限，或对药性存有文化偏见等原因，欧洲人宁可忽视或禁止栽种某些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新奇植物，只有他们觉得有用的、可以接受的，才在世界各地种植、买卖，此举至今仍对社会与环境造成显著的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瘾品与贸易，也提到作为医疗和娱乐产品的精神刺激物。许多瘾品最初都是昂贵稀有的医疗品，对人类和动物的各种疾病具有疗效。等到有人发现它们能带来快感、改变意识状态之后，这些瘾品便脱离医疗范畴，迈入大众消费的领域，这种情况也改变了瘾品流通遭到政治力介入的程度，于是酒精、烟草、安非他明，以及其他精神刺激物广泛成为非医疗用品一事，便引起了争议、警惕和官方干预，各国纷纷设法为瘾品的医疗用途与非医疗性滥用立下区分标准，这套标准最后也就成为国际瘾品管制系统的道德与法律基础。

管制系统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瘾品忽然变成了既危险又赚钱的产品。它们不是“耐久商品”，很快就会被依赖者消耗殆尽，然后迅速补货，使用者经常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体验第一次接触的药效。换句话说，销售量也会随之增加。改良式蒸馏器、皮下注射针筒、掺入瘾品成分的香烟等这些新发明，都是为了让瘾品里头那些经过提炼的化学物质能够更有效、更迅速地进入消费者脑部，并使供货商能够获取更高利润而制造的。市场竞争也带动了更多的发明与广告的普及，制造商则是想尽方法压低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产品吸引力。瘾品售价下跌、诱惑力上升之后，更吸引了数百万名新的消费者，还为相关企业（例如强制戒毒治疗中心、打火机厂商）制造了牟利机会。瘾品贸易及其外围事业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分化之后的现象，而且发展重心渐渐偏离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而着重于提供快感与情绪上的满足。套句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话来说，瘾品贸易乃是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本书第三部分探讨的是瘾品与权力的关系，并说明精神刺激物质的买卖，如何让商场上与皇室里的权贵阶级赚取超乎普通商业利润的暴利。这些权贵阶级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瘾品来控制劳工、剥削原住民，例如鸦片可使华工持续处于负债与依赖状态，酒精可引诱原住民拿皮货来交易、把俘虏当奴隶出售，以及让渡土地。近代初期的政治权贵都知道，瘾品是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起初虽然敌视新的瘾品（认为嚼烟草是极其恶劣的外来癖好，贵族不屑为之，有时还会处决嚼食者），后来却心甘情愿迎接不断扩张的瘾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与专卖利益，只因其利润大得超乎他们的想象。到了1885年，英国政府的总收入有将近一半来自烟、酒、茶的税收，欧洲殖民帝国莫不以瘾品税作为主要财政后盾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国库根本。

政坛掌权者通常不会把能下金蛋的鹅宰掉。然而，过去100年中，他们却以国内立法与国际协商的方式，选择性地放弃合法瘾品贸易课税政策，目的是要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与禁令。本书最后两章将讨论现代化压力、医学发展、政治运作等因素如何刺激许多国家改弦更张，以及他们为什么只针对某些瘾品设限。这场反精神刺激物资的革命行动说来颇为诡异，那就是大家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合法购得烟酒，但要轻易且合法取得大麻或海洛因这类瘾品就办不到了。

撰写世界史的过程，好比是用低倍显微镜管窥世界，观察者固然看得见采样的大部分，但只能在牺牲细节的情况下看得到。要避免叙述流于单调，就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插入某桩特殊事件或某个特别人物，再回头描绘全貌。总之，这就是本书的叙事风格，除了取材自历史、社会学及科学文献的概论之外，也举出不少具体事例及若干个案研究来支持这些论述，其中包括安非他明的普及化、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与烟草业、印度酒税、俄罗斯禁酒失败的故事。每个事件都可当作一则寓言，足以说明瘾品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原则。

探讨这个主题必须有所取舍，我的目的是想指出并说明过去这500年间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而无意写成一部囊括所有精神刺激物的瘾品通史，因为瘾品的种类实在太多，不可能尽述——尤其自从德国最早的精神药物学家路易斯·莱温（Louis Lewin）于1929年逝世以后，就无人能够胜任此项艰巨任务了。在此应该声明，我只引用了浩瀚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书中提供的数据仍然十分可观，读者将可借此了解瘾品在近代世界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