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历史的进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1)
人们通常会认为，财产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等同于资本主义。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运作，但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的经济逻辑
中世纪后期，针对稚嫩的原始工业而兴起的变革促进了自由市场的发展，但直到18世纪末，随着蒸汽机的发明，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早期的制造厂主要是些小型家族企业，雇用的人员通常为企业所有者的亲属，偶尔也会雇用一些流动性劳动力。虽然这些企业家已在市场上开始运作，但资本主义尚未萌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首先发生在纺织贸易领域。通过第二章的介绍可知，那些急于摆脱公会管制的商人开始在乡村地区雇用廉价劳动力（即分包的早期形式）。城里的工匠资金充足，有能力购买纺织机；与之相反，农村劳动力则因为贫穷而无力购买属于自己的纺织机。于是，商人们通常通过出租的形式向农村劳动力提供纺织机。由于纺织机的租金非常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勉强够支付租金，并无多少剩余收入用于贴补生活。通过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转移给商人，一种改变经济历史的新的经济模式被建立起来。
16世纪末，新一代小制造业主将工人聚集起来，令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水磨和风车，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对于工人们所使用的机器，这些小制造业主同样拥有所有权。这样一来，那些之前拥有生产设备的工匠就被剥夺了生产工具，沦为雇佣劳动力，开始效力于他们的新主人—资本家。纺织贸易由此落入资本主义囊中，其他贸易也紧随其后。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曾经指出：生产从属于资本。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出现阶级关系，应当被视为新旧生产模式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劳动力向资本屈服，从而导致了18世纪后期的阶级斗争。亚当·斯密对自始至终困扰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进行了剖析，从而发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生产工具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种所有权的存在之下，数以万计的劳动者被剥夺了谋生的工具。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之下，农奴和农民被从世代耕作的土地上驱逐，而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归属则使工匠们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亚当·斯密认为，虽然这些人被委婉地称为自由劳动力，但事实上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他写道：在那个未开化的早期社会，生产资料囤积和土地划拨都尚未出现，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完全归生产者所有……但是，一旦特定人群占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自然会利用这一点，让勤劳肯干的人们为其工作，并为这些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出卖工人的劳动成果，或者通过生产资料之外的劳动附加值获取利润。
如果这样看起来不太公平，斯密的主张是：
对于那些拿囤积生产资料来冒险的人来说，获取投资收益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该情形下，工人劳动产生的生产资料的劳动附加值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工资，另一部分就是除去预付生产资料成本和工人工资之后雇主获得的利润。
土地从共有财产向房地产的转变也遵循类似逻辑。斯密认为：“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其土地变为私有，土地所有者就会变得像其他事物的所有者一样贪婪，热衷于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上的自然收成也要收取租金。”
紧接着，斯密又总结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规律，并做出如下简明概括：最初，全部价值都以这种方式在某些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不管价值来自社会劳动力每年所集聚或生产的产品，还是其他任何来源。工资、利润以及租金是所有收入的三个基本来源，也是所有交换价值的来源。而所有其他收入归根结底也都是从这三个来源中的某个里获得的。
大多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秉承这样的信条：利润是对那些冒险投资的资本家独有的回报。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却认同马克思的观点：从工人工资中抽取部分贡献值，将之当作利润（即剩余价值），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因此有必要做出一种更为公正的安排，即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并让工人充分享受其劳动成果所带来的收益。
但是，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雏形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小制造业主的确在中世纪后期才出现，而且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在水力和风力领域的投资，其中一些小制造业主开始把工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生产，但是，作为成熟资本主义企业的前身，这些制造厂多半规模较小，并且要靠家庭资助获取资金。
18世纪最后10年及19世纪初，伴随新型通信/能源矩阵的兴起，如我们今天所言的资本主义才应运而生。
第一次工业革命
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以煤炭为动力的现代蒸汽机，并取得了专利，生产效率因此大幅提高。1787～1840年，英国的棉花产量“从2 200万磅[1磅≈0.453 6千克。—编者注]猛增至3.66亿磅”，与此同时，生产成本却大幅降低。到1850年，燃煤蒸汽机已经风靡欧洲与北美。然而，直到爆发欧洲大革命的1848年，法国境内的水力却“仍为蒸汽机能源的2.5倍”。在法国，相比煤炭、火电、蒸汽技术，水力仍被广泛地用于工业生产。例如，在法国784家钢铁企业中，仍有672家使用水磨产生能源。
19世纪后半期，能源混合方式迅速变化。蒸汽动力从1850年的400万马力飙升至1870年的1 850万马力。
在煤炭储备充足的国家，蒸汽动力迅速普及。在欧洲，英国是第一个由水力和风力向煤炭能源转变的国家，德国紧随其后。美国也凭借其充足的煤炭储备迅速赶上了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上述三国已经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力军。
燃煤蒸汽技术迎来了新型通信/能源矩阵，即蒸汽印刷和蒸汽机车，而这两者则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广阔技术平台。
燃煤蒸汽机车缩短了空间距离和事务处理时间，改变了商业贸易的本质。截至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车的时速超过了60英里[1英里≈1.609 3千米。—编者注]。身处21世纪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蒸汽机车能够以如此速度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事实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截至1845年，每年有4 800万英国人乘坐火车。仅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铺设了超过2.1万英里的铁轨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为了更直观地感受火车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847年，从纽约到芝加哥，乘坐马车需要三周甚至更长时间；而到了1857年，同样的路程，乘坐火车只需72小时。
除了速度优势，蒸汽机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交通方式，不同于公路运输及水路运输，蒸汽机车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对于同一路程，在相同时间内，驳船只能走完一趟，而蒸汽机车则可往返数次；此外，在同等运费下，蒸汽机车的运输量是驳船运输量的三倍。速度与可靠性相结合使得商业与贸易在欧美大陆大幅扩张，而其成本却大幅下降。
在19世纪上半叶，铁路建设在美国仍然很少见。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铁路建设的高潮才真正到来。截至1859年，美国私人铁路公司的总投资额达到10亿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些资金使得30条大型铁路得以完工。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飞速增长的资本投资才逐渐停止。至此，美国共铺设了7万英里的铁轨，将美国大陆的大多数地区连接了起来。到1900年，蒸汽机车铁轨总长达到20万英里，将美国境内的大城市、小城镇乃至小乡村都连接了起来。
要投资这种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即现代控股公司。虽然在此之前控股企业已为人所知，但其数量仍然较少，且通常仅限于短期贸易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是国家特许建立的控股公司。随着铁路证券销售的发展，纽约证券交易所已从一个小规模的交易所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重地。实际上，美国大多数铁路证券的购买者都是英国投资商，其次才是法国和德国投资商，但很少有美国人了解这一史实。
实际上，铁路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商业公司”。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所有权与管控权相分离。从此以后，大型商业公司可以聘请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经理人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股东的投资回报率。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企业模式：劳动者只拥有生产工具的使用权，而没有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投资者只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没有企业的管控权。
建设铁路基础设施的高成本催生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将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消费者垂直整合。大型铁路投资方通过购买矿产资源，确保用于机车生产的煤炭供应。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甚至向宾夕法尼亚钢厂提供资助，以此确保铁轨钢材供应的稳定性。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车站周围建设并运营宾馆，以此满足乘客的住宿需求。
因此，在管理大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时，集权化的、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成为最有效的方式。铁路公司最先理解新型通信/能源矩阵下的必备运营条件。铺设并维护数千公里的铁轨，监管整个国家的铁路运输，维修和生产数以千计的器械设备，协调货物运输与交付，制订旅客行程计划并确保准点率，监管数千名员工的工作，这一系列任务意义重大。而且，一旦系统中的任一环节出现失误或故障，就可能产生（通常都会产生）连带效应，危及整个系统的运行。
要成功运营这样的巨型企业，需要将公司商业运作的各方面进行合理配置。19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商业合理化的内涵进行过精彩阐述：现代商业公司呈现金字塔模式，所有的决定都自上而下传达。正式的规定和程序决定了活动流程、任务的定义、工作开展的方式，以及每一阶段工作绩效的评判方式。管理的每个层级都经过精心规划，几乎不留一丝随意发挥的余地。任务被分解到不同部门，每个员工都在详细的操作说明之下开展工作。公司内部的晋升依据的是员工的价值及可量化的客观标准。
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曾描述铁路是如何将合理化进程应用到其管理架构之中的。他注意到：铁路公司是最先需要雇用大量职业经理人并最先拥有总公司的，在总公司中，中层经理人负责经营，高层经理人负责管控，并向董事会汇报。它们是美国最早建立庞大的内部组织架构的商业企业，设有严格定义的职责范围和权限，总公司、分部和野外作业单位之间相互沟通。同时，铁路公司还是最先研发金融和统计流程的企业，以此控制和评估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价值。
韦伯以及其他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对公司进行垂直整合以组织商业运作，这样才能创造规模经济和高度合理化的公司行政体系，即集权化管理和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根据韦伯的观点，理想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将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集中起来实现合理化的行政组织。股票销售对投资资本的配置、自由劳动力的动员、大型生产程序的建立、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交换、法律章程的形式性支撑，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量化，而且建立理性的行政管理模式可以促进等级架构中决策权力的集中。韦伯的观点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点：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同样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
如果没有通信革命，对全国市场上贸易增长与扩张的管理将不可能实现。1814年，弗里德里希·柯尼希（Friedrich Koenig）发明了蒸汽印刷机，随后，蒸汽印刷机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为伦敦《泰晤士报》印刷报纸，老式人工印刷每小时仅能印制250份，而蒸汽印刷机每小时可以印刷1 000份。截至1832年，印刷机印报纸的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
使用蒸汽动力印刷机印刷，不仅速度快，而且价格低廉，这大大提高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化普及率。许多新兴工业化城市开始建立公立学校系统，并推行义务教育，为未来的工人提供了必要的沟通技能，使他们为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更为复杂的商业经营做好准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蒸汽印刷取得了一系列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并提高了产量，这些技术进步包括造纸机、铅板印刷以及旋转式打印机。在技术进步的促进下，蒸汽印刷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提高，与燃煤动力铁路运输齐头并进。
国家邮政局逐渐从马车运输转向铁路运输，而廉价、快速的印刷方式刚好与同样廉价、快速的交通方式相结合，加速了商业贸易。时效性合同、支票、运货单、报纸、广告、操作手册、书籍、目录以及其他类似的纸质产品均可通过铁路运输。供应链、供应商和消费者在极短的时间内联系在一起，并且这个时间段从以往的数周乃至数月，缩短为数小时或数天以内，这极大地加速了商业的发展。